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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
君兮君不知”；据《说苑》记载；这首歌是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过来的；乘船的是王子鄂君子皙；
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歌调婉转；感情深挚。“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句隐语，“枝”是“知”
的叶音，有点象南朝民歌；沈德潜评此诗说：“与‘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同
一婉至。”（《古诗源》）
古代往往谣、谚并称，其实谣和谚意思相近而又有别。谣指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谚指谚语，
它用简单通俗的固定语句，说明一定的道理。
殷商以前的谚语，今已罕见。记载谚语较多的古书莫过于《左传》；如：“心苟无瑕；何恤乎无
家”（《闵公元年》）；“狐裘□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僖公五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僖公五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昭公三年》）。这些谚语产生的上限，已经很难考
定，而它所反映的内容和表现的形式，都已相当成熟。前两例亦谣亦谚，后两例已近格言，
都不可能是上古初民的创作。
《论语》、《孟子》、《荀子》、《国语》、《战国策》、《礼记》等书中记载的古谚语还有很多，产
生和写定的时间更晚，大体上都是句式整齐的格言式的语句，是人们劳动和生活经验的总结。
楚歌？？
古代的楚地民歌。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是南方大国，占有江淮流域大部分地区。它在政治、
文化上虽与中原地区有所交往，但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保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诗歌、乐舞等
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
早在《诗》三百篇中，就已经包括了中国中南部江汉流域的民歌──《周南》、《召南》；其中
某些作品如《汉广》、《螽斯》；《□有梅》等诗；隔句用一“思”字、“兮”字缀在句末，很有
规律，在形式上显示出一定特色。另外，在其他古籍中也保存一些楚地歌谣，如《接舆歌》（《论
语·微子》）、《孺子歌》（《孟子·离娄》）、《越人歌》（《说苑·善说篇》）、《徐人歌》（《新序·节
士篇》）等。它们都不是四言体，而且都在隔句末尾用语助词“兮”字，与中原地区的民歌在
形式和风格上都有不同。这些楚地民歌的艺术特色，曾被屈原所吸取，成为他创造“楚辞”
体诗篇的基础。
楚歌在秦汉之际和西汉初，仍然在楚人中流行并受到喜爱；如《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
王军壁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史记·留侯世家》：“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
吾为若楚歌。’”《汉书·韩延寿传》：“歌者先居射室；望见延寿车；□□楚歌。”又据《汉书·礼
乐志》说：“高祖乐楚声。”汉高祖刘邦所作著名的《大风歌》，正是楚歌体作品。
玄言诗？？
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自魏晋以后，
社会动荡不安，士大夫托意玄虚以求全身远祸。到了西晋后期，这种风气，逐步影响到诗歌
创作。尤其是东晋时代，更因佛教的盛行；使玄学与佛教逐步结合；许多诗人都用诗歌的形式
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
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庄子）之义
疏。”《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还指出“过江（指东晋）佛理尤盛”。这
个诗派的出现，虽反映了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但其实质则与王弼、何晏、阮籍、嵇康等
早期玄学家不尽相同。西晋后期，玄学已成为门阀士族的思想理论，这种理论又经东晋支遁
诸人之手，与佛教思想结合起来，反映当时士大夫逃避现实的精神状态。孙绰、许询是玄言
诗人的代表。由于玄言诗大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缺乏艺术形象及真挚感
情；文学价值不高，所以作品绝大多数失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有孙绰诗12
首、许询诗3首。此外；谢安、王羲之等所作的《□亭诗》，也是典型的玄言诗。不过由于魏
晋玄学提倡“得意忘象”，所以自然景物也往往作为领略玄趣的：“言象”出现在玄言诗人的
笔下。如孙绰《秋日》诗就写得较有文采。许询也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的写景佳
句。《□亭诗》中也有较为生动的景物描写。谢灵运那种夹带玄言的山水诗，和陶渊明一些诗
所创造的恬淡意境，似也多少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逸诗？？
先秦古籍中常常引用“诗”句，其中有一些是今本《诗经》305篇以外的，前人称它们为“逸
诗”。
今传的《诗经》并非足本，如《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
仪》等 6篇，篇名都见于《仪礼·乡饮酒礼》和《仪礼·燕礼》，而其辞不存。《毛传》以为
“有其义而亡其辞”，朱熹《诗集传》认为这 6篇皆“有声而无辞”。多数学者则同意《毛传》
之说，以为本来有辞而亡逸了。还有《商颂》，据《国语·鲁语》说，原来有12篇，今《诗
经》所收只有5篇，其他7篇何时散逸不能定。此外，今传本《诗经》中还有阙句的情况，
如《小雅·沔水》共3章，前2章每章皆8句；而第3章仅有6句；朱熹疑脱首2句；《周颂·维
清》仅有 4句，朱熹疑有脱文；《鲁颂·□宫》共9章，前5章中，第一、第二、三、五章
每章皆17句，独第四章为16句；朱熹以为脱1句。姚际恒《诗经通论》反对朱熹之说，以为
此诗无阙句，但理由不足。
先秦古籍所引的“诗”句，如《荀子·王霸》所引“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
不为则亡”，《臣道》所引“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以及《解蔽》、《正名》和《法
行》等篇中都有些“诗”句，但不见于今本《诗经》。又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翘翘车
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以及《左传·成公九年》、《襄公五年》、《襄公八年》、
《襄公三十年》、《昭公四年》、《昭公十二年》、《昭公二十六年》中所引的一些诗，也都如此。
但这些诗是否都是原属《诗经》所收而后散逸的诗；尚难断定。其他古籍如《国语》、《论语》
等书中还有一些。这些“逸诗”总数并不很多。
清代郝懿行《郝氏遗书》中有《诗经拾遗》1卷；辑录较为完备。
南朝乐府？？
东晋至陈末的乐曲歌辞，包括民歌和文人作品两类。在现代的研究著作中，南朝乐府一般指
这一时期的民歌。
东晋渡江以来，长江流域的经济得到开发。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商业、交通和城市经济
有了相应的发展，作为娱乐的歌舞也随之在贵族官僚和一般平民中空前盛行。《南史·循吏传》
记载；宋文帝时；“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齐武帝时，“都邑之盛，士
女昌逸，歌声舞节，□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歌舞既已成为社
会上广泛的需要，新的乐曲和歌辞乃不断在民间产生以代替陈旧的雅乐，并为乐府官署所采
集和加工。
今天所能见到的南朝乐府民歌约近500首；全部录存在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中，其中
绝大多数归入“清商曲辞”，仅《西洲曲》、《东飞伯劳歌》、《苏小小歌》等不足10首（不计民
谣）分别归入“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清商曲辞”中所收主要为“吴歌曲辞”和“西
曲歌”两类。《宋书·乐志》：“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引
《古今乐录》：“西曲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可见吴声
歌曲是长江下游以建业（今南京市）为中心这一地区的民歌，西曲歌则是长江中游和汉水流
域的民歌。前者的歌辞比较集中，尤以《子夜歌》、 《子夜四时歌》、 《华山畿》、《读曲歌》
等为多；后者则曲调较多而歌辞不很集中。
《乐府诗集》中收录的各种乐曲，绝大部分都引用载籍作了解题。例如《子夜歌》中引《唐
书·乐志》以之为晋代女子名子夜者所造，《华山畿》引《古今乐录》所记宋少帝时客舍女子
殉情时歌“华山畿”一曲，轶事传闻，颇足增添情趣，但多难视为信实的史料。
今存的南朝乐府民歌常常可能与文人的作品相混。由于当时文人喜欢拟作民歌，一旦在流传
过程中遗落作者，即易被认为民歌。反之，民歌也可能误署文人的名字。例如《碧玉歌》前
三首，《乐府诗集》引《乐苑》以为是汝南王所作，但题下却不署著撰人；玩其语气；恐是民间
作品。后两首，《乐府诗集》不署撰人，但《玉台新咏》以第一首为孙绰作，第二首为梁武帝
作；《艺文类聚》也以第一首为孙绰所作。孙绰时代较早，主要写作玄言诗，不至写出这样旖
旎的作品；梁武帝则是大量拟作民歌的作者，《子夜歌》中最后二首就见于他的集中，所以这
首《碧玉歌》也可能是他的拟作。诸如此类；文献不足；已难确考。除去这些可疑的作品，余
下的民歌多作女性口吻，其身分可见者多为商家、贫民、船户、妓女等，属于城市居民的中
下层。
汉乐府民歌反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北朝乐府民歌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南朝乐府民歌则
十之**属于女子所唱的情歌。这自然不是当时的社会没有产生怨刺之音，而是由于搜录民歌
目的在于满足上层统治者的声色之娱，搜录者就必然摒斥和这一目的格格不入的作品。
这些情歌中所表现的，绝大多数为不合封建道德规范的男女之情，即并非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