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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重书记又说：“我们回去后要拿出实际行动，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这种精神，学习他们这种干劲，他的典型材料我们省委已做了讨论决定，已向党中央报上去了，希望今天到会的要认真学，没到会的人也要学，要以翻山堰为示范，在全省、全国开展三治建设运动”。
听着高华堂和王书记的讲话，陈永贵不禁仔细端祥起高华堂：眼前的高华堂，个头比中等身材还偏矮一点，走路时头有点稍微前倾，脊背有点罗锅，标准黄种人的黄白的脸色，五官端正，一对大眼上单眼皮偏薄，绷的很紧，鼻梁直而丰满，一双厚实的耳朵紧贴脑后，特别是一张偏大的嘴巴，嘴唇稍厚，不说话时闭的很紧。陈永贵想起了以前印象中的高华堂，曾听的一首歌这样称赞：“郧县大堰乡，有个九里岗，三治红旗高华堂，赛过夏禹王……”。
此时的陈永贵还是山西省西阳县大寨大队一个寻常干部，他也在抓农业生产，但还没有名气，没有后来那么响亮全国乃到全世界的知名度，他很善于学习，听说高华堂的事迹后，不远万里，风尘仆仆赶来。他取长补短，发现大堰乡的“三治”经验，迅速就悟到大寨的实际，马上就想到了把大堰的做法创造性地运用到大寨的建设中，由此而成就了陈永贵的大寨红旗。
他还看过一本小册子，描写湖北的郧县大堰乡九里岗是一个穷山恶水、人贫地薄的小丘陵山区，自从出了高华堂以后，这里的山变绿了，水也变清了，地也变肥了。这本册子名子是《青山不老，水有情》，说很早以前，有一对老夫妇，住在深山老林里，他们勤劳善良，一生只生下一女，此女生来聪明伶俐，美丽大方。老夫妇爱若掌上明珠，取名青山，青山长大成人嫁给一个小伙子，名叫洪水。洪水无父无母，自小浮流浪荡，不务正业又无人管束。自从青山带着丰厚的嫁妆嫁给了他，他就带着妻子的嫁妆和丰厚的财富，去消遥游荡任意挥霍，妻子在家哭干了泪水。就在这时这个地方出了一个高华堂，他看到他们的家是这样的不和睦，妻子整天哭哭泣泣，洪水喜怒无常，高华堂生气了，他一手牵水，一手平山，使它们夫妻和好，使洪水不再随意发怒生气，不再拐带着妻子的嫁妆和资财到处撞荡了。
高华堂的再次介绍打断了陈永贵对事故的联想，高华堂指着斜对面的四条山梁说：“这脚下的山，是九里沟渠的起点，对面那个小短山梁叫三里岗，再那边的一条岭子叫西岭，再朝那边的一个岭子叫台子岭，从台子岭再朝西去叫五里蹽坡，看得见的这些田共812亩，1600多个田，这些田是从1952年开始到现在才改成的。其实真正的改田也只是到了入社以后才大力进行的，才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原来也有人改田，但很少，我们这里叫翻山堰，光绪二十七年（1868年）立有石碑为证。
那时虽已修了翻山堰，但我们这里只两三家地主有田，穷百姓看着水从地边过却不敢浇地，庄稼眼睁睁的旱死，没有饭吃。几家地主争水打的头破血流。经官府解决才立下此碑以免纠纷；这里的人很早以前就懂得改田的重要，所以有一个说法：“一水顶三旱”，一个工改的田只要能栽兜秧苗就划算。穷百姓虽懂这个道理，但没地可改，就是改了田地也不让放水，土改以后土地成了人民的，人们都想把自己的地改成田，但困难还是很多的。
单干时，改田各自为阵，各改各的，随弯就地，能改多大就改多大，只要能成田就改，改出来的田七大八小，高低不等，很大一部分田，虽然改成了，但根本不能用牛耕种，只能靠人工挖田栽秧。这里虽然不缺牛，但不少的田没有一头牛长，如果把后边拉的犁算上，一头牛加犁在田里转身也难。单干是改不好田的，只有互助了才能多改田。人们的思想是各自为政，不能成块，也不能成片。儿童课本上有一篇课文道的很是明白：“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路一条。所以，我们这里改田还经过了一个从互助组的田到人民公社的田的过程。由小田到大块田，由分散到大片，由大片变成水平线盘山转的田，所以我们要走人民公社的道路；只有人民公社的道路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山上到山下，一坡一坡，一山一山连成大片的改。从下朝上看，那一面一面的山田自下而上绕山转，象梯子一样一直绕到山顶，山顶上正好是冬日的睛天，雾收到了山顶，正好遮住了最上端的田埂，就象通向天宫的天梯被烟雾燎绕着。从上朝下看，田里长着绿油油的麦苗象铺着绿毡子的一级一级的台阶。高华堂向参观的人讲着，陈永贵又想到他们那里和这里都是大于45°的山坡地，所不同的就是他这儿有居高临下的水，没有这样的水，也可以把它改成梯子一样的地呀。对！回去了一定要把我们那里的山坡也一面一面的改成梯地。他想到这里，就不由自主的小声问了高华堂一句：“你是啥会儿想起来要把这样的山坡改成山坡田的？”陈永贵这一问，就勾起了高华堂温温的历史回忆
上部 饥饿诞生理想
一、高华堂的童年
高华堂的父母都是穷人，是讨饭中结成的夫妻。那年来到大长井口的一条小沟里，就在这里结草为屋。男人开荒种地，女人靠要饭维持生活。贫穷和劳累的折磨，使高华堂的父亲过早去世了。
他们的草屋建在沟脑的山坡上，一条沟被年复一年的山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白花花的一直铺到沟口，两面山坡上有父亲一镢头一镢头挖出的二三亩挂轴子坡地。父亲死后就靠他唯一的大哥一个人来用挖镢耕种。
高华堂大哥1900年出生，身材魁梧，很是勤劳。每天早晨吃罢野菜和稀苞谷糁，一边吸着自己种的旱烟，一边穿着草鞋打绑腿。他们家开的是挂轴子坡地，只能种包谷、荞麦和粟谷。坡陡土少，苞谷长的跟烟袋杆一样粗，苞谷穗长的象鸡头那么大，每个穗上也只长有稀稀拉拉的几十棵粒，人们称这种苞谷叫野鸡更，这是说野鸡随便伸一下头都能啄到苞谷粒。每年在那坡地上掰下的苞谷穗连苞谷壳也只有几背篓。大哥比高华堂大十几岁，家里的体力劳动全靠大哥一人。
每次出去要饭高华堂都是跟在妈的后面，妈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个子又不大，拄着个棍子，挎着个野藤子编的篮子，棍子既可拄着走路又可以打狗。那时候有钱的人家都养狗。
有一次要饭，人家没有饭了就给舀了一碗汤喝，高华堂一喝觉得比饭还好吃，就叫妈尝了一下，问这是啥汤，妈喝了一小口说：“娃子，这是白米汤”。他问妈，我们那里有恁多地，也有恁多水咋不多种白米，都吃白米饭、喝白米汤多好！，妈说：“娃子，要吃白米饭得要先改田，有了田才能长出白米来”。高华堂说：“等我长大一定要改田，把所有的地都改成田。”妈说：“娃呀，那地不是我们的，那水也是人家地主的呀”。
高华堂就从此下定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获得土地，把所有地都改成田，叫穷人们都有白米饭吃都有白米汤喝。
从高华堂能记事起，他妈就显得很苍老，身体一直不好，瘦小的个子佝偻着腰，花白的头发一脸的皱纹。每次出沟要饭都要从高家大院过，虽然他们同是高家的宗族，但人家是个富家，他们是个要饭的。院里住着的一户，人们都称呼他高大爷，他的真名子也没人过问过。他家里办了一个私塾学校，只有几个娃子读书。请了一个教书的先生，瘦高个，穿一件黑布长衫，戴一顶黑瓜皮帽，帽顶上有一个红疙瘩，窄长脸，黑里透黄，戴副老花眼镜，看人时把头低下一点向前倾，从眼镜的上边看人。高华堂每次和他妈从那儿过，都舍不得走，总要趴到窗子上瞄几眼听一会。有一回他正趴着窗子朝里看，那位先生出来了，摸着他的头对他妈说：“这个娃子，从相上看，他将来早成器，叫他也到我这里来念书吧，将来对你们也有好处。”他妈听到这里，麻利一把拉起儿子就走，边走边叹着气说：“娃呀，不是妈不让你读书，你看我们家连饭吃的都没有，哪有钱让你读书啊。”他妈这几句话深深的刺痛了高华堂幼小的心。自那以后，每次要饭从那里过，总是拐弯过去，再也不从那个学堂门上过了，以免他妈伤心。
他渐渐的长大了，和妈一起出去要饭怕人家笑话。就每天和大哥一起上坡做活。可大哥总嫌他太小没有力，让他在地边玩，这样半做半玩的高华堂到了15岁，他觉得自己不小了，不能光靠哥哥一个人养这个家了，应该出去挣饭吃了。在家里苞谷糁搅得都很稀的，逢啥节日想吃顿好饭也只是把苞谷糁搅的稠一点就算是吃的好了。就是每年过年也只是拿苞谷到沟外换一点白米回来掺上小米做一顿干饭，这叫做两米饭，这就很不错了。吃这种饭不能吃快了，大口的吃就噎人，能叫人噎的直打嗝和掉眼泪。每回做这饭，他妈总是坐到边上打草鞋，让他哥弟俩吃。一边打着草鞋一边说：“吃慢点，莫噎着了，锅里还有。”
二、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