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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儿被关了１个多月之后，我心想，这关到哪天算一站啊？一个晚上，我乘无人注意的时候跑了，没想到同屋的一个盲流哑巴看见我跑出去就叫唤起来。门口两个拿着长矛的看守，迷迷瞪瞪一听有人逃跑就追了过来。我刚好要翻墙时，他们从背后给了我一长矛，扎在我屁股上。我带着伤从墙上翻过去，从大同的御河游到对岸，扒火车到了太原。当时在太原、泰谷、祈县、介休、张兰一带都有北京的学生插队，我就到处住。前后待了小两个月。伤养好后我回到了太原，找到了我的朋友，他是当时山西省剧协主席张万一的儿子，叫张晓杰。我在那儿住到第三天晚上，还是被人发现了。太原市公安局跟北京市公安局去了三四个人，夜里把我给铐走了，坐火车押回北京。从那时候起我就再没出来，一晃就是１０年。他们给我定的罪名是“三反一攻击”，“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伟大领袖和中央领导人”，判刑8年。关到第二年时，因为我逃到香港的事情被人给揭发了，又给我加刑5年。到１９79年12月份平反出来时，我蹲了9年9个月零16天的监狱。
说老实话，我当时是有点不明白。我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个年轻人，无非就是写点诗，发一些不满情绪。什么逃往国外，其实是我这人比较浪漫，喜欢胡思乱想，从小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无非是想跑到国外去看看埃及金字塔，看看撒哈拉沙漠，看看巴黎圣母院。我根本不可能想给台湾的国民党当特务，也没想逃到美国当间谍去。
在我被单身关押的2年多时间里自杀过２次：１次绝食，１次触电。那时我绝对绝望了。在一间３平方米的小号里，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在里边整整待了28个月啊。我写过一篇《单身牢房的日子》，8万多字，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这段生活。我是戴着铐子被关着，四面都是水泥墙。待到第四天我就受不了了，就想触电自杀，一看电没打死我，还得活着。那种环境，人没点意志力，绝对得他妈的疯喽！第二次我绝食11顿，５天半。我是为了跟他们要书看，因为我有属于自己的几十本书，全是当时合法的书籍，我要改变这种非人待遇。那个３平方米的监狱是我一个人的天地，我真是经历了一场没有枪炮的一个人战争。我要面对那个专案组，必须要使用策略。他们让我认罪，我不认，他们就逼着我承认。一共打了我几十次，打得我遍体鳞伤。你知道他们用什么打我？用板凳腿打、皮带抽，用脚踢。我戴着铐子，踢得我满地滚。我想他们最好把我打晕，那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是怕打，而是希望你打我，打晕了得了，就没有知觉了。
所以在党和政府给我平反出狱后，从没觉得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什么都无所谓，再难能难过监狱里边吗？
我的被捕入狱，不仅断送了我个人的青春，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我到今天也忘不了，１９71年3月18号那天，当我在先农坛体育场宣判大会上，被警察揪住头发宣布“罪行”时，我抬头从人群中看到了母亲那双心痛又无助的眼睛。那目光在很多年里一直像一把剑一样刺着我的心。
为了不连累家人，在我进去后，就与家里断绝了关系。但是４年后，母亲还是辗转打听到我的下落，到关押我的监狱来看我。那天，我发现母亲的脚上只有一只鞋。母亲告诉我，由于上车时人多，在永定门车站被踩丢了一只鞋，下车后她是穿着一只鞋走完到监狱这段路程的。
忘不掉的历史（4）
那天，我爬到母亲身边，抱着她青肿的脚放声痛哭。那是在我将近10年的监狱生涯中仅有的一次痛哭。
在那场空前的运动中，我的大哥卷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去了东北，我的两个弟弟插队到了陕北。而我被关在监狱里命运未卜，可以想像我父母亲是如何在为儿女们的提心吊胆中过着艰难岁月的。
10年后，当我从监狱中出来找到我几经迁徙的家时，父母已经是风烛残年。不久我父亲就过世了，母亲也因患了老年痴呆症，不认得她朝思暮想的儿子了。
嗨！说这些太他妈沉重了！
你看我满脸的沧桑，其实都是那时留下的，我的故事全写在脸上呢，但我不后悔，监狱生活给我的东西太多了。除了磨练我的意志，我在那里也有幸结识了许多老师。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发在网上，叫《卧虎藏龙在一监》，就是写我那帮难友的，那都是我的老师，全是些很有才华的人。王学泰，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那是个老夫子，无所不通啊，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得简直太深了；李少白，现在是很有名的一个职业摄影家；邢长春，那简直就是一个大学阀，一部《资本论》你甭跟他盘道，他几乎是倒背如流。我在监狱里边真是跟他们学了很多东西。
我被抓进监狱时，还只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但我在监狱里边成熟起来。监狱成了我的一个大课堂，所以我一点不觉得住这监狱有多么冤枉。那时我让家里人给我送了好多书，每天读书。包括《毛泽东选集》４卷，《列宁选集》、《资本论》、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尤其是我发配到团河农场后，那里的管教大多都没什么文化，所以好多书也给蒙混着带进去了。像杨荣国、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范文澜的４卷《中国通史》我读了无数遍。到最后出来时，我身边还存了70多本书。
我是１９79年12月24号平反出狱的。我的监狱生活随着一个黑暗时代的结束而画上了句号。
出狱后，民政部给我补助了733块钱，叫做“一次性补偿”。我也为此写过一篇东西发在网上了，是《离开监狱那一天》。
当时分配我去广渠门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宏志中学当老师，但是我认为自己不适合当老师。于是，我姐姐问我想去哪儿工作，我说我的条件不高，只要能挣50块钱，够我吃饭买书就行。那时50块钱也算不少啦。姐姐帮我选了个街道单位———西直门汽车靠垫厂，每月拿50块钱，但是要干很多活，天天装“212”吉普车棚子。第一个月拿到50块钱的时候，我真高兴，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工资。
尽管那时候也挺惨的，天天就是干活吃饭，每天累得贼死，但我还是以看书为主要生活，我从里边出来后觉得好多书读得不系统，比如哲学、历史、文学方面的书。我在里边曾读过3套文学史，回来接着读。我还参加了“成人自学考试”，13门功课统统过了。那时，别人都说我是疯子，每天走路都看书，背英语单词，背诗，可那是我多少年的习惯啊。人家说我这人“另类”，可我干起活来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在里边什么苦我没吃过？干活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后来我当了车间主任，算是升官啦。我这一生当过的最大的官就是街道工厂的车间主任，工资待遇长到70多块钱。
我离开工厂也纯属偶然。大概是１９82年，有一次我到安阳去开订货会，带着我们的产品到那儿去摆地摊。当时是11月份，天气已经开始冷了。晚上住在招待所里没事儿干，一个人跑到走廊里背莱蒙托夫的诗。10点多钟时，过来一个人跟我聊天。他看了看我手里的书，就开始跟我侃。我俩从文学谈到历史，越侃越来劲，时间也忘记了。最后一看表已经是夜里三四点，天都快亮了，可我还不知道那人是干什么的。他问我：“跟你聊这一宿，怎么也不问问我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我这人不喜欢刨根问底的，咱们俩聊得挺好，这不就行了吗？明天拜拜，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笑了，说：“你这人呐，还挺有性格。我愿意交你这么一个朋友。我就是来订货的厂家。白天一屋子人等着我来订货呢。”他又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明年２月份我要出一批新座椅，因为北京要推出一批招手停的面包车。”我问他“招手停”是怎么回事，他说就是小公共。我说：“行，找我吧，反正我是干这个的行家里手。”
从外地回来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谁知道过了春节那人真找我来了，说他的新产品要立刻上马，问我们工厂能不能接受。他们一个月要150多套座椅呢，这量太大了。我说干脆自己建个工厂得了。他同意。我就去找了乡镇企业，跟他们大队书记一拍即合。我做他们的供销科长兼副厂长。我一年能挣到十几万块钱。所以，应该说我是最早下海的一拨人，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发了点财。
我干了３年，挣了几十万。这时我的朋友李少白来找我了，说：“你老他妈的挣钱，还做不做文化啊？”他说他们正准备创办《桥》杂志，让我跟他办杂志，这当然正合我意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肯定能考上北大中文系，肯定早成为一个文化人了。所以我就扔了买卖，跟他到《桥》杂志社了。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