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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赎回胜琼作了小妾；在以后的日子里，两个女人和睦相处，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
李耀宗虽对卢帆心存思恋，念念不忘，但他却努力克制着自己，没有给远在异国它乡的卢帆回信，没有再去接纳那从大洋彼岸飘摇而来的悠悠红绳。在他认为，无情的现实已让他们无法选择，为什么还要徒增烦恼地加重对方的感情负荷！在他认为，时间的尘土会掩埋人的忆念，假以时日，这一切痛苦的思念都会成为往事，在生活中、意念里烟消云散，不复存在。
当陈玉媛走进李耀宗视野的时候，那活泼泼的神态姿容，又一次掀起他感情的波澜；陈玉媛有太多的地方同卢帆相像，不仅外表酷似，而且，她的神韵、她的气质、她天真无邪、端庄贤淑的女性美，更频频震撼着他的心，让他为之痴迷、无法自拔。
如果说李耀宗一开始对陈玉媛的爱仅止是一种长久压抑心头的感情宣泄的话；而在他们长久的感情释放中，他们之间却建立了真正的爱恋，这种爱在人们眼里尽管不是那么正大光明，但它却在经历了世俗的风风雨雨后依然鲜活地保存下来，取代了他对卢帆的全部情感和思念。
陈玉媛的温情和缠绵在李耀宗的感情生活中掀起了狂涛巨浪，造成了他生活的不平静。但是，事实上存在的年龄上的鸿沟，还有自己已经拥有的地方大员特殊的地位和身份，不允许他在爱的路上进行像普通人那样的选择；他必须有一个遮掩自己真实的面具，必须给周围的人一个形象，一种闪动着灵光、满含着神秘的形象，以此来换取人们对他的尊重和敬仰。
为此，他也必须给陈玉媛一种合情合理的安排，一种从表面上看起来正大光明的、属于一个正常女人应该有的全部生活；这不单单是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自己深深爱着的这个女人。
陈玉媛并不同意嫁人，不愿意接受李耀宗以外的第二个男人，她满足于这种虽然不能公开，却是真真实实的拥有；但在李耀宗的说服动员下，陈玉嫒还是嫁给了庞文明。
当然，对陈玉媛来讲，她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为了那个同她愉悦偷情，却又使她无时或忘的那个声名显赫的男人，她不愿由于自己而影响到他的名声、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以及他已经拥有了的一切。因而，在他们的交往中，陈玉嫒没有太多的奢求和幻想，她只是用一个女人的温柔和牺牲精神，由衷地爱着李耀宗。
当陈玉媛有了一个合法的妻子身份之后，李耀宗想到过中止这种不太光彩的关系，还陈玉媛一个安宁和平静，使她能够过一个正正常常的普通女人的生活；但是，庞文明对陈玉嫒的不谅解、不宽恕，造成了陈玉媛不幸的婚姻。这种结果，又一次激起他对陈玉媛的同情，使他再度陷入情感的沉迷，使他自责、也使他不忍舍弃；他怕自己的举动，会给她造成更大的伤害。
庞文明的事情败露后，陈玉媛结束了这段畸形的婚姻，并按照李耀宗的安排，远赴深圳办起了旅游公司。这段时间，他们虽然天各一方，但往来不断的书信却满载着他们的浓浓深情，寄托了他们无尽的相思、相念和无微不至的关心。
当李耀宗发现自己身患绝症的时候，曾在多少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他不知道陈玉媛得知这个消息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无法想象，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陈玉嫒又将怎样处理自己的感情和生活，如果她仍在自己的阴影里泥足深陷，将会造成自己的终生遗憾。
李耀宗并不恐惧死亡。记得古代思想家庄子有句话：“知天乐看，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既然死是事物的一种形态上的变化，那么就应该勇敢面对；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他坦诚的直白，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种无法改变又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他割舍不下陈玉嫒这位与他相亲相爱走过了许多年的女人，她给过自己温存、给过自己慰藉，他也深切地感受过她对他的依恋、她对他忘我的爱。
为了去除这个心结，在陈玉嫒回龙城探望他的时候，他把陈玉媛介绍给了刚死去妻子的张鹄，并向他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个人尽管相互都有好感，可交往得似乎并不亲密。他似乎觉察到，影响他们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也许正是自己的存在。
这几年中，由于自己身体的原因，他与陈玉媛之间已没有了肉体上的亲密，他们之间的交往已演变为一种心灵上的彼此安慰，一种情感上的相互渲泻。但过去那种肌肤相亲的阴影已在他俩的心头刻下了无法祛除的印记。
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对自己面临的死亡看得很平淡，却对陈玉媛后半生的归宿大费脑筋。
李耀宗的另一个心愿，就是把自己亲手开创的边塞文化公司纳入正常运行的轨道。他太多地知道，作为一个国营企业，边塞文化公司的成就，如果没有一个称职的人来领导，没有一个全心全意为它的发展无私奉献的人来掌管，很可能被毁在那些只知道撞钟拆庙的“和尚”手中。
边塞文化公司的发展浇注了他过多的心血。在公司的发展中，政府只投入了区区几十万资金，更多的却是来自他的募捐。在他刚任公司经理的时候，他四处奔走游说，以他在晋省几十年工作的影响力，以他在垂暮之年依然奋争不息的热情和勇气，博得了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争取到了几个亿的社会投资，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卢氏集团的投资。
李耀宗不负众望，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他的构想，把边塞公司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但是，公司的运作始终是不规范的。那些投入资金的人并没有必需的法律手续，只是针对他个人的一种信赖和支持。他要在临走之前，给这些投资者一个交待，给这些资金一个合法的身份。
李耀宗在给省政府的报告中如实陈述了一切，从既成的事实和法律的规定两方面做了恰如其分的分析，也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这个意见的核心，就是按现代运作模式，根据实际情况，把边塞文化公司由官办企业改建为一个股份制企业。如今，省政府已有明确的答复，他准备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为公司的正常运营创造一个平台、一个前提，以保证公司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正常、健康地发展。
想到这里，李耀宗的思路又回到公司管理的继任人上来。
从目前的情况看，陶含之应是接替经理职务最理想的人选，他才思敏捷，思想开放，勇于吃苦，长于探索，具有较强的开拓进取精神；惟一的缺点就是不善于交际，不善于处理外围关系，这对于公司面对现实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可说是一个经营者的大缺陷。
在这样一个法律和制度都不太完善的环境中搞企业、求发展，没有广泛的社会交际是不行的。尤其面对那些所谓的“公仆‘，们对企业挖空心思的敲诈盘剥，对于社会上毫无理由的摊派和勒索，怎样去应对，李耀宗有着深切的体会，也有一种深深的担忧。法律对企业、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还只停留在一个很原始的水平上；这种不完善造成的必然，就是企业运行中的诸多困难和意外，这就加大J 企业经营的风险，而能够消弭这些风险的方式，惟有人性化的运作，这就对经营者交际能力的要求变得格外突出。
前几天，李耀宗同陶含之进行了一次长谈，李耀宗隐隐透露了他的想法。李耀宗说：“老陶，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加上公司运作已经正规，我想退下来，好好休养一下。”
陶含之没理解他的意思，只是如实陈说：“我发现你的精力也大不如前，应该好好检查、好好调理一下，只是不一定非要退下去。你要走了，咱公司咋办呀？”
李耀宗长叹一声，说：“有些事也由不得自己，生老病死都是一种自然规律，是一种新陈代谢，人力是不可以也不可能改变的。我是说，如果让你来接任公司总经理，你觉得怎么样？”
陶含之愣了一下，沉默有顷，然后说：“你这个问题我没想过，老实说，真要让我来接任，并不是合适的人选。你知道，我这种人说说话、出出点子、跑跑腿还行，真要独当一面，恐怕干不好。搞企业不像当官，好与坏差别不大，让谁干都一样。”
李耀宗说：“我看你的基本素质好，人吃苦，也善于思考，又熟悉公司的情况，应该没问题。”
陶含之苦笑着说：“你知道我这两刷子，做个配角还勉勉强强，做一把手可没这个能耐。你要真不干了，我也回龙大做我的教书匠去。我怕因为自己的无能，搞垮了你辛辛苦苦弄起来的这个摊子。”
李耀宗说：“什么事都是干出来的，没试怎么会知道呢！”
陶含之苦笑着摇了摇头。
这次谈话没有实质性的结果，但李耀宗可以肯定，陶含之从没有当总经理的思想准备，也缺少在商场奋争的勇气和想法，他仍然固守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依照自己的思维进行着一如既往的惯性运动；这从他谈话的表情、神态中可以明显看出。
可以说，陶含之是李耀宗走上领导岗位后感觉最好的搭档和助手。他没有奴颜媚骨，也从不争名逐利，总是默默地做着应该做的事。但在这生命尽头，李耀宗想的不是他的诚实和忠贞，而是他是否具备一个总经理的素质和起码的能力，以保证总公司在今后的风雨颠簸中顺利到达自己的目标。让他主持全盘工作会怎么样？李耀宗现在还没有底数。可除去他，还会有更好的人选吗？
思绪如潮的李耀宗对着逶迤的群山，漫卷的山风，忽然想起元人马致远的两句诗来：“会作山中相，莫管人间事。”可他自己却实在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面对的事情太多，有许多事情需要自己来解决和完成，这样，自己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