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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俩被安排住在生产队长家里，主人是一个中年男子，家里有老婆孩子三口人，住在半山腰石头墙的两间房里，房里除了两张床和炉灶，几乎没有什么家当。主人向我们介绍说，他领导的生产队庄稼粮年欠收，社员门的生活都很苦，红薯和高粱能吃饱就不错，有的人家时常断顿，他家是队里唯一有条新蚊帐的人家，怕蚊子咬着我们，所以把住处安排在了他家。
早饭后，生产队长给我们找来了村里一位有学问的老者，他皱纹满面，胡子里长满了故事，平静地向我们讲述了副书记的家庭历史，其中说到副书记家里是书香门弟，其父虽经营土地，但博览群书，崇尚孔学，养了四个儿子，分别取名继孔、继孟、继颜、继曾，孔孟颜曾被历代号称为至圣、亚圣、复圣、宗圣。继颜少亡，其他兄弟三人都受过高等教育。继孔读的是清华大学，三人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目前三人都是地、省级干部。在这位老人的讲述中我们没听到对副书记家的非难之词，因为他是富裕中农成份，对他的讲述有些嫌疑，于是按“四清”运动时的做法，在贫下中农中进行访贫问苦，其中的调查对象中有生产队的贫协组长。
贫协组长曾给副书记家当过长工，我们想他会有阶级恨、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会痛诉在副书记家受剥削的遭遇，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很少讲副书记家的饿坏话，却给我们讲了褒赞副书记的故事。说副书记在大学时他正好在他家当长工，他每假期回家，就像他的亲兄弟回家一样，晚上和他睡在一起，无话不说，给他讲过不少革命道理和革命故事，白天和他一起下地劳动，还给他送过崭新的力士球鞋。一次副书记回家正好是麦收，他把成把成捆的麦子散给地里捡麦穗的穷人，他仗义疏财，穷人都喜欢他。贫协组长末了说，那时副书记的叔父管家，土改时他的父亲已经死了，给他的叔叔戴了一顶地主分子帽子。在其他的调查对像中也有不少人讲述过上面的这些故事
在副书记的故里我们工作了三天，没有调查出想打倒他的造反派们所预想的结果。三天后，我们按照组织部提供的调查线索路经泰安，登上了久慕中的泰山，造化神秀的巅峰，确实给了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的天目中我们眺望刘庄，同时感觉到那里的人民是多么的诚厚耿直、朴实善良。
我们调查工作的第二站是济南。午后我们到达了济南，好像又进入了火炉一样，不论是大街小巷，还是饭馆、商店，见到的人不论是男是女，除了遮休的部位，身体其它的部分都裸露在外面，在街头巷尾的老人手里不是拿着蒲扇，就肩上搭着湿淋淋的毛巾。我俩仍旧穿着长裤长衫，常被过往的人们当做怪物注目，一眼就被认出是外乡人。傍晚我俩买了一个大西瓜解暑，只吃了半个，抱着剩下的半个去找旅店，找到的旅店没有凉席，睡在床上如卧针毯，好在旅店里有淋浴，我们俩时不时的到浴室冲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俩浑身都生了痱子，剩下的半个西瓜也坏了。在济南我们真正尝到了什么叫热的滋味。
在济南，我们主要的调查对像是原甘肃省委副书记，时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经门卫通报，听说我们是从兰州来的人，他像接待亲朋好友一样，让门卫把我们领到了他的家中，他见到我们显得有些激动，他说自离开兰州，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甘肃人，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以来兰州发生了什么，他特别关心他同僚的情况，并向我们一打听。我们向他调查单刀直入的从副书记开始，他说他和副书记共事的时间不长，但对副书记的评价是老实人。而后他向我们谈了他熟悉的时任甘肃省委书记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革命时期的陕西十大才子，他们是：刘子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张德生、张达志、张仲良、王世泰、汪锋、霍维德。他还特别提到了当时在甘肃省任职的一位副省长。这位副省长文革初期在西关什字的群众大会上公开亮相说：“我是革命的领导干部”，给兰州人留下过很深的印像。这位副主席对他的评价也不一般，说副省长在延安时期搞后勤工作，经常带着人马，在枪林弹雨中冲破封锁，从国民党的控制区用大洋和鸦片烟换回人民军队所需的物资，说他很有头脑和经商手段，在人民军队中是一个好管家。谈话末了，副主席说他在甘肃工作过多年，也走遍了甘肃的山山水水，困难时期甘肃人民吃了不少苦，他也有责任。说到这里他又把话题转向在大跃进时期的甘肃省委书记，说省委书记盲目冒进，仿效北京，也在甘肃搞了十大建设，吹夸了甘肃的经济，特别是那个引洮入庆工程，缺乏科学依据，劳民伤财，工程没有搞成，还死了不少人，甘肃的情况越来越糟。困难时期，中央委任的省委书记到甘肃收拾残局，实际上是代过受任。此言一出，副主席自感言重，就马上转移了话题，再三挽留我们在他家吃饭，说话间，夫人端上了几碟小菜，主食是油辣子夹馍和小米稀饭。
从肥城到济南一路走来，只听到了一位已不再甘肃当权的省委书记的不是，没有搜寻到副书记的劣迹，本来在天津还有调查任务，此时我们感到如此下去，回兰后难交答卷，也许还会给戴上“保皇派”的帽子，不如就此罢休，把火车票直接买到了北京，同伴借机探亲，我从北京返回。
我和我的同伴从初中至参加工作，同学共事长达十二年之久，他从未向我显露过他父亲的身份，在火车上给我讲了他在延安时和毛姣姣同在一个幼儿园的故事，说他的父母住在北京的木犀地，让我也到他家去。我听说过木犀地是中央首长们居住的地方，我才悟出他父亲是大官。今天也想不起来当时是什么心理因素作怪，出站后我直奔售票处买北京到兰州的火车票，同伴紧跟我到售票窗口，劝阻我到他家住一宿再走，说如果我不到他家，他的父母知道了会批评他的。他听说有晚十一时的车票，便说买上也好，此时离上车近有五个钟头，于是我去了他家。
同伴的父母见到我们又惊又喜，其父问我们怎么来的北京，在兰州参加的是那个造反派组织，当我们说是“逍遥派”时，好像松了一口气，仍表情严肃的告诉我们，中央已经对甘肃的问题表态了，支持《红三司》，兰州军区已向下传达了中央的《八五文件》。据他所知，昨晚《红三司》到处在抓《革联》的头头。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知是忧是喜，心情急切的想回兰州，饭后同伴把我送上了车。
这是一趟直达兰州的火车，列车始发时车厢里就有许多空位，到西安大部分人都下车了，过了天水，我坐的车厢只剩了三人，次日傍晚火车到达了兰州，但没有听到火车站的播音，下车后看到十几个车厢里下来乘客寥寥无几。走出车站，秋风瑟瑟，传单、纸霄、大字报的碎片到处乱飘，瓜皮等垃圾满街，路上行人很少，也没有见到一辆公交车，在苍白的日色下我来到了兰州大学的门口，几个戴《红三司》标志的人对我进行了攀问。我刚进组织部招待所的大门，服务员小高惊奇地对我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我对她说：“我刚从北京回来。”然后她接着说：“这几天《红三司》的人轮番不断的来搜抓《革联》的头头，见到‘甘待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拷问《革联》的司令到那里去了，人都跑走了，你们住的那两层楼都是空空的。”正说着我的一个早在六月份就远离兰州的同学，也茫然走进了招待所的大门。
这一晚，聪明善良的小高安排我俩住进了招待所的会议室，她以为这里不会有人来搜寻。午夜，一群手持长矛大刀的人闯进了招待所，让服务员打开招待所有的房门，没有见到“甘待生”的一个人，败兴而归时，有人说看看会议室。服务员打开会议室的门，第一个闯进来的是我在第十六章里写到的那个在野马湾打过黄羊的司机，我向他陪了一个笑脸，但他还是带有杀气的问我，你是那一派的？，我说和我聋子是一派。他认识聋子，也知道聋子是《红三司》下属的《韶山红》兵团的头。然后又指着我的同学问我，他是那一派的？我说他和我一样。就这样我骗过了这个省委机关《红三司》的司令，我和我的这位站队在革联的同学躲过了一难。有意思的是文革后，组织上调查我的站队问题时，我提供了三个调查对像，其中有我的这位同学，他证明我参加的是《红三司》，其他二人分别证明我参加的是《红联》和《革联》。组织上找我谈话，问我到底参加了那个组织，我肯定的告诉领导，“二五夺权“后我是独立的个人，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
熬过了这恐怖的一夜，也许《红三司》的人知道了《革联》司令的下落，或者上面有什么表态，之后再也没有来搜捕，但我俩还是战战兢兢地度日。八月十一日，省委机关《红三司》的司令又来到了招待所，见到我们再没有过问站队问题，只是见人就发一本由《红三司》甘肃省级统战系统红色造反派第三司令部汇编的《中共中央关于甘肃问题批示的三个文件》的小册子，被称为“八五文件”，还和我交谈了打黄羊的经历。
从“八五文件”的产生过程不难看出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国社会已经乱了套。“因为中央政治局有的人没有清理”，特别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没有完全揪出来，或被彻底打到，预示着文化大革命还继进行下去。
甘待生各自奔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