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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伟人“治愚比治病更重的”故事。说实在的当时的情况下我只是想民院的待遇不错，生活有保障，毕业后到少数民族地区去，那也是一份工作，有了工作再也不会为缺吃少穿发愁。
有一位作家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人年轻的时候。”此时我生命的车轮划上了三乘七的符号，考入大学是我实现的第一梦想，也是我人生道路上迈出的最关键的一步，从此我的命运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学生活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活泼、最浪漫、最激情的时期，虽然年华荏苒、青春不能永驻，但那段岁月给我的一生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一九六一年九月，我接到了西北民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着装粗布纳衣，穿着补帮锥底的鞋，背着一捆破旧的被褥进了民院的大门，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民院的大门，红柱金瓦，迎面生辉，通往校院的大道上穿戴民族服饰的男女青年欢歌笑语；大道两侧，古典式的楼台亭榭齐放异彩；松柏森森、鸟声啾啾；小桥卧坡、曲往通幽；牵牛吹唱、梨枝低垂，倒槐作态、妙趣横生；芳草萎妻、碧茵茸茸、花团锦蔟、落英缤纷，美不胜收；仿佛进了《红楼梦》的大观园。
民院不但环境优美，而且待遇和生活条件比起兰州的其它高校也是独一无二的，那时高校虽然都有助学待遇，因高校的类别不同，待遇也各有差异，师范院校实行的是基本生活费的统配制，其它高校按家庭经济情况分等级评定助学金，这些高校的课本费和其他学习用品都是自负自理。民族就比较特殊，少数民族学生的吃、穿、学习用品、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品像毛巾、肥皂、牙膏、牙刷、刷牙缸等都由学校供给，而且每月还有零用钱补助。汉族学生，每人每月18元的生活补助费，其中， 14元伙食费，集中在食堂统一用餐，这在当时高校中是最高的伙食标准；2 元医疗费，由附设医院集中使用；1 元卫生洗理费、学校制票使用，保证学生每周一次洗澡，每月一次理发；1 元文化娱乐费，也是由学校集中使用，每周能看上两场电影或戏剧、有时是音乐舞会；课本、作业本和写字用具也由学校发给；此外每个季度还评发一次困难补助费。那时大学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8斤，食油、蔬菜和其它副食的供应也少，民族常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援助，牛羊肉、酥油食品、青海湖的黄鱼隔三间五的能在饭桌上出现，每周能吃到一次用酥油做的油饼，这种油饼很适合少数民族同学的口味，也培养了汉族学生毕业后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时的生活习惯。而兰州的其它高校的伙食常常是开水煮白菜，有的人借会友来到民院改善生活。
民院的伙食尽管不错，也有些花样，但主食定量，同学们还是摆脱不了饥饿的阴影，总感到肚子吃不饱，吃完上顿盼下顿。我高中时的一个回族同学和我是同班，他饭量很大，成天感到肚子饿，有时到我们的饭桌，看到剩下饭菜端起来就吃，
也就不讲究清真不清真了。一个勤工俭学日的晚饭后，班里派国琏、长喜和我到养猪场喂猪守夜。猪食的原料除了少量的麸糠尽是霉烂的土豆和蔬菜，猪食煮好后倒进槽里我们发现有些土豆还没有完全变坏，国琏抓出一块尝了一下说，人也能吃，只是怕别人知道了说我们偷吃猪食，受批评不说，名声不好听。我和长喜说，这里只有我们三人，你是班长，只要你不打小报告，谁能知道。于是三人先订了“共守同盟”，从猪食槽里捡出煮熟的烂土豆添补了肚中的空缺，这是我们三人初入大学后的第一顿饱食。那时候人们对粮食特别珍贵，只要能吃的东西不会轻易扔掉；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来自贫困家庭，贫困的情况和程度各有不同，但我敢肯定他们未曾受过饥饿的困扰和威胁，更不会把猪吃的东西拿来吃；据传媒所闻，有的大学生竟然把好好的馍馍随便仍了，使人痛心。
饥饿的时候在一起偷吃了一顿烂土豆就成了我们的“患难之交”，从此亲近有加，感情日笃，发展成了吃穿用不分你我他的好朋友，相互称兄道弟，国琏老大、长喜老二、我为老三。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三人的关系被民院的造反派视为“三家村”，长喜因留校工作受到了冲击，我和老大已离开学校没有受到连累。
那时我们三人穿的都很破烂，不了解我们的人真的把我们当成过要饭的，入校后的两个月，新疆石河子的舅舅给我寄了二十元钱，我们盘算着出去饱食一顿，进了张掖路口的天津包子馆，花了十元钱开了一笼包子票，把包子票放在餐桌上刚坐下，从后堂里走出一个服务员大声喊叫：“出去！出去！”我把包子票举给他看，他还是不相信，走到我跟前打量了一番，拿着包子票左看了右看才让我们坐下等着。
紧接着难堪的事又发生了，在永昌路和白银路的交岔口，我见到了我同宗大伯的四儿子，这是我到兰州后见到的第一个熟人，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激动心情，我满心欢喜地跑上前去叫他四哥，他说不认识我，我听了非常吃惊，他怎么会不认识我呢？我说我是新关的，通报了姓名后他才说你到兰州来干啥？我说在民院上学。然后他告诉我他家住在永昌路18号就骑自行车走了。过了几天，我找到了永昌路18号，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我挨家挨户找了就是没有姓朱的，自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奇怪的是我调到冶金厅工作后，他竟然能在我住的招待所里找到了我，来意是要帮他的儿子调动工作。我没有计较二十四年前的那一面，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我六十年代前期的生活中像这样六亲不认的难堪事还有许多，最有戏剧性的是一九六五年去酒泉搞四清时发生的一件事。这年的十月，省委组织部决定待分配大学生去参加“四清“运动，当时因我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组织上照顾我在兰治病或回家疗养，因武威有王八少、刘子和、杨衡武等许多名医，我决定回家，待病有好转后去酒泉参加“四清“运动，临走的时候组织部还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来到武威吃了刘子和的几副药，病情大大的好转，准备去酒泉，我同村小学时同学的父亲知道了我要去酒泉，来到我家告诉我他酒泉工作的儿子三年没有给他寄钱，也没有来信，要我到酒泉无论如何找到他的儿子，告诉他家里很困难叫他寄点钱来，并给了我他儿子前些年来过信的一个信封。这时天气已经寒冷了，一个漫天大雪的傍晚，我穿着一件补着补丁的粗布中式棉袄进了酒泉地委招待所的大门，门卫看我像一个农民，挡住不让我进去，我掏出介绍信让他看，他还是不太相信，这时进来一个穿着干部服装的看了我的介绍信，他二话没说把我领进了招待所的登记处，登记住宿后，还是这个人把我直接领到了招待所的食堂，花了四角钱吃了一顿两菜一汤的晚饭。
在火车上我一直惦记着那个同学的父亲说的话，晚饭后我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同学的单位钟楼变电所，这个变电所的门面向大街，我敲窗户打问那个同学，巧的是打开窗户回话的正是他，好在他还认识我，他见我穿得破破烂烂，外面下着大雪，也没有说让我进去说话，站在窗口问我到这里来干啥，，我见他冷漠无情的样子，就给他撒谎说，今年武威的庄稼收成不好，粮食不够吃，生活困难的很，我来找你帮我找个工作。他一听，面孔又冷漠了许多，像打排球一样，把我推到了在酒泉工作的一个同族堂兄的那里。临走时我把他父亲的话告诉了他，他也没有出门送我。我到“四清”工作队后做秘书工作，常陪领导们到县上开会，此时组织部给我们配备了过冬的皮大衣、棉帽、棉皮鞋、还有棉手套，穿戴上这些还真有点气派，人大变了样子。一天酒泉县召开全县干部职工大会，我陪领导去参加会议，当吉普车停到县委门口时，我的这个同学也正好站在门口，我也从吉普车上下来，他看到我有些惊诧，不好意思的说我骗了他。
说起这些难堪的事，我想起一句“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古话，中国人处世常常以貌取人，很多人都知道这种世态炎凉。后来物质生活的状况逐渐好转，但在简朴生活中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人也常常是不衫不履、不修边幅，还闹出过许多笑话。七十年代初我也已是多年的专职教师，工宣队的一位女同志以我的穿着把我当做工人教师，问我是那个车间的。八十年代初，我参加一个会议聚餐时，服务员把我当做农民堵在门口。九十年代我已成了处级干部，我的大女婿说我的形像是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回想那时，人们普遍都穷，对穿着打扮都无条件讲究，何况在困难时期，填包肚子是头等大事，人情礼仪就无暇四顾了。物盈则礼行、物亏则礼乏，也就不必厚非那些六亲不认的事情了。
自那时起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发展，没有多长时间又出现了倒退，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处在了崩溃的边缘，人们的生活又进入了全范围的票证时代，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才得到真正的恢复和发展，至今国民经济的总量比变革前翻了几番，人民生活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如果以改革开放为界划分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在贫困线上挣扎和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的两个时代。饥寒锻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是艰苦奋斗为荣，但不兴时尚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精神生活的多彩，给人们创造了享受人生的条件。现如今人们越来越讲究吃穿，竞吃美味佳肴，竞穿名牌服装，比阔流行时尚，不仅是少数人显露财富，标榜身份的一种广告，而且是人们普遍的追求和向往。社会对消费的理念也在更新，刺激消费是发展经济的一大举措，但消费不等于浪费，节约何时都是一种良好的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