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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老师召集全班开会，对我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你站起来！”，我站在同学中间还不行，要我面朝同学站在地中间。老师说：“我班两次来农场劳动，出了不少怪事，先是吃蚕豆种子，这次烧土豆，昨晚又烧包米，这都是他领的头，破坏纪律，个人主义膨胀、损公利己，损害了我们班的名誉，大家要对他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批判，帮助他改正错误。”老师讲完这些后老半天没人发言，于是说班干部带头。这时团支部书记站起来说：“你平时就顶撞老师，给老师和同学们的影响很不好，在清源发生的这些事，造成的影响也很坏，你还写了入团申请书要求进步，从此可见你言行不一，那里像个要求进步的样子，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小资阶级思想作怪，你要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团支部书记说完后，班长站起来发言：“他的这些行为完全是经不起考验的表现，其实我也有责任，不仅没有管，而且和别人一起吃，不仅吃过蚕豆、土豆，还吃过西瓜。”讲到这里老师突然站起来严肃地说：“吃过这些东西的人都给我举手！”除了女同学之外，包括团支部书记在内的男生全都举了手。老师一看傻眼了，不知是法不责众，还是另有所思，突然宣布：“散会！”
在饥饿难忍时，人性的渴望中最需要的是粮食，那怕是生的、脏的食物都能咽下肚子，见证过我们饿作剧的三位老师，虽然对我们当时的行为有过批评和指责，但后来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不是品质问题，又从另一种侧面反映出人性善的一面。参加工作后，一次在省上开会时，我和那个团支部书记遇到了一起，此时他已成为省政府部门的一个处长，他很主动地回忆起那段往事，在谈话中曾对我的批判进行道歉。他说，当时发生的那些事情都是逼出来的，我是心态有些扭曲，饱汉子不知饿汉子的饥，自己吃了还假装积极，和同学们过不去，现在看来那时我是多么幼稚，你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
在困难面前人们的心情是紧迫的，在饥饿面前人们的需求是一样的。清源劳动完回来，我家那块荒地上种上的蔬菜都长成了，尤其是葫芦个头长的挺大，个个像个金娃娃。一天下午我在地里浇水时学校原党支部郭书记和原县委顾书记走过地旁，此时他们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我和郭书记在学校的砂锅厂里认识的，他还想派我到兰州通用机械厂培训，回来留在校办工厂工作，后来发现我断了食指，考虑到学习技术和回来工作都不方便就派另一个同学去了，他曾给过我饭票，也是有恩于我的人，他站在地旁问了我和我家里情况，并向我介绍说：“这是县委的郭书记，你见过吗？”我说：“见过，是地委在南门召开的那个誓师动员大会上知道的。”临走的时候我给他们每人摘了一个大葫芦，他俩谁也没有拒绝，抱着葫芦进城了。当时留给我的印像是，这些领导实在可亲，他们和老百姓一样，也在挨饿。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天，我们班开赴甘南藏族自州的夏河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拉我们的大板车，刚过七道梁顶的一刹那，梁顶的山体滑坡塌方了，我们逃过了一劫。到夏河后我们食宿在县委的大院里，那时县委的干部们也在食堂里吃饭，在吃饭的时候顾书记认出了我，此时他是夏河县的县委书记。他把拉到他的办公室里叙谈，一进门说：“小伙子，你的葫芦真好吃，又甜又绵。”接着他谈了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前后的情况。他说：“那个地委书记（张掖武威合并以后的地委书记），左倾冒险，在会上大吹大擂，把他的老婆装扮成养鸡模范，说他老婆养的鸡一天能下两个蛋，离奇到极点，老百姓都饿的死去活来，他还在鼓吹瓜菜代，号召干部群众向他老婆学习，我在职时已有不少公社出现了饿死人的现像，我下令把农村的公共食堂散了。那次大会上他讲的实在是太出格了，不像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讲的话，顶了他一句：“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那来的粮食养鸡！”。那次大会后我就被免了，武威的情况也越来越糟，饿死人的现像就更加普遍了。说到这里他点了一支烟接着说：“这个地方气候变化太大，阴冷潮湿，吃了青稞面肚子就涨，又把烟捡起来，”还问我抽不抽烟。最后他还嘱咐我：“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情况比武威复杂，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党的民族政策。”顾书记讲的地委书记的那些话是领导们的事，我不敢评头论足，但说到武威饿死人的问题，我完全相信。甘南是我第二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的地方，那里的所见所闻和许多有趣的故事，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写到。少数民族地区，情况比武威复杂，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党的民族政策。”顾书记讲的地委书记的那些话是领导们的事，我不敢评头论足，但说到武威饿死人的问题，我完全相信。甘南是我第二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的地方，那里的所见所闻和许多有趣的故事，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写到。
古道身践祖母训 西出阳关生死路
饥饿像洪水猛兽，摧残着人们的心灵，肆虐着人们的肉体，吞噬着人们的生命，这就是一九六○年那场灾难的现实。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在庄浪、酒泉、武威搞“四清”运动时，尽管工作组再三强调，疏导贫下中农在进行忆苦思甜时，不要讲述困难时期的遭遇，但他们总是难以控制那场灾难的悲情，述说着那场灾难造成的一个又一个悲剧。四十年后，在西去的列车上，我给老伴回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新千年开始，老伴退休了。这一年是爸爸去世三周年，清明节我特意去武威扫墓，弥补我终生难以弥补的遗憾。三年前八十高龄的继父不慎摔倒，从此抱病卧床，我曾几次寄钱让爸爸住院治疗，由于听了游医的鬼话误治，使病情加重，当我打算去看望他老人家时，小女儿多次来电话催我去南京给她面相终身，就把西去的事安排在了后面，大女儿陪我东行。到南京后的第二天老伴接到老家来的电话说爸爸去世了，她心急如火的和我们联系，直到我在南京后的第三天才联系上。接到老伴的电话后，我和大女儿立即动身，马不停蹄的往回赶。一路上爸爸的音容不断地在我脑子里浮现，自到这个家的五十多年来，他没有去过他的出生地，始终如一的把武威当做亲亲的故乡，像老黄牛一样，默默奉献，辛勤地耕耘着朱杨两姓这块贫瘠的土地，养活了朱家三代人，养育我们姊妹五个长大成人，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我这个肚子不痛的儿子。他对我那么关爱、器重，就是亲父亲也不过如此；他对我恩重如山，难以报答。到了武威，弟妹们眼巴巴地盼着我的到来，安排爸爸的后事，希望能见上爸爸最后一面。大弟弟告诉我，爸爸在弥留期间，一旦睁开眼睛就问：“”你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听到这话，我的心里无比酸痛，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我对不起爸爸，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未能在他的身边。这是我终身难以抹去的内疚，痛苦和悲伤使我采取了给爸爸发大丧的方式，来弥补我内心的缺憾。
料理完爸爸的丧事后，为了两个女儿所盼的“纪念”，我故地详游，拜访了一些年长的亲友和邻居，去了我曾读过书的几个学校，游览了几处名胜古迹和开拓着市容，走遍了我小时侯玩过的地方，处处荡抹着我儿时的记忆。新关已不是旧时的摸样，我受过启蒙教育的光明寺小学，破旧的建筑已不复存在，邵逸夫先生捐资修建的教学楼拔地而起，好一幅现代化的气派；我家的门前是热闹非凡的农贸市场，人头攒动，盛况繁荣。荣华公司的崛起，占拒了新关的绝大部分地盘，兴建了现代化的工厂，年轻人在这里荣耀地创造着未来。上河滩也被新建的荣华大桥覆盖，一条宽敞的大道把新关和城区连接了起来；荣华小区的建成，有不少城里人也来到新关居住。之于高家台埋葬我生母的地方、达家坟、还有许多我小时候玩过的旧址，都已荡然无存。武威的变化令我惊叹，真可谓翻天覆地、人世沧桑。
新世纪的第一年，我也被宣布下课了。回顾参加工作的三十六个春秋，我驾驭命运的小舟在党政机关、企业和学校的三块水域里来回漂泊，终于在企业的码头靠岸，和众多的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一样，到社会的养老保险机构领取养老保险，安排晚年生活。我所受的教育给我贯输了一种思想；我们这些读书人吸食的是直接参与物质生产的劳动者的血汗，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勤奋忘我的报答着养育了我的人民。在这种观念被打破后、知识分子也被称为劳动者时，我也基本上耗尽了劳动能力。虽然养老费与过去的工资待遇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但它毕竟给晚年生活照射着一缕阳光，比起那些为衣食奔波的人们，我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的现实。
这一年的春节，小女儿和小女婿也来兰州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