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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情故事不仅于此，在下面的章节里还会谈到。我的同桌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后来的相依淡漠着初恋的影子。成熟后的我有着一种认识：
爱情撒下的种子，
有的发芽开花结果，有的出土后凋零；
有情人最美好的结局是鸳鸯共水，
没有共水的并非全是悲情；
爱情的种子还会开出另一朵花，
那朵花的名字叫友谊；
她有时像把伞能给你遮阳挡雨，
有时像甘霖和你在久旱中相遇；
有时像救生圈把你从大海中救出，
有时像灵丹妙药会使你创造生命的奇迹；
既便是不解的情仇，
她还是以另一种方式给你助力。
县官接受葫芦赠 舅母尸掩皇城坡
我的青春梦是在饥饿中充满幻想。那时新中国建立才十年左右的时间，国民经济还没有摆脱一穷二白的面貌，大多数的中国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吃的东西越来越紧张，粮食及粮票，食油都控制得很严，城市户口的粮油一律凭证供应，中学生的供应标准每月二十四斤粮、二两清油。现在的人们也许不可能理解，每月二十四斤粮吃不饱肚子。孰知那时的副食品很少，蔬菜限量供应，肉类和蛋类更是奇缺，肚子没有油水，每顿吃上八两还感到没有吃饱，何况八两是全天的定量标准。商店里几乎没有什么零食可买；糖类也不知道到那里去了，偶尔有糕点也是限量销售，后来这些东西在柜台里也不见了。饭馆里吃饭不仅要凭粮票，还要凭介绍信。粮票更是金贵，几斤就可以换一块手表。城里人的生活状况是这样，农村就可想而知了。
在新关的食堂靠拨供应粮维持的同时，城里的街道也办起了公共食堂，年近九岁的大妹妹不得不辍学，每天领着五岁的小妹妹到达府街的街道食堂吃饭，回来时把奶奶的那份饭打上。饭提回来早就冰凉了，奶奶饿的等不及了，顾不得冷热就吃，没有多长时间胃病又犯了。我把实情告诉了粮站的站长兼食堂的管理员，好在他通情达理，允许把奶奶的粮打回家，两个妹妹仍在食堂吃饭。食堂离武师附小不远，这所学校还设有学前班，为了使两个妹妹吃饭学习两不误，我搬出学校，住在一个亲戚家的旮旯屋里照顾两个妹妹。
那间旮旯屋，原是亲戚盛杂物的仓房，只有门没有窗户，不见阳光，成日一片昏暗，可以说是一个阴暗的角落。腾屋的时候有不少檩木未能搬出，屋里只能按一个小床，晚上两个妹妹睡在小床上，我睡在摆平的檩木上，那檩木陈旧肮脏，有一股浓浓的烟尘味，每天刚睡下我就被檩木缝里爬出来的臭虫包围，两个妹也难免此苦，我们都爬起来消灭臭虫，睡的很晚，第二天起床先照顾妹妹上学，第一节课常常迟到，进教室后数学老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又迟到了。”班主任老师知道我第一节课经常迟到后，来看过我们兄妹三人生活的条件，对我们十分同情，我的同桌也来过，她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会住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为了不辜负班主任老师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力争按时到校，但总是力不从心。
我的数学老师对同学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几乎到了刻薄和冷酷的程度。由于睡眠不足，再加上缺乏营养，有时第一节课坐不下来就打瞌睡，本来就迟到了，又在座位上打瞌睡，老师那能容忍，就在课堂大声点名批评，之后老师罚我站在座位上听课。一次我站在座位上也睡着了。老师气极了，一个粉笔头朝我打来，正着额头把我打醒。
我的这位数学老师在学校也有点名气，虽然那时在批判“只专不红”，但他还是竭尽全力把自己所代的数学课教好，使每个同学有好的学习成绩，但不少同学对他刻板的要求难以接受，他布置的作业量很大，多数同学都不能按时完成；对错的作业题要求反复重作，引起同学们的反感。一次我的数学作业错了几道题，把我叫去不问青红皂白地狠狠批评了一顿，我和他发生了顶牛现像，作业本批下来要求重作时，我在作业本上写“我不会，请老师给做一遍。”他还好，能把我作业本上的错题改过来，不过他对我的看法越来越坏，认为我是一个调皮难办的学生。以后他担任了我的班主任，我们又发生过几次矛盾，他还说我能考上大学他就要改姓。后来我成了他的时候，认识到了自己性格的弱点，对他的严教、刻板和“改姓”的那句话有了深层次的理解，他是一位难得的严师。
我和两个妹妹在那间旮旯屋里一直住到了第二年的秋天，这时武威开始下放城市居民，首先动员五八年入城的农户返乡，奶奶她们四人的户口又迁到了新关。我清楚地记得，婶婶把党组织关系的介绍信交给了“枣园子”，但党员开会却没有婶婶参加。当时饥荒已经到来，人心惶惶，人们都顾着吃饭的事，婶婶也就没有在乎让她开不开会。直到我参加工作后，申请入党时，组织上调查我的家庭历史情况时，得出的是婶婶自动脱党的结论，成了我要求进步的一个疑点。两个妹妹返乡后，我虽然得到了解脱，学校又接受了修南营水库的劳动任务，家里的吃粮问题遇到了很大难题。这里话分两头。
为什么把学生们派去修水库，这里面的根本问题是个粮食问题。当时南营水库受益的农村已经闹起了饥荒，人们陆陆续续地出外逃荒，能派出劳动力的社队也无力支付工夫的口粮，学生们每月还有二十多斤的供应粮，就是体力差，还能应付告急的收尾工程，整个高中年级的学生都集中在了南营水库的大坝上。天气已经秋凉，能量和营养的摄入量跟不上体力的消耗，生病的人越来越多，逼迫中途撤回了，那个水库的收尾工程当年还没有完成。
我后来的外婆家住在十贯儿，距南营水库不远，在一个休息日我去看她，外婆又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我这隔山的外孙有心看她，为难的是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给我，她从面柜里拿出一个残破的升子，里面还有一把面，和灰条粉掺在一起，又加了些野菜，做了两碗拌汤。在吃饭的时候我问外婆，舅舅和舅母那里去了，外婆说：“我们这里的榆树皮也剥光了，能吃的灰条、苦苦菜、马英英、猪耳朵、蒲公英也搜寻得差不多了，听说鸡瓜草人能吃，他们挖鸡瓜草去了。”我见外婆如此可怜，临走的时候，掏出身上唯有的两元钱给了外婆，外婆指着院前晾晒的山药杆说：“听说这山药杆人能吃，把它晒干了磨成粉试试。”山药杆（土豆秧）磨成粉能不能吃我不知道，在那饥饿的年代里，麸糠，包米杆磨成的粉和外婆说的那些野菜我都吃过。十贯儿原本就是一个填不满的穷坑，又基本上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地方，农民生活的底子很薄，干旱更使他们雪上加霜。这里的人们为了生存，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到邻近的天祝县偷杀牧民的牛养。这个地方最早闹起了饥荒，是武威人面临大灾难的一个先兆。
新关虽比十贯儿的条件好的多，但是社员们也是面临着吃粮难的问题，公共食堂解散后各家基本上是靠供应粮和救济粮维持生活。供应粮和救济粮的分配都掌握在“枣园子”的手里，他想给谁就给谁就给谁。一时“枣园子”成了新关的“救星”，社员们更是不能对他说三道四，在救济粮和供应粮上做足了文章。他按自己的意愿把社员分成三六九等；先是把社员分成普通户和分子（五类分子）户；又把普通户分为纯农户和职工户（后来叫两半户）；在配粮时两半户和分子户同样对待。后来又把纯农户分为缺粮户和无粮户，这就使平静和睦的邻里关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各家相互盯着谁家的烟囱冒烟，向他报告，把烟囱冒烟与否做为分配粮食一条依据，于是在新关就出现了深更半夜做饭的现像，一些还能吃几顿饭的人家堵上烟囱半夜里把门窗关得严严的偷着点火做饭。我的好朋友张全家庭是地主成份，长期没有得到供应粮，饥病交夹饿死在了家中。
“枣园子”一心想把我家置于死地，别说救济粮，就连供应粮也不给，婶婶找到公社，他还是不给。后来他的老婆生孩子难产，婶婶不计前嫌，守侯了三天三夜生了一个儿子，感动他发了善心，开始每人每月供应五斤粮，总共二十斤全都是原粮，而且大部分是粗粮，有一部分用四斤土豆折算一斤，后来用炸过油的豆饼和油渣顶替，每人每天不到二两。好在爸爸每月还有工资，千方百计买高价粮维持生活。那时粮食根本不流通，粮站的粮食是凭粮本供应的，用粮票买粮也得凭介绍信，谁要无票证在粮站买到粮食比登天还难，私人的粮食就是出高价也不会轻易出手。爸爸被派到黄羊糖厂拉运输，私人手里的粮食价越来越高，捎来的那些钱也买不了多少粮食，后来就是出高价也买不到粮食了。
那时还没有花钎之类的纺织品，人们的日常穿戴都是棉织品，布棉都是凭票供应，数量有限，用起来也是捉襟见肘，就这样无粮缺粮的人家宁可不穿受冻，拿布票和棉花票到有粮的地方换粮。天祝、古浪合并后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大多是二阴地区，年年都有收成，再加上对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多项照顾，这里有余粮的人家不少，武威人络绎不绝地拿着布票和棉花票来这里换粮，还得高价付钱。棉花票、布票毕竟有限，新关的人们就拿着仅存的成衣，布料，甚至有新娘子还未上身的衣服和几辈人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