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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早上，我和张全走出上河滩，从身后跑来一条狗，我俩都有些惊慌失措，那狗可能臭到了什么
，没有理我们，夹着尾巴径直的往前跑，不一会我们听到了狼嚎狗吠的声音，我俩都吓的不敢往前走了，只好掉头走原先走过的那条路，结果又迟到了。中午放学回家经过那里时发现有散乱的谷草和血迹，才明白狼和野狗在夺食。
自后，我俩还是壮着胆子走陈家南园那条路，逐渐地胆子大了起来，遇到抛尸露骨的情况也不在乎，鬼神之事在我们脑海里也没有概念。后来胆子越来越大。
这年秋天，武威在镇反运中一次枪毙了三十多个反革命分子，刑场就在小南门外的荒滩上，中午放学后路过这里，我们也窜进人群观看，解放军正在一个个地验尸，我胆大枉为，也扒着亡命者的脑袋看，解放军没有阻拦，还说这娃娃胆子真大。下午放学后我从东关经过，在“宋应海诊所”门口帖着一张枪毙反革命的布告，那上面有“宋应海”的名字，我很难相信这个给我留下慈善面孔的医生是反革命。一个看布告的老者叹道：“妙手为他人回春，居心使自字已丧命；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在建国路小学上学，我和张全还不算是最辛苦的，我们同班还有几个家住在高坝儿的同学，他们起得更早，步行十几里来到学校，中午不回家，用干馍和炒面充饥。另有几个家在清源的同学，最初也是步行二十多里来上学，几乎每天迟到。后来几个人在学校周围租了一间房子居住，由房东给他们做饭吃，虽然不迟到了，也有了充裕的学习时间，但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辛，那房东克扣他们的口粮，使他们经常吃不饱，入冬后房子里没有热炕，也不生炉子，土炕上铺着厚厚的麦草，几个人挤在一起过夜，后来这几个同学接二连三的感冒发烧，实在熬不下去，多数人就辍学了。
新关和县城虽然一河之隔，但家在城里的同学还是把我和张全看做乡里娃，那些高坝儿和清源的同学，在他们眼里更是土疙瘩了。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乡里人”，我们这些“乡里人”很争气，也很团结，每当“城里娃”欺负“乡里娃”时，“乡里娃”一轰而上常常使“城里娃”难堪。好在老师把我们和“城里娃”同等看待，“乡里娃”大部分学习都好，班干部中“乡里娃”占多数，“乡里娃”
管起了“城里娃”。
进城上学后，我没有忘记对奶奶的承诺，每天把所有的功课在学校都做完，下午放学后放下书包去放驴或拔草。西瓜皮也是喂驴的好东西，每逢星期天，我用一根长长的木棍挑着两个小筐到河滩沿和东关去捡西瓜皮。
说到西瓜，那时马儿坝的西瓜在武威名气很大，它和武威其它几个特色农产品被人们编成顺口溜传颂：“马儿坝的西瓜，大柳树的靛，高坝儿的大葱，洪祥儿的蒜；海藏寺条麻如筘线。”这些特产高坝乡就占了两个，我们和城里娃耍逗时，以此引为骄傲。
高坝儿的大葱远近闻名，久经遐迩。直到七十年代，单位上知道我是高坝公社人，派我去拉大葱，在高坝儿遇到了一位种了一辈子大葱的老农，他给讲了有关大葱的一些知识。他说：葱有三性、三味。三性是；第一适应性，不论南方北方，春夏秋冬，只要把它栽在泥土里，就会生长；第二是纯洁性，它身在泥土中，躯干洁白，管叶粲翠，愿给美味相佐，不与烂菜为伍；第三是忍耐性，历秋霜，耐严寒、覆大地、、忍践踏，只要一息尚存，顽强地给大自然争色。葱的三味；一是辣味，这味使人啼笑皆非；二是甜味，使人舌润胃开；三是香味，淳馨通窍，使人臭觉灵敏。我时常想着这“三味三性”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哲学。
小学生顽皮的性格，常给人起外号自娱。历史课上老师讲了“安史之乱”的故事后，把一个姓安的男同学叫做了“安禄山”，把一个姓杨的女同学叫做了“杨贵妃”。“安禄山
”个头壮实，黝黑的面孔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看上去像一个异族少年；“杨贵妃”长的十分俊俏，在女同学中是品学最优的一个。安杨同住在一条街上，起初上学，回家同来同往，互相也没有什么猜疑，自从有了外号，“杨贵妃”总是躲着
“安禄山”，有时偶尔走到一起，两人都是羞羞答答。后来还引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那是我认识连傻以后的事。
在拾瓜皮的时候我认识了连傻，他愣头憨脑，喃喃嘶语，说话时嘴唇上下闪动，时不时地流着口水。他比我大两岁，也在挑着两个小筐在瓜市上转悠，趁机买几个便宜的瓜再到城里去卖，他时而像一个试瓜的行家，抱起瓜农的西瓜用手拍、用指头弹，有时还用双手把西瓜抱近耳朵旁使劲挤，听瓜里有没有响声。瓜农们见他有点憨傻，也不和他一般见识，就以最低的价格把西瓜卖给他。西瓜装满了两个小筐，连傻就挑进城里去卖，有时他还顺手牵羊，趁瓜农不注意时，偷两个西瓜放在小筐里，挑起担子就跑。有的瓜农也十分认真，见连傻偷了西瓜就追，连傻见势不妙，就把担子撂在地上躺在地上，打滚撒波，见到西瓜甩破了，反而抱住瓜农的腿要赔，常常弄的瓜农哭笑不得。
连傻卖瓜，事前也不报价，也不问人家现吃还是带走，很快就把西瓜打开，还说“你…尝…尝…这…是马儿坝的西瓜，好
…吃…的很。”城里人都知道他傻，当作买笑，按连傻的要价付了钱，把切开的西瓜拿走了之。后来我和连傻熟了，每逢星期天，他把人家吃剩下的瓜或瓜皮捡到筐里，见到我就给打招呼，让我吃他筐里的残瓜。那时的人都不太讲究，只要能吃的东西，抓起来就吃，我不至一次的吃过连傻收拾的残瓜，腾空他筐里的瓜皮。
一次在吃残瓜的时候，我给他讲了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并说起了外号叫“杨贵妃”的女同学。他听的津津有味。第二天中午上学时，我见他傻乎乎的在校门口转来转去，好像在寻觅着什么东西。当
“杨贵妃”走到校门口时，他抓住“杨贵妃”的手，仰头垂涎地说：“你…你…长的好…好
…漂亮！呦！”吓的“杨贵妃”拔手就跑。城里的同学大都认识连傻，不少人起哄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唯独“安禄山
”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上前把连傻踢了一脚，连傻也没有反抗摇头晃脑地走了。
连傻的故事，是我少年时期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我时常在想他怎么就能一眼认出“杨贵妃”，而且对她的美貌垂涎三尺。后来我看了《巴黎圣母院》的书和电影，才悟出一些道理；人性的善美和丑恶，往往从不同的侧面表面出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少年时期对美的欣赏，是人性的天真烂漫的流露。
我的大姑父家在城门口摆着一个瓜摊，除了星期天沿街拾瓜皮，星期一至星期六的中午上学时，我还把两个小筐放在姑父的摊子上，下午放学时把两筐瓜皮挑回来。上了初中，那两个小筐换成了两个大筐，在卖瓜的季节，每天往家里挑瓜皮，连续挑了几个夏秋，也锻炼出了挑胆子的力气和技巧。后来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但因我是左肩挑担，行走时左肩要使劲，后来我的肩膀变成了左高右低，再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的样子，而且还有些驼背。
一九五三年的冬天，武威特别寒冷，冬至后的一天学校进行期末考试，头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那雪至少有一尺厚，武威城乡银装素裹，是一幅鸟飞绝，人踪灭的景像。奶奶说：“这么大的雪，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今天就不去学校了。”我说：“今天要考试，不去怎么能行！”正说着张全戴着一顶毡帽，穿着一双毡靴进来，也说“今天不去是不行的。”但我没有张全那样的毡帽、毡靴防寒。婶婶急中生智把爸爸赶车时用过的皮窝子和裹腿找了出来，那皮窝子是用细皮条穿缩成鞋样的两张牛皮，婶婶在皮窝子里先垫了许多麦草，用细皮条把牛皮紧缩成鞋让我穿上，然后用裹腿从脚跟缠到膝盖处。给我戴上方梅留下的那顶灰色的棉军帽，我和张全出门了。
临出门时奶奶告诉我们：“走路时千万不要低头看雪，要看前面的树呀！墙呀什么的，不然会伤眼睛的。”我俩按奶奶的嘱咐，昂首盯着三十大院的围墙往前走，每前进一步脚底下就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留在后面的是一个个深深的脚印。那声音打破了寂静，那脚印踏破了雪野，使我们产生了勇气和力量，我俩团着雪球相互追逐，像两头小熊在雪地里撒野，其乐盈盈，忘记了寒冷，忘记了苦愁，不知不觉地到了学校。
在建国路小学，使我最难忘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五年级的第一学期，我加入了少先队。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红旗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入队那天我和其他新入队的同学一样，举着小拳头发出了“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誓言，引起了我对革命先烈的敬仰。那时有一个规定戴着红领巾在路上遇上老师或少先队员都要行队礼，放学回家与家长和长辈见面也要行队礼，少先队员们都把这种举动做为一种荣耀。
另一件事也是发生在五年级的第二学期，那时成郊农村使用一种名叫“解放”式水车提水灌溉，结束了祖祖辈辈用撬杠提水灌溉的历史，方便了农民，节省了不少劳力，提高生产效率，那水车采用的是平轮推立轮的机械转动原理，立轮处对接着长长的铁桶直到井底，铁桶内有一根带橡皮碗的铁链，上下移动就把水抽上来了，人畜的饮用也可以在它的出口接取。这种水车驴拉或人推都可以。
这一年的五月份，我鼻孔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