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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十分明显，只是多么笨拙！而且加重了佩雷纳这段论据的分量：“捡起这颗绿松石的人，昨晚见到我，并想陷害我。而除了弗维尔先生和马泽鲁队长，昨晚只有两个人见到我：仆人西尔威斯特和弗维尔夫人。这一来，仆人西尔威斯特就排除在外了，是弗维尔夫人把这颗绿松石放进保险柜的。”
总监又问：
“夫人，您能把那副项链给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它和我其他的首饰，都放在我的梳妆台里。我这就去拿来。”
“您就不必亲自跑了，夫人。您的女仆知道吗？”
“知道。”
“那么，马泽鲁队长陪她去取来。”
马泽鲁出去了几分钟。这几分钟大家都没说话。弗维尔夫人似乎沉浸在悲痛之中。
总监一直在观察她。
马泽鲁带了一个大盒子回来。里面有许多小珠宝匣子和首饰。
总监找到那串项链，细细打量，果然发现上面的宝石与那颗绿松石不同，而且一颗也不缺……
不过，他分开两个小匣子，取出一个也嵌着蓝宝石的头饰时，不觉做了个意外的手势。
“这两枚钥匙，是开什么锁的？”他指着两枚钥匙问道。那两枚钥匙与通花园的侧门钥匙形状相同。
弗维尔夫人仍然十分镇定。脸上不显丝毫惊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两枚钥匙被人发现使她惊慌。她只是说：
“我不清楚……老早就放在这里面了……”
“马泽鲁，”总监命令道，“拿去开开这张门。”
马泽鲁执行了命令。门开了。
“的确，”弗维尔夫人说，“我现在想起来了，是我丈夫交给我的。我有两套……”
这些话说得再从容平淡不过，好像年轻女人还没意识到那冲她而来的可怕罪名。
她这种从容沉着最叫人伤脑筋。这是绝对清白无辜的表现，还是罪犯老奸巨猾，遇事不慌呢？难道这场戏她一点也不明白，她在其中无意识地扮演主角？抑或，她觉察到那可怕的指控渐渐从四面八方逼过来，以最恐怖的危险威胁着她？不过，既然是这样，她怎么可能干出这种出奇的蠢事，把这两枚钥匙保存下来呢？
大家脑子里都冒出一连串的问题。总监这样问道：
“凶杀案发生的时候，您不在家，对吗，夫人？”
“对。”
“您去了歌剧院？”
“是的。后来又出席一个朋友艾尔辛格夫人的晚会。”
“司机送您去的吗？”
“去歌剧院，是的。然后我就让他回车库了。晚会出来是他去接的。”
“啊！”总监道，“从歌剧院到艾尔辛格夫人家，您是怎么去的呢？”
直到这时弗维尔夫人似乎才明白，她是一场真正讯问的对象，于是她的目光和神态显得有些不安。她答道：
“我叫了一辆汽车。”
“在街上？”
“在歌剧院广场。”
“那么，是十二点？”
“不，十一点半。没散场我就出来了。”
“您急于赶到朋友家？”
“对……或者，不如说……”
她突然停住了，两边面颊涨得通红，嘴唇和下巴激动得直颤。她问：
“为什么问我这些事？”
“夫人，必须问这些事。有助于我们弄清案情。我请求您回答我的问题。您是什么时候到朋友家的？”
“我不太清楚……我没注意。”
“您是径直去的吗？”
“差不多是吧。”
“怎么？差不多？”
“对……我有点头晕，就叫司机开上香榭丽舍大街……树林大道……慢慢开……然后，又回到香榭丽舍……”
她的话语越来越混乱，声音越来越模糊。到后来，她头一低，不出声了。
当然，她的沉默并不意味着她供认了。也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让人认为，她这么虚弱并不是因为悲痛。不过她显得这么疲惫，以至于人家可以说，她觉得自己完了，就干脆放弃抗争。现在她成了案情的焦点。大家对她几乎生出几分怜悯；她如此不善于自卫，使得大家都不忍心进一步逼她。
事实上，总监先生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似乎胜利来得过于容易，反使他对穷追猛打产生了顾虑。
他无意识地看了佩雷纳。
佩雷纳递给他一张纸条，说：
“这是艾尔辛格夫人的电话号码。”
总监喃喃说道：
“对……的确……可以查证……”
于是，他拿起话筒，说：
“喂……请接卢浮宫25—04。”
电话立即接通了。他对着话筒说：
“请问是谁？……膳食总管……啊！好……艾尔辛格夫人在家吗？……不在……先生呢？也不在……不过，我想，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我是德斯马利翁先生，巴黎警察总监。我想了解一点情况。弗维尔夫人昨夜是什么时候到府上的？您怎么说的？……您有把握吗？……凌晨两点？……没早一点？……什么时候离开的呢？……十分钟以后，对吗？……好……那么，到达的时刻，您没说错吧？……我极为注重这一点……那么，确实是凌晨两点？……凌晨两点……很好。谢谢您。”
当总监转过身时，发现弗维尔夫人站在他身旁，极为焦急地望着他。在场的人脑子里都冒出一个念头：眼前这个女人要末绝对是清白无辜的，要么是个极为出色的演员，那张脸上显出完全清白的表情。
“您想干什么？……”她气急败坏地说，“这是什么意思？您能给我解释吗？”
德斯马利翁先生只是问她：
“昨夜十一点半到凌晨两点，您在干什么？”
这是个可怕的问题，问到了要害。言下之意十分明白：“在凶杀案发生的这段时间里，您要是不能准确地说明您在干什么，我们就有权认定，您与您丈夫和继子的被害有关……”
她明白这一点，身子晃了几晃，低声抱怨道：
“这真要命……这真要命……”
总监又问一遍：
“您在干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不难。”
“唉！”她仍是一口抱怨的语气，“你们怎么可能相信呢？……唉！不会的……不会的……这可能吗？你们怎么可能相信呢？”
“我什么都还没有相信，哪怕是……再说，一句话，您实话实说就是了。”
她嘴唇翕动着，猛地做了个毅然决然的动作，似乎鼓起了勇气，就要说出昨夜所干的事情，可忽然一下，她又显得惊慌失措，张口结舌，含含糊糊地吐出几个音节，就往扶手椅上一倒，猛烈地抽泣起来，一边发出绝望的叫喊。
这就是招认。至少是招认她无力作出说得过去的解释，以便结束这场讯问。
警察总监走到一边，和预审法官，共和国检察官低声交谈。
佩雷纳和马泽鲁队长待在一起。
马泽鲁低语道：
“我刚才是怎么跟您说的？我知道您会想出法子的！啊！您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您抓着了要害！……”
想到老板排除了谋杀的嫌疑，再也不用与他的长官争来辩去纠缠不清了，马泽鲁就开心了。他几乎像敬重老板一样尊重长官。现在，大家和好了，“彼此仍是朋友。”马泽鲁觉得快活得透不过气来。
“会把她关起来，咹？”
“不，”佩雷纳道，“还没有足够的‘把柄’，可以把她抓起来。”
“怎么？”马泽鲁生气了，低声埋怨道，“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您不要放过她。不然，她会反咬一口，攻击您的！老板，给她来一下狠的，把她了了，这样一个鬼女人！”
堂路易一直在思索。他想到从四面八方向弗维尔太太逼过来的事实，想到前所未闻的巧合。那决定性的证据，将汇集所有事实，给起诉提供基础的证据，佩雷纳拿得出来。
这就是那只扔在花园灌木丛中的苹果上的牙印。对司法机关来说，这就和指纹一样有效。
尤其是可以用那块巧克力上的牙印来验证苹果上的牙印。
不过他犹豫不决。他焦虑而关切地打量着这个女人，又觉得怜悯，又觉得厌恶。照种种迹象看来，是她杀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他应不应该放她一马？他有没有权利扮演这伸张正义者的角色？他要是弄错了怎么办？
这时德斯马利翁先生走过来，装出跟马泽鲁说话的样子，问佩雷纳道：
“您是怎么看的？”
马泽鲁点着头。堂路易回答道：
“总监先生，我想，这女人如果是罪犯，是有权自我辩护的，可她的辩护大笨拙了，令人无法相信。”
“这就是说……？”
“就是说，她大概是某个同谋手中的工具。”
“同谋？”
“总监先生，您记得昨天她丈夫在署里是怎么叫的吧：‘啊！那帮坏蛋！……那帮坏蛋！’因此，至少有一个同谋。马泽鲁队长也许跟您汇报了，我们昨天在新桥咖啡馆了解到，韦罗侦探在那儿的时候，有一个蓄着栗色络腮胡子，拄一根银柄乌木拐棍的男人也在那里，所以……”
“所以，”总监把他的话接过去说完，“我们今天根据简单的假定，把弗维尔太太拘捕，就有可能顺藤摸瓜，抓到同谋，是吧？”
佩雷纳没有答话。总监若有所思地说：
“拘捕她……拘捕她……还需要一个证据……您没有发现什么痕迹？……”
“没有，总监先生。我的调查匆匆忙忙，确实粗略。”
“可我们的调查很细。我们把这间房彻底搜了一遍。”
“总监先生，花园呢？”
“也彻底搜了。”
“也那么细？”
“也许没那样细。不过我觉得……”
“我的感觉却相反，总监先生。凶手是从花园进来的，也是从花园出去的，或许留下了什么痕迹……”
“马泽鲁，”总监吩咐道，“您再去细细地搜查一遍。”
马泽鲁出去了。佩雷纳又退到一边，听见警察总监反复对预审法官说：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