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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打算结案后“押解”王诚勇一起回国。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我也不可能再等两个月的时间，必须先走一步了。临行前，我拨通了当地一家以做诉讼擅长的律师事务所的电话。
“多伦先生吗？我是中国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的李京生律师。我访问过您的事务所，我们在一起吃过饭，您记得吗？”
“当然记得。你上次不是说在这里有一个案子吗？怎么样了？”
“承蒙你的关心，那个案子胜诉了。”
“祝贺你！可到底是个什么案子？你上次没有具体谈。”
“是一件刑事案子，比较复杂。您看一下16号的《纽约时报》就知道了。”
“好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
“我们想委托你们的律师代理我的当事人向检方和设置圈套陷害他人的吴弘达、保罗提出民事赔偿诉讼。”
“没有问题，我们事务所有三名律师擅长做以刑事案件为背景的民事赔偿案件。”
“好极了！我们说好了，等这个案子的上诉期一满我们就去找你。”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尾声4月14日，检方在上诉期内对白茨法官的裁决提出异议，要求继续审理此案。
7月13日，检方又提出本案的关键证人瑞森胡尔愿意出庭作证，要求法庭开庭审理。法官同意重新审理此案。在为此举行的听证会上，保罗果真出现在法庭上，但仍提出在有陪审团参加的正式开庭时不能出庭。法官仍坚持在圈套诱人犯罪之下对保罗、吴弘达、王诚勇和傅行琪的录音带不能作为呈堂的证据。
7月19日，检方正式提出上诉。
10月13日，检方又决定放弃上诉，向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请求撤回上诉。
10月26日，联邦上诉法院裁决撤消上诉。
11月2日，检方向白茨法官提出撤案通知书，请求解除对王诚勇和傅行琪的保释。
11月4日，执行官到王诚勇的住所欲为王打开电子镣铐，众多媒体到现场摄影采访，执行官见状返回，并通知他于次日去法院开镣铐，王诚勇于次日重获完全自由。
11月12日，吴弘达在纽约的《北京之春》编辑部召开记者会，王诚勇不请自到，与吴弘达当场对质。吴弘达还与一名质问他的记者发生了肢体冲突。
11月23日，王诚勇召开记者会，邀请在美的英文媒体和中文媒体以及吴弘达参加。十三家中文媒体参加了记者会，英文媒体和吴弘达均未出席。
12月5日，王诚勇回国。
读了以后个人的一点想法：
由李京生的文章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及中国检方发表的声明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在搜集相关证据的时候中国方面也给予了很好的配合，在案件后期筹措律师费的事情上，中国大使馆也起了一定作用。并未如王所说的那么冷血。只是问题是，似乎在这个事情上，中国方面不是主动地出手，而是被动地协助——在这件事情上做出这种姿态，这个在法律方面有什么因由么？不懂，请懂得法律的达人指教一下，谢谢；美方指派给王的律师奥立佛确实没有经验，而且根本没做什么事，更恶劣地是他还阻挠中方法律顾问查案，几乎坏了事；王在“认罪”与“坚持”的选择上似乎也并没有自己描述的那么态度坚决，有过犹豫困惑的时期；如果没有美国律师以及李的事物所里的美国交流律师提供帮助，还有裁判法官的个人观点，一旦上堂，这个案子必输无疑。
大家讨论讨论。
美国侨报文章吴弘达玩编术丢尽脸面前不久，在美国吃了苦头的王诚勇；回到了中国。作为曾经在美国轰动一时的贩卖人体器官案的“当事人”， 他无论如何不会忘记那个充满丑恶的社会和自己不幸遇到的一群丑恶的人。
1997年6月上旬的某一天，商务签证即将到期的王诚勇跨进了位於纽约市皇后区缅街的一家移民服务公司，准备到那里办理签证延期。 这位在中国司法界工作多年、拥有中国律师开业执照的海南省前检察官；自称“熟悉和了解法律”，“处事谨慎小心”。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他即将掉进一个法律陷阱。
这家移民服务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王诚勇，并告诉王诚勇说；他们的老板保罗·瑞森霍佛（Paul Risenhoover）将会为他办理移民手续。
1997年6月10日，王诚勇正式委托瑞森霍佛为他本人和妻子办理在美国调整身份事宜，包括申请绿卡。王当时同意全部费用为1万美元；并支付了1千美元的头款。在签署了一些基本文件以後，王根据瑞森霍佛的要求， 留下了他和他妻子所有证件和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包括王诚勇曾经在中国海南省检察院任职的证件。
同年7月6日，瑞森霍佛传真给王诚勇两张申请表格，要求王诚勇加入中国民众党和太平灯塔会，这两个组织都要求其成员以推翻中国现政府为终身奋斗目标。瑞森霍佛称，只要王加入这两个组织，就可获得美国绿卡。王得到绿卡后，需返回中国搜集情报，月薪为3000美元。这实际是要王当美国间谍。王诚勇拒绝了瑞森霍佛的要求。他表示，他宁愿不要这两张绿卡，也坚决不加入这两个组织。
瑞森霍佛恐吓王说，王诚勇曾经在申请签证延期的文件上签过字，这些文件现在他手上，他可以用技术手段将签字印在那两个组织的申请书上，然後向移民局告发，说他非法居留，让移民局将他遣送回中国，只要王一回去，共 产党知道他加入过非法组织，就会送他进监狱。王诚勇不为所动；没有理会瑞的恫吓。
绿卡和金钱诱惑难挡过了一段时间，瑞森霍佛向王诚勇提出可以为他办理在荷兰永久定居的资格；王表示同意。瑞告诉王，荷兰所属的亚如巴地区有一家医院，愿意为王申请“荷兰绿卡”。这家医院每年都要做大量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但是人体器官非常缺乏。问王是否可以向这家医院提供死刑犯人的人体器官。王告诉瑞他办不到。瑞说只要王假装能够办这件事，这家医院就可以帮他办理绿卡。绿卡到手以後，王就是不帮他们搞人体器官，他们也拿王没有办法。
荷兰绿卡对于急于获得海外居留权的王诚勇来说，仍具有强烈吸引力。瑞森霍佛显然看透了王的弱点，一再以绿卡为诱饵，企图让王死心塌地听他摆布，把他一步步引入事先设好的圈套。
瑞告诉王，要想获得绿卡，他必须满足医院提出的要求。无论医院要他做什麽，他都应该同意。
瑞森霍佛还让王与装扮成该医院肾外科“洪”主任的吴弘达见面，并且嘱咐王，见面时一定要带上他在担任海南省检察官的证明，以便获得医院的信任。
前检察官认不出前罪犯；活该倒霉1998年2月12日，瑞森霍佛发给王一份传真，指定了王与“洪主任”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2月13日上午，瑞森霍佛和王诚勇与伪装成“洪主任”的吴弘达在纽约的一家旅馆见面。
吴弘达给了王诚勇一张“洪主任”在亚如巴医院工作的名片，瑞森霍佛说他也是该院的法律顾问和合伙人。吴弘达拿出一份事先印好的《国际医学医疗服务及培训合作合同》，要王在合同上签字。
自以为可以获得荷兰绿卡的王诚勇；万万也没有想到，瑞森霍佛和伪装成肾外科“洪主任”的吴弘达已经通知联邦调查局对他们的电话谈话进行了秘密录音；吴弘达还带了一个隐形摄像机，在王诚勇毫不知情况的情况下；拍摄了面谈的全过程。
众所周知；吴弘达在中国时；曾是刑事罪犯；在美国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其“名声”和“面目”；也是尽人皆知的。但曾在中国担任过检察官的多年王诚勇；在美国时间不长；居然认不出这个臭名昭著的吴弘达；最后还落入其圈套；也只能说是活该倒霉。
一份可怕的合同吴弘达的这份合同； 显然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几乎在合同的每一项中，吴弘达都试图把贩卖人体器官与中国的公检法机构和医院紧密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中国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贩卖死刑犯器官”的证据。 合同第一条：“因为国际市场肾器官短缺， 为了快速向患者提供足够数量的经过专业训练的高质量的医疗人员和免疫专家及捐献的肾，特此成立国际医学医疗服务及培训合作公司。”第二条：“乙方（王诚勇）海南省检察官； 将任海南省公检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筹备委员会主任”；“为美国等地肾病患者提供在中国获得的器官”；“甲方协助乙方招收和安排到中国接受肾移植的美国患者的医疗服务及康复。”第六条：乙方负责“海南与中国公检法和医院联络及配合并保障肾脏的捐献来源”。第八条：“甲方同意在收到乙方可行性报告後两个月内；一次性付费2万美元，该费用为乙方在中国海南省有关公检法及医疗方面开展基础工作之用途。”
不用说；如果王诚勇签署了这样一份合同，吴弘达就获得了一份强有力的证据， 可用来向美国国会和新闻界“证明”中国政府严重侵犯死刑犯人的基本人权。自以为精细、但是又不愿意放弃获得绿卡机会的王诚勇；在合同上删掉了所有涉及“海南省检察院”。“中国公检法”的表述和一些关键条款，并将合同改为“可行性调查”； 使之成为一个到中国了解是否法律许可、医学可行的肾脏移植可行性调查协议书，调查费为5000美元。但是直到被逮捕之前，王诚勇未拿到过一分钱。
锒铛入狱；如梦方醒此後， 瑞森霍佛又和王诚勇进行了6次电话交谈，每次都由联邦调查局秘密进行了电话录音。从后来公布的录音资料看，每次电话都是瑞森霍佛在大谈人体器官交易，王诚勇被动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根据美国法律，构成贩卖人体器官罪的要件之一； 是必须有第三者的合谋。为了创造出一个合谋者，瑞森霍佛要王诚勇带一个朋友一起去，说需要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