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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说明来意，吉姆简单介绍了案情。麦克听完介绍，站起身，用缓慢的语调说，“我已经老了，不象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奇，那么容易冲动。不过今天你们介绍的这个案子，却焕发了我的童心。”话题一转他又说，“我不但觉得这个案子很有戏剧性，我还奇怪为什么这个案子会存在到今天，它早就应当被撤消了。”接着他用笔在一张纸的下方画了一个圆圈，然后又在圆圈的上面画了五个炸弹。他将不同动议的理由用简单的几个字分别写在炸弹里面，边写边讲述他的理由。在最后的一个炸弹里，他写了“Santa Claus（圣诞老人）”。他说，这个案子有点像天方夜谭，就像说要杀圣诞老人一样的不可实施。这个案子无论如何应当被撤消。
“我要换律师！”
1月9 日，天色阴沉，大雪飞扬。托尼开车带我去奥提斯菲尔的联邦监狱（FCI）。因为天气恶劣，托尼又不熟悉路，车开了两个多小时才到。
托尼不是王诚勇的律师，按照职业道德，未经有关律师的允许不能见别的律师的当事人，所以他只能等在外面。
与王诚勇的这次见面，我们交换了一些案件进展情况，但主要还是围绕换律师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对史密斯不满意。”他说。
“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他对案子不上心。很多应当做的工作他没有做。比如说关于四川华西的证人，我坚持传唤他们出庭作证，我向史密斯提过好多次，他就是不安排。最近我特意写信正式向他提出，目的就是为了留下证据，如果他仍然不采纳，我可以在上诉时提出，律师没有传唤重要的证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上诉理由。”
“上次你不是说他来了很多次，比别人的律师更尽心吗？”
“他来的次数是不少，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屁股没坐热就走了。你知道吗，他是按小时取费的，来一趟就是四五个小时，汽油钱也可以报销。而且他态度很粗暴，没有耐心。他的翻译沙小姐也说他脾气不好。因为是政府的律师不用花钱，我只好忍着。”
“你认为是因为他的水平问题、经验问题，还是什么别的问题。比如太忙？”
“我也说不好。沙翻译说他没有经验，说他以前只是办州法院的案子，这是他第一次办联邦法院的案子。忙，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但是他的脾气我实在受不了。我们经常吵架。”
“在什么问题上？”
“很多，都很具体。总之我的意见他根本听不进去，甚至听都没有耐心听。比如说我要求在法庭上自辩，他开始不同意。后来说考虑考虑，一直没有下文。我写了厚厚的法律意见，包括案件事实、我的自辩意见和在法庭上回答律师和检察官提问的应答说法。我还花钱在狱里请人逐句逐段地翻译成英文，给他以后也没有下文。我怀疑他根本就没看。”
“那你想怎么办？”
“没办法。说实在的，我一直都想换律师，就是因为付不起钱而作罢。沙翻译曾经两次背着他劝我换律师，并且推荐了一位律师，说他很有名，而且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说保证能赢。我还没有明确表态。”
“钱的确重要，也许现在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先把钱的问题放在一边，在目前很快就要开庭的情况下，你还想换律师吗？”
“如果钱的问题能解决，我宁肯推迟开庭，再多坐两三个月的牢，也要换。”
“你自己对这件事的感觉和意见是最重要的，你要慎重考虑，不忙作决定。我也要再考虑考虑，还要看能不能搞到钱。我过两天再来见你。”
在回去的路上，我反复地考虑着这个问题。无论从情绪上还是从理智上考虑都应当换掉这个律师。因为已经有很多事实证明史密斯作得很不够。在准备工作不充分的情况下依赖于开庭，依赖于陪审团，风险很大。更重要的是他的个性，他拒绝接受别人的意见，所以又很难改变他、帮助他。新的律师人选没有问题，而且他们已经进入了情况，与他们的交流很容易。——他们就是吉姆和托尼。最重要的就是王诚勇本人对此持相当肯定和积极的态度。他与史密斯打了将近一年的交道，在紧要关头他仍毫不犹豫地主张换律师，说明他对律师不是一般的不满意。但眼看还有二十天就要开庭了。虽说换律师和延期审理都是被告的权利，但在技术上是否行得通，会不会换不成，如果提了出来又换不成，刺激了史密斯，必然会影响后面的开庭。如果决定换，能不能顺利交接？不能又怎么办？而最最重要的就是钱，甚至比王诚勇本人的意见、感受、要求更重要。
回到托尼家，我们和吉姆一起对本案的各项费用作了一个预算，办案经费加上付律师的报酬最低四万美元。——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
两天以后，在FCI的同一间会见室我对王诚勇说，“对不起，我没有找到钱，你现在没有条件换律师。你必须继续与史密斯合作下去，我也是。”
他无可奈何，“——好吧。我想看一下根据录音录像翻译整理的最后文本，是中英文对照的。我向史密斯要了几次，他都说他比我更需要，一直没有给我。请你告诉他，让他尽快给我送来。你也可以向他要一套。另外，我的意见书希望你也看一看，最好让傅行琪也看一下。”
我给史密斯打电话，希望得到这些材料。史密斯说，我这几天没时间，过几天吧。我说我不能多呆，要回去了。他说我给你寄去。我无话可说。
第二被告傅行琪第二天傍晚，我来到傅行琪的洗衣店。送我来的托尼在停得远远的车里等着我。美国律师真守规矩，别人的当事人不能接触，就果真要退避三舍。
洗衣店并不临大街，街上见不到行人，不远处有一座公路桥，位置好像有点偏僻。窗户里面灯火通明。从玻璃上贴着的营业时间知道洗衣店从早上7点开门，到晚上10点关门。进门一看，嘿，生意还真不错，一些人在各自忙碌着。傅行琪穿插于其中，显得更忙。见我来了，打了个招呼就又照应客人去了。我环顾着四周。——没想到他的洗衣店规模还不小，洗衣机、烘干机一排排共有七八十台。这是一个自助洗衣店，往机器里塞钱就可以使用这里的机器。
“对不起，这会儿是最忙的时间，我只能边工作边跟你聊。”
“没关系，你尽管照顾客人。我刚进来的时候还觉得这个地方位置有点偏，没想到生意这么好。”
“恐怕你没有看见马路对面的那一片公寓楼。”
“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我太太上午中午，我下午晚上。我们也收活，替别人洗，干洗、湿洗、熨烫，还要送活儿。忙不过来，雇了一个人。以前是老王（王诚勇的朋友都这么称呼他），再以前是老王的太太。”
言归正传，我们谈起了他的案子。他说他的律师不让他与别人谈他的案子，他也不知如何是好。
我表示理解，“你的律师说的有一定道理。史密斯也不赞成我与你接触。他说他与你的律师有过几次接触，除了互相试探，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我认为你和老王在这个案子里不应当有利益冲突，应当互相保护。保护了另一方就是保护了自己。这一点老王比你要明确。是他让我与你通一下气。你的律师说你在本案中的地位只是一个‘运输工具’。这种说法不对，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说是‘运输工具’也构成通谋。实际上在你参与以前很多情况你都不知道，老王没有对你讲过。这是老王让我提醒你的。好自为之吧，我得走了。”
保罗不出庭回国后两天，收到了托尼的电子邮件，说史密斯打电话告诉他，检方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起诉状，叫替代起诉状。与第一份起诉状相比，新诉状只是将王诚勇和傅行琪通谋犯罪的时间从1998年的1…2月份提前到了1997年11月至1998年2月。托尼还告诉我，开庭审理将要延期。
听了这个消息，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我方有利还是不利。是为了拖延时间吗？我打电话问托尼，他说他也不知道。但他对这个变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如果认为临开庭提动议太晚的话，那么现在检方又提出了新的诉状，应当允许被告方对新的诉状答辩、提动议，动议的大门又敞开了。“对呀！为什么不跟史密斯说说呢？”我问托尼。“说了，但是史密斯对此不以为然，没有要提动议的意思。”托尼回答。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搞清当时发生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说，当时的情况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对我方有利。这个判断被我后来在法院案卷中看到的材料所证实。案卷材料显示，1999年1月13日，法官白茨发布命令，要求检方以证据支持，说明为何本案可以不按Kyles判例的要求向被告披露某些信息。1月20日法官再次下令，要求检方于1月25日之前向被告披露某些信息。这说明检方在信息披露上有些为难，披露这些信息显然对检方很不利。根据我从电脑里查到的案卷目录记载，检方于2月24日提交了文件，但这个文件是密封的，不对外公开，不知道这个文件是否就是法官要求披露的信息。
后来我得知，原订2月1日的开庭改成了庭前会议。这次会议成了本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会上检方提出保罗不能出庭，说他现在不在美国。
其实关于保罗不出庭的消息，我们在几个月以前就知道了。当私人侦探到俄克拉荷马州调查保罗的时候，保罗就通过他的律师找过侦探，说保罗不准备出庭作证，希望侦探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