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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受排挤，他一直住在贝塞斯达，三个星期前他突然连夜搬走了，他因工作调动，快速转至芝加哥。他知道遣散的内幕，我怀疑钱斯想把他藏起来。”我出言谨慎，不打算违反与赫克托的秘密协定。
其实我大可不必，与往常一样阿瑟已听出了弦外之音。
“他原先在华盛顿？”
“是的，还有他的妻子。他们有四个孩子，我敢肯定他愿意回来。”
“他有兴趣帮助穷人吗？”他问。
“您最好亲自问问他。”我答道。
“我会的。这是个绝妙的主意。”
如果阿瑟把赫克托·帕尔马调回华盛顿，让他来驾驭公司对无家可归者新产生的热情，事情在一周内就会办妥。
这个计划在我们的眼前呼之欲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每个律师每周必须处理一个案子。年轻些的律师将在我的指导下做接待咨询的工作，一旦案子接下来了，由赫克托分配给其他律师。有些案子只需十五分钟，我向阿瑟解释道，有些则需每月花几个小时，没问题，他说。
一想起四百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突然热衷于保护街头流浪者的利益，我就感到有点对不起那些政客、官僚和公务员。
阿瑟差不多呆了两个小时。当他意识到占用了我过多的时间时，他向我致歉。他走时变得快乐多了，他将带着新的目标，新的使命径直回到他的办公室。我送他至车中，然后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莫迪凯。
梅甘的叔叔在特拉华海滨有一所房子，那里靠近马里兰航线上的芬威克岛，据她描述那是一所古朴典雅的两层楼房，门前长长的过道几乎延伸至大海，有三个卧室，是个理想的度周末的地方，时令在三月中旬，春寒料峭，我们可以坐在壁炉前读书。
她略微强调了一下有三个卧室，这样有足够的空间保留各自的隐私，事情不会弄得很复杂。她知道我还没有从第一次婚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经过两周的小心试探，我俩都明白过来还是放慢点节奏为好，但是她提到三个卧室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星期五下午我们离开华盛顿。我开车，梅甘指路。露比在汽车后座上小口吃着燕麦饼，想起要在城外过几天兴奋得两眼直放光。那里是远离街头的海滩，她自然与毒品绝缘。
她已安全度过了星期四的晚上，再加上在特拉华与我们共度的三个夜晚，她连续戒毒将达到四天，星期一下午我们将送她去国会山东部的一家较小的名叫伊斯特伍德的女子戒毒中心。莫迪凯与那里的渊源颇深，露比将得到一间较小的温暖的单人房间，至少可以在那儿呆九十天。
在我们离城之前，她在“内奥米之家”冲了澡，换上新衣。梅甘仔细检查了她的衣服和包裹，没发现毒品。这么做侵犯了隐私权，但对瘾君子自当别论。
黄昏时分我们找到了那所房子，梅甘每年来一两次，钥匙放在门前的擦鞋垫下。
梅甘分给我楼下的卧室，露比不解，另外两间卧室都在楼上，梅甘想在夜里照应露比。
星期六下起了一场冷雨，风掀起了海面上的浪花。我独自躺在门廊上的秋千架上，盖一层厚毛毯，思绪随着秋千的轻微晃动荡向远方，远处传来浪花飞溅的声音。门掩上了，里面的纱门“嗒”地一声响，梅甘走向秋千架，她拎起毛毯，挤进我身旁。我紧紧地搂住她，要不然她会掉下去。
她很容易抓握。
“我们的帮教对象呢？”我问。
“在看电视。”
一阵狂风裹挟着水汽打向我们的面庞，我们紧紧相拥。秋千索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们一动不动，响声才渐渐消失。我们远眺着海面上翻滚的乌云，不知今夕何世。
“你在想什么？”她轻轻地问。
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远离了华盛顿，我第一次回顾自己最近的经历，想理出个头绪来。三十二天以前，我是另一个女人的丈夫，住在不同的房子里，在不同的公司工作，与我怀中抱着的这个女人全然不识。一个人的生活怎么能在一个月之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我不敢憧憬未来，过去的一切仍使我无法释怀。
作者后记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没有对无家可归者给予足够的关注。我当然不认识任何一个为他们工作的人。
在首都华盛顿，我特意访问了“华盛顿无家可归者律师事务所”。在那里我遇见了事务所的主任帕特里夏·富格尔女士。她和她的同事——玛丽·安·卢比、斯科特·麦克内利、梅洛迪·韦布·奥沙利文——给我介绍了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境况，对他们付出的时间和给予我的帮助深表感谢。
我还要对下述诸位表示谢意：“全美无家可归和贫困法律中心”的玛丽亚·福斯卡尼尼斯、“雷克尔妇女中心”的威拉·戴·莫里斯、“妇女再生之家”的玛丽·波比特、“贝克和霍斯泰特勒公司”的布鲁斯·卡西诺和布鲁斯·桑福德。
威尔·丹顿反复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使本书专业化；杰斐逊·阿林顿带我进行了实地考察；乔纳森·汉密尔顿为我搜集了许多相关资料。一并致谢。
对于现实中的莫迪凯·格林们，我要为你们在第一线的工作表示我无声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