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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回音，他们连通讯地址都没有。那些官僚们才不管这些呢，他们只盯着他们想要帮助的人。那些官僚做事是有动机的。
就这样，在不到一个月里，迈克尔·布罗克耳闻目睹的一切，让他彻底改变成另一个人。他说，我已不再是几个星期前的我了，我再也不能回到从前。我过去只关心金钱、财产、地位，而现在这些都变成了对我的折磨。他从为穷人的无偿服务中获得了乐趣，灵魂得到了安宁，实现了在法学院一年级时如其他一切法学院学生一样许下的诺言：当律师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伸张正义。通篇小说我们都可以感到作者这种情感和听到这种声音，它会感染每一个有同情心和善良感的读者，难怪他的小说如此受人欢迎。
译者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南京
第一章
穿着橡胶靴子的那个人随我身后进了电梯，但起初我并没有看见他。不过我嗅到了他身上那股气味——有刺鼻的烟味、廉价酒的酒味以及那些露宿街头的流浪汉长期不洗澡的气味。电梯上升时，我们互相没有打招呼，我最后向他瞥去时才发现那双橡胶靴子是黑色的，很脏，而且很大。一件褴褛的战壕雨衣一直垂到膝下，雨衣里面一层一层的脏布缠裹在腰间，所以他显得很粗壮，几近于肥胖，但这可不是营养过剩所致。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冬天，那些流浪街头的人几乎把他们的全部衣物都穿在身上，起码给人们的感觉就是这样。
他是个黑人，已上了年纪，须发灰白，像是多年未洗也未理了。他戴着太阳镜，双目直视，根本无视我的存在，这竟使得我也纳闷，真的，我又为什么去观察他呢？
他不是这楼里的人，这不是他的房子，不是他的电梯，这是他根本住不起的地方。整个八层楼的律师都在为我们公司工作，他们是按小时来付酬的，这在我看来也是个不光彩的做法，尽管我已在这儿工作七年了。
一定是个街头流浪汉到这里来暖暖身子，这在冬天的华盛顿闹市区是常有的事。但是我们是有保安人员来对付这些人的。
我们在六楼停了下来，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根本没有按电钮，没有选择他要去的楼层。原来他是尾随我而来。我迅速地离开电梯，迈进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师大厦那层楼的豪华的大理石门厅。我回过头去又看了一看他，他仍站在电梯里，两眼漫不经心地望着什么，似乎什么也没在看，仍然不理睬我。
戴维尔太太是我们公司一位十分富于活力的接待员，以一种她特有的蔑视的表情向我打个招呼。“看那个电梯。”我说道。
“怎么了？”
“有个流浪汉，你可能得去叫保安。”
“那些人。”她拿腔作调地用法国口音说道。
“对了，再拿些消毒水来。”
我走开了，把大衣脱了下来，把穿橡胶靴子的那个人忘到了脑后。整个下午，我一个会接着一个会，都是和一些重要人物研究重要的问题。我朝向墙角正要同我的秘书波利说话，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戴维尔太太站在桌子后面，吓呆了，两眼盯着那个流浪汉手中那支手枪长长的枪管。由于我是第一个跑过来帮她的，他就把枪慢慢地对准我。我也变得僵直了。
“别开枪。”我双手高举着对他说道。我看过不少电影里类似的情节，我深知该怎么去做。
“闭嘴！”他咕哝道，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
我身后大厅的过道有声音传来。有人喊道：“他有枪！”这时声音渐渐小了下来，我的同事在敲后门，我几乎都能看见他们从窗户跳了出去。
就在我的左手旁有一个笨重的木门，通向大会议室，里面这时正有八名律师，他们都是我们诉讼科的人。八名嗅觉迟钝、又天不怕地不怕的讼师正在耗费他们的时间琢磨怎样毁坏人，其中最粗暴的是一个叫拉夫特的好斗的家伙。他猛地把门推开，喊道：“怎么搞的？”这时本来对准我的枪口又朝向他，那个穿橡胶靴子的人正好找到他要找的人。
拉夫特在门口处命令道：“把枪放下！”话音未落接待厅里又响起了第二枪，子弹穿过拉夫特头上的天花板，吓得他刚才那股威风全都不见了。这时枪口又朝向我，我没有反抗，跟在拉夫特后面进了会议室。临进去前我看到戴维尔太太正在桌子后发抖，她已经吓呆了，把头缩进了脖子里，高跟鞋整齐地摆放在废纸篓旁。
穿橡胶靴子的那个人将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把枪在空中慢慢地挥舞着，使屋里的八个人都对它望而生畏，它好像很好使，射击后的那股气味比那拿枪人身上的气味更引人注意。
会议室中间一张大长桌子几乎把屋子占满了，桌上堆满了文件和报纸，就在几秒钟之前它们还显得是那么重要。一排窗子正俯视着下面的停车场。有两个门通向走廊。
“都靠墙站好！”他命令说，那支枪就像十分有效的道具一样。他又把枪口对着我，离我的头很近，说道：“把门锁好！”
我遵命把门锁上了。
不知怎么，我总是想起那个邮局惨案中可怕的枪声——一个心怀不满的雇员午饭回来带回一支枪，把十五名一起工作的人全都打死了。我又想起了运动场上发生的几起惨案以及某个快餐店里的血案。
那些受害者都是些无辜的儿童或是守法的公民。我们是一帮律师！
他连吆喝带用枪威逼，我们八个人都靠墙站好了。当其他人都站得合他的意了，他又朝向我。他要干什么呢？要问一些问题吗？如果是那样，那就好了，我准保让他满意。我看不见他的眼睛，因为他戴着太阳镜，不过他可以看见我的眼睛，而且正把枪口对着我的眼睛。
他把他那脏兮兮的战壕雨衣脱了下来，又把它叠好，好像是件新衣服似的。然后把它放在桌子的一角，这时在电梯里闻到的那股味又回来了，不过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他站在桌子的一端，又开始慢慢地脱下里面的一层——一件塞得鼓鼓囊囊的灰色卡迪根式夹克衫。
这衣服那么鼓胀原来是有原因的。在衣服里面，围腰系着一排红色的短棒，我虽没经过这方面的训练，但一眼也能看得出那是炸药。导火索就像彩色的意大利面条一样从短棒的两端伸出来，这些东西都用银色的导管胶带捆在一起。
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逃跑，飞扑到门边，如果幸运的话，他第一枪没有击中我，而我已打开锁，而第二枪再没有击中的话，我已扑倒在厅廊里了。但是我的双腿在发抖，血液好像也凝固了。我可以听见这八个靠墙站着的人的喘气声和轻轻的哀叹声。这使得那个人有些不安，他就像一个耐心的教授对他的学生说话那样：“请静一下。”他这种平静的声音使我紧张不安。他又把腰间的导火索调整了一下，接着从大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扎干净的尼龙绳和一把弹簧折刀。
他还是在我们这些面如土色的人面前把枪晃来晃去，说道：“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
这话听起来倒不错，可是谁敢相信呢？我数了一下雷管，一共十二支，我敢说，这足可以让我们一眨眼工夫就毫无痛苦地死去。
这时，枪口又回到我的面前，“你，”他说道，“把他们绑起来。”
拉夫特已经受够了。他向前移动一小步，说道：“喂，伙计，你到底要什么？”
第三颗子弹又从他头上射过，打进天花板里，这倒不会伤着人，但声音很响，像大炮一样。这时可以听见门厅里戴维尔太太或其他女人的尖叫声。拉夫特吓得猛地蹲下，当他想站起来时，乌姆斯特德有力的臂肘抵住他的胸膛，又帮助他靠墙站好。
“闭嘴。”乌姆斯特德咬着牙说。
“不许叫我伙计。”那个人说。立刻，“伙计”这个称呼谁也不敢再用了。
“那你让我们怎么称呼呢？”我问道，我已感到我很可能成了这伙人质的头儿。我说话时语调温和，样子十分顺从，他听起来十分受用。
“叫先生。”他说，当然，先生这个称呼对于我们屋里的几个人来说都是再好不过了。
电话铃响了。我当时立刻想到他可能会开枪把电话机打碎。不过他没这么干，而是要我把电话机拿给他，我把电话机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用左手拿起话筒，右手仍握着枪，枪口仍对着拉夫特。
如果我们九个人进行投票选举谁该死，拉夫特肯定是第一个牺牲品。八对一。
“喂。”那位先生接起电话，听了一会儿，然后就挂上了，他慢慢地退回到桌子一头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拿着绳子。”他对我说。
他要我们八个人用绳子捆住手腕连在一起。我截短绳子打好结，我尽量不去看我这些同事的表情，因为我正在把他们与死亡联结在一起。我感觉到手枪依然抵着我的后背。我做出狠狠地捆紧的样子，而实际上尽量放得很松，拉夫特还低声地咕哝着什么，我真想给他一巴掌。乌姆斯特德手腕子可以活动，而且当我捆完他的时候，绳索几乎都要脱落下来。马拉穆德流着汗，呼吸也很急促。他的年纪最大，是唯一的股东，两年前心脏病第一次发作。
我禁不住看了一眼巴利·纳佐，他是我在律师界的唯一朋友。我们同岁，都是三十二，也是同一年加入这家公司的。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过书，我是在耶鲁大学学的法律。我们两人的妻子都是普罗维登斯人。他的婚姻颇富成果——四年间生了三个孩子，而我与妻子则长期不睦，现在已面临危机。
我们目光相遇，我们俩都想到了他的几个孩子。这时我真感到没有孩子的幸运。
有一辆警车驶了过来，那位先生指示我把五个窗子的百叶窗全都关起来，我慢吞吞地做着这件工作，扫视一下下面的停车场，看是否有人能看见我，以求获救。只有一辆警车停在那里，车灯亮着，里面却没有一个人。警察已经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