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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待了３天后，我就返回了学校，老伴回娘家待着。虽说是新婚，可由于学校离家太远，再加之我经常参加组织举办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也就很少回去。有一天，老岳父领着他的女儿赶了近５０里路，把她从家送到了学校。住了一夜后，我就把她送走了。她在学校里，我一来怕影响学校的工作，二来怕在同事们中间影响不好。老伴很不愿意走，将她送出ｌ里多地后我就返回了学校。现在看来，这确实有些不合情理。
１９５８年，在“整风运动”中，我被打成“右派”。我当时受到的处分是：保留公职，保留工会会籍，开除团籍，降职降薪。处分后，我被组织分到另一所小学任教，同时还要接受劳动改造。老伴作为“右派夫人”，自然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歧视、冷遇和摆布。最让她痛心的是，我在参加完“整风”会后，两个月都没有回过家。记得有一次，她带着家人舍不得吃的油炸食品步行几十里路赶到县城来探望我。可谁知得到的答复是：“他是‘右派’，正在接受改造，不准会见。”她说尽了好话，甚至乞求别人，可最终还是没有争取到和我见面的机会。后来她说，那天也不知是怎样回家的，一回到村里，她硬是把眼泪往肚里咽，强装笑脸和乡亲们寒喧。可那天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在我被打成“右派”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夫妻俩虽身处同一县城，但见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家里，老伴一方面要料理家务，另一方面，作为“右派家属”，她还要参加组织上指派的劳动任务。那时各地都在大搞工程，生产队需要的劳力多，老伴时常“转战”各个工地，从离家十几里到几十里地远的工地上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面对各种不幸遭遇，有“好心人”劝老伴：“赶紧和你的‘右派丈夫’离婚吧。”对此，老伴总是一笑置之，始终用一颗宽容的心默默地承受着不幸。
到了１９６２年年初，我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掉。根据组织安排，我成了葛寨乡烟涧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每月领取７元的工资。我和老伴也终于获得了“团聚”。
能重返教学岗位，我打心眼儿里高兴。但老伴并不同意我当教师，她害怕再被扣上什么“帽子”。我跟老伴说，当教师是我的愿望，我只想干这一行，不管别人怎么对我，我只要努力工作，对得起良心就行。老伴拗不过我，也就同意了。我去学校后，她又照例操持着家务，忙于田间劳作。
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好景不长，“十年浩劫”开始了，我又进入了人生的低谷。先是民办教师资格被取消，接着是参加诸如画漫画、教唱革命歌曲等社会活动的权利被剥夺。有一次，村宣传队长私下让我做合唱队的指挥，过后他竟受到一“造反派”头头的严厉训斥。
在那个年代，我遭遇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失意，生活上也是饱一顿饥一顿。那时在工地上劳动，一天下来，工钱一角多，到头来细粮少得数着吃，一日三餐全靠红薯来充饥。即使吃顿面条，白面也只是点缀，老伴还总舍不得吃，用筷子往我碗中挑上几根。记得老伴在生小女儿的产期里，早上她能喝上一碗白面汤，就算是很高的待遇了。
从１９７９年开始，我才真正找到人生的春天，第一选择仍然是进入校园，重新开始我的教学生涯。
从那时起，老伴也品尝到了时代给予她的欢悦和幸福，但因我是“一头沉”，她仍要替我承担着抚养女儿、操持家务等生活的重担。农闲时间，她又常常带着女儿到学校充当我的“后勤”。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一次次从头再来，我体会到人不能没有精神支柱。在我的教学业绩里，有我的一半，也有老伴的一半，感激之情，怎一个谢字能说得清！
（记录：刘波）
第五卷都没把对方当“老外”
高文燕，女，２６岁
新乡医学院外语部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７日
我是１９９９年７月从郑州大学毕业分到新乡医学院的，马克呢，是那年９月来到中国的。他在英国修的是英国文学和社会学双学士。快毕业时，外国文化教育交流协会组织的活动”你愿意到中国工作吗？”，他很感兴趣，于是就填了表。其实他对中国了解不多，只是觉得自己已经２６岁了，可以凭着兴趣选择自己的生活。他来中国只计划待一年，合同也只签了一年。以后去哪里，他不知道，当时也不想。
１０月，我在办公室见到了马克。第一印象不好：马尾辫，耳环，项链。我觉得他和我就不是一种类型的人，要是在上学时，我肯定不会跟这样的人接触。
我们教研组长王老师是个热心肠，见我们都是单身在学校，就经常叫我们去她家吃饭。由于马克的口语好，我们也常请他到班上帮助组织学习活动。帮过忙后，礼尚往来，总要吃吃饭，有时还在一起打牌，我们教他打双升。就这样一来二往，接触多了，我发现马克善良，热情，单纯，开朗，是个不错的人。
到了１２月份，我记得很清楚，是圣诞节前一周，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附属医院看一位住院的学生后，去王老师家玩，她住得离医院很近。那天晚上人挺多的，马克也在，王老师的小孩儿特别喜欢跟马克玩。我们打牌，马克喝了不少啤酒。１１点多了，我们一同从王老师家出来，他送我回宿舍。我要上楼了。可能是趁着酒后之勇吧，马克说：“你别走，我能不能和你一块儿出去？”他用的是“ｇｏ ｏｕｔ”，在英国，这个词有一种意思，特指男孩女孩约会。我愣了，装作不明白：“我们不是经常一块儿出去吗？”“不，我要你答应，只是你和我出去。”他很紧张，生怕被拒绝的样子。我很吃惊，没想到他有这样的想法，我说：“今天晚上我不能答应，明天我告诉你吧。”
那天，我想了一个晚上，怎么也睡不着，总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家是农村的，家里人肯定会反对。但是，我自己已经彻底改变了对马克的看法。他不是很帅，但外表还行。关键是他的人品好，会对家庭负责。想来想去，我接受不了的只是“他是外国人”这一条，排除这个因素，他还行。这样想着，我又觉得可以和他交往一段，彼此进一步了解一下。
第二天早晨７点，马克的电话响了，他以为是我要告诉他答案——我怎么会那么急？电话是与马克一同来中国的西班牙男生从新乡火车站打来的，他们来找马克玩。马克说：“你们怎么不换个时间来？偏偏在今天。”弄得人家莫名其妙。马克认为如果不是他们来“捣乱”，他那天就可以得到我的答复。
马克的朋友待了一周。这一周里，我们都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朋友走了，他马上叫我跟他一块儿买东西，因为他不懂汉语，需要我当翻译。在等车时，他把那天晚上的问题又问了一遍。我迟疑了一下。他看着我，特别紧张。我说：ｙｅｓ。他长出了一口气。
确定了恋爱关系，可周围的人大都不知道。主要是我有顾虑：如果相处一段，发现彼此不合适，他走了，我还怎么在这里待？到了２０００年年底，我感到可以了，带马克回了趟我的老家。就在那次，我同马克说：我不可能跟你走。我是家人供养大的，我不可能大学刚刚毕业，还什么都没回报，就远走高飞。于是，马克的合同到期后，他一再地续签。
选择马克，我没有别的动机。现在，在我的眼里，除了国籍不同，我的爱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实，对于马克，我不也是个“老外”吗？可马克不这样想。他说：我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爱尔兰人，正好让我碰到了，让我动心了，我都会对你说“Ｉ Ｌｏｖｅ ｙｏｕ”。
我的生日是１月１８日，多巧吧，马克父亲的生日也是这一天。于是，我们决定把婚礼定在这一天。去年８月，他回了趟家。父亲问他：什么时候结婚？他为了到时给父亲一个惊喜，就说：我现在还不想受婚姻的约束。从威尔士回来没多久，９月中旬，家里打来电话，他父亲去世了。马克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把电话摔了，喝了一大杯烈性威士忌。
马克的家境一般，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工薪阶层。他自己没什么积蓄。我把准备结婚的钱全凑到一起，给马克买了张机票，从北京送他回国料理父亲的丧事。我从来没担心他会一去不回。
马克是独子，父亲不在了，亲戚们都劝他留在家里。马克说：“不，我已经长大了，在中国，有我的未婚妻，她在等着我呢！”
９月３０日，马克回来了。
１０月１２日，我们领了结婚证。
今年１月１８日，我们在新乡举行了婚礼。
（记录：刘肖）
第五卷生命的绝唱留在春天
赵雪舟，男，６７岁
内乡县王店镇一中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５月３０日
３年前，我和我的同事们就知道，“１００个教师的自述”要在这个夏天走完全程。
３个月前，我们就琢磨着究竟采访哪一位老师，才能为这一段不算短的行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有人设想：能否找一位百岁教师，讲述他一生漫长的教学生涯和复杂的风云变幻。还有人说：能否找一位刚刚加入教师队伍的新兵，讲述初登讲台的感受和献身教育的憧憬。
经过一番思量后，我说出了自己的主意：“就让赵雪舟做这第１００个教师吧。”
因为赵老师１０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着《教育时报》的发展，他始终自费订阅时报，他把自制的时报合订本借给青年教师学习，他认真地参加时报组织的每一次征文，每一期讨论，他多次主动在当地教师中开展时报的读者调查，他不断对时报的方方面面提出建议，他被评为时报首批特约通讯员。时报举行创刊１５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