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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做“孩子王”，是在１９４３年，在新安县城南的梭罗沟，当时我１７岁，只有初中一年级学历。说是老师，连第五册算术也不会教，还要麻烦校长每隔一两天从主校过来替我上。我就常给小学生们讲艾青的诗和《大公报》副刊的散文，讲延安，讲列宁的故事。第二年春天，日寇占了新安，我的第一次从教经历就此结束。秋天，我参加八路军后，梭罗沟厚道的老乡还给我这“不合格、乱弹琴”的老师，用毛驴往渑池老家送去了２００斤小麦。
１９４４年冬到１９４５年春，在渑池和新安，关心我的地下党和八路军的同志，先后两次让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但我又两次被取消了候补党员资格，因为我不服从组织分配——去渑池的豫西公学任总课代表兼俱乐部主任和去新安做农会工作，而固执地还要去当小学老师。
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刘邓为首长的军政大学学习，辗转在太行一带。指导员很重视时事学习，让我当了每天两餐时的读报员，给同学们读报。１９４７年初春的一个大风之夜，在一盏小油灯前，我正式宣誓入党了。那天，指导员说：“你虽是学员，却起到了教员的作用，同学们不是也都叫你‘段教员’吗？”因此，到年底毕业时，我虽然要求上前线杀敌，却被上级留在政教系当助教。还是那句话——“你是个教员的材料！”
１９５５年，总政组织部点名调我进京，我的第二次从教经历就此结束。
１９５６年，我因“鸣放”了一大堆言论，在接受“挽救”后，又“跳出来”为被批判的别人辩护，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右派”，新中国的“另类”，被开除党籍，军籍，保留公职，下放山西劳动改造。几年当中，一帮在那个丁酉年落难的“年兄”都先后安排了工作，我因此提出要做教师。填了表后却久无下文，后来才知道人家是嫌我“就那点学历”！
好不容易等到１９６２年“脱帽”，我重回新安，在县城当了中学教师。没几年，“文革”一到，我又成了新安最大的“牛鬼蛇神”。不用说，第三次从教又告终结。
“文革”后期，“专政”放松了一些，我有幸第四次投身教育，在新安正村乡高中执教。我仍抛开课本，为学生讲《秋夜》、《背影》、《从“九一八”到“七七”》以及悼念周总理的传抄诗词。我在台上讲得涕泪横流，台下学生们一片呜咽，惹得校领导整天为我捏着一把汗。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在１９７９年得以恢复党籍，以前种种莫须有的“问题”也都得到“改正”。１９８０年，我调入刚恢复不久的洛阳师范执教，直到１９８５年离休，离开了我几十年为之衷情的教坛。
离休后这些年，我做梦有一半都是让我讲课了，不让我讲课了，又让我讲课了……我觉得这与过去从教的几番起落是分不开的。现在，我虽是斜阳已近西山的人了，但我希望，如果真有来生，我还是愿从梭罗沟起步，重续今生之梦，再做一生一世的教师……
（记录：陈如陵）
第五卷对联代表我的心
周继迅，男，５５岁
滑县上官镇山峰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２月８日
我对对联感兴趣可不是一两年的事，怎么也得有三四十年的缘分了。
上个世纪６０年代，村里识文断字的人不多，咱是个教师，人家都可看重，逢年过节的，就让给写副对子。我那会儿年轻，也不是太懂，就照着报纸杂志上抄。抄得多了，也就慢慢看出点门道，再加上我凡事好钻研，写的内容有新意，找我写对联的越来越多，不仅本村的来找，邻村的乡亲也来找。
后来，我再写对联就不抄报刊了，全是自己琢磨的新词。比如，一位退休干部因患病长期用药，我写了副对联建议他加强身体锻炼：
上联：古今未见一人服仙丹长生不老
下联：中外已闻万例凭锻炼益寿延年
横批：闻鸡起舞
有几位村民农闲时期合伙办了个加工厂，前年春节，请我写春联贴在厂门口：
上联：务农耕办企业财源滚滚流进农家院
下联：忙种田闲生产机声隆隆富到勤劳家
横批：众志成城
就这样的对联，这几十年，我每年怎么也要写上个千把副，而且分文不收，基本上是他们拿纸，我赔笔墨。每到年根，我就忙起来，来家求联的络绎不绝。反正学校也放假了，我每天就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写春联上，写了这副写那副，不带停的。把人家的春联都张罗好了，我自己家的春联，往往是到年三十夜里才贴上。因为光顾着为乡亲写春联了，根本顾不上自家办年货，为这，爱人没少跟我生气。她身子瓤，孩子又小，我忙着写春联，有一年把她累得直吐血。还有一年，蒸年馍，她交待我看着锅，我一忙，把这茬儿忘了，结果锅烧干了，连蒸馍布都烧烂了，你想那年馍能成啥样子。为这，她跟我怄气，大年初一早上，怎么叫都不起床。
因为求联的人太多，等不及，他们常把纸放下，等回头来取。有一年，眼看到年下了，邻村还有十几家的近百副春联没来取。我想，大家都忙，干脆我挨家去送吧。我把春联卷了卷就出了门。那天，刮着大风，下着大雪，眯得人睁不开眼。我刚出村口没多远，一不小心，滑了一跤，那一卷写好的春联掉在雪地上，马上被大风刮得到处都是。我爬起来，顾不上疼，就去追，可那是好追的？好不容易追上几张，也都湿了，脏了，根本拿不出手。我一跺脚，算！回家重写。这回是赔了“笔墨”又折“纸”。我连夜赶了出来，再挨家去送。我心想，人家来求联，说明信任咱，咱可不能耽误人家过年。
我是个教师，当然不会忘了把对联运用到教学中。我写对联，不大讲究平仄，只要上下联字数相等，词性相同，用普通话读起来琅琅上口就行。比如，我为了让学生区别同音字，就出了个对联：笔壁描猫惊暑鼠童桶翻饭喜饥鸡，让他们注音或填空，效果可不错。
我还把学生、老师、村庄的名字，或者课文的篇目编成对联。比如：铁章印明秀／铜书写美词，这里就包含了４位教师的名字：周铁章，郭明秀，郭铜书，肖美词，后面两位老师还是夫妻。再比如：牛屯大寨半坡店马兰小铺八里营，这是俺县６个乡镇的名字，学生们对此可感兴趣。
我从报纸、电视上了解到，近几年，“法轮功”在一些地方活动得很猖獗，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不能袖手旁观。去年春节，我以揭批“法轮功”为主题，赶写了１０００多副对联，无偿送给老店乡“文香科技书店”８００副，送给青庄妇女宣传队和孟庄手机销售点各１００多副，让他们散发给群众，在更大范围内起到宣传作用。其中有这样的对联——
斥邪教理直气壮
倡科学民健国兴。
加减乘除难算清“法轮功”多少罪孽
行草隶篆怎写尽共产党似海恩泽
（记录：刘肖）
第五卷我真的长不大啦
李晓娜，女，２５岁
郾城县龙城镇红太阳幼儿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３月１日
我毕业后干的也是新闻工作，不过单位是镇政府，任市报的通讯员，每周的任务是完成两篇新闻稿。
工作还算轻闲，每周一签到，签了到就不知道干什么，开始打牌。我没事就帮单位的人带小孩。最累的事也不过是往报社送稿子。小镇很偏僻，去一次报社，路上得花两个小时，工作效率很低。
我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不能就这样让生命白白浪费了。
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新闻报道的真实性。１９９８年开学，我镇中学教师竞聘上岗，有领导借机整人，有几个在同事眼中很出色的老师被排挤出了校园，打工去了。这件事反映了这种制度的弊病，我把情况写成报道，有些批评的意味，但文章见报时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这工作我干得心里不塌实。
我和我的爱人是同班同学，但毕业后一个回舞钢，一个回郾城。他也在镇政府上班，只因相隔太远，我们两家父母对我们的事都有了反对意见。要走到一起，必定有一个人要放弃自己的工作。在乡下，我们的工作是很让人羡慕的，等于捧了一个铁饭碗。
爱人家在郾城农村，普普通通的一个村子。
我嫁到那儿后，也没找到什么理想的工作。爱人是个有心人，他看到周围村子里的学前儿童都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建议我干点实事，办幼儿园。我们说干就干。
１９９９年的春节是我过得最忙碌也最幸福的一个春节。我们本来一点积攒也没有，全靠结婚时亲戚们你一百我五十送的两千元礼金，我们才买来了教材，小转椅，小滑梯。爱人的同学帮忙打了１０套木桌椅。我们一家人搬到亲戚不用的小房子，把自家的房子腾出来布置成教室。
正月初五我们就动员所有的亲戚朋友帮助宣传，进行招生工作。可农村家长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件新鲜事物，把孩子交给我们，肯定不是很信任，说“我先把孩子放你那儿试一二十天吧”，都没缴学费，即便这样，一共才收了８个小孩，大的五岁，小的只有两岁半，其中还有一个弱智。一学期结束，学校共有１２个小孩。情况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
就在我有些灰心的时候，爱人却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放弃了在机关的工作，走上了三尺讲台，到了一所中学教书。他说办幼儿园是我们俩的事业，他投身到教育岗位，是为了更好地帮助我积累教学经验，因为我们一不是师范出身，二没有教学实践。他每次回家都带回来一些教育方面的报刊，我们在一起学习探讨，其乐融融。
我爱人的大伯在台湾，２０００年回老家探亲，他问家里添了什么人，我就结识了这位后来给我们鼎力支持的大伯。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幼儿园教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