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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写小说是没事找事，瞎操心。可我这用笔“瞎操心”的毛病还真改不掉，就像有烟瘾一样，碰见事儿不写，心里就憋得难受。我当过两年民师，那时乡里的民师工资太少了，和公办老师同工不同酬，可以说拉的是骡马套，吃的是毛驴料。他们在农村教师中占绝大多数，默默地为农村基础教育奉献着。经过几个月的采访调查，我写出了《乡村教师的脊梁》。我把书稿拿给县文联的几个同学看，谁知他们给我传丢了。
小说，散文，新闻稿，我什么都写。在我写的稿子中，有一篇让我最难忘，感到自己写东西还挺管用，没有白操心。那是１９９６年的事儿，我正准备去地里打药，水和农药都搅拌好了，这时有人跑来对我说，孙双海为救落水青年被淹死了。我当时就把东西放下，跑到了事发现场进行采访。没过几天，《河南日报》、《河南农村报》、《安阳日报》都发了我记录的消息。这下引起了县委宣传部的重视，他们专门派人下来整理了一个关于共产党员孙双海舍身救人的详细材料，在《安阳日报》显著位置发表，起了宣传教育的作用。
我在报纸上发的文章多了，在附近也就有了些名气，有人就想利用我写文章给他办私事儿。当时我有一个亲戚的学生考上了学，他家里不是很富裕，但也不是穷得上不起学。我那亲戚带着烟酒找到我，想让我写篇新闻稿，把他家写得苦些，送到报社发表，以便在学校争到特困生名额。我始终没写这篇稿。我觉得家里啥情况父老乡亲都清楚，这样做不好。
我写的东西大多都是反映农村的事儿。我最佩服那些擅长写农村生活的作家，像赵树理、李 、孙犁，我挺喜欢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这些老作家真是把农村、农民写绝了，人家笔下的农民语言真是地道。为了写好稿件，我就学这些作家体验生活的本领，有时为了找鲜活的素材，我就趁星期天跑到田间地头，主动替农民干活，给他们递烟，和他们搭话，当碰到他们讲一些有趣的事儿，我就掏出小本子记下。有时根据这些素材写成小故事发表了，我就读给他们听，他们觉得有意思，我也感到高兴。
不管别人咋说，也不管作品能否发表，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写着，这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惟一遗憾的是，乡下图书馆太少，我的知音也太少。古人郑板桥有句诗叫“咬定青山不放松”，我想我这辈子是要咬定写作不放松了。这不，我准备再写一部小说《官道》，想反映一下农村基层干部的酸甜苦辣，但愿这部小说能够发表。
（记录：温中豪）
第三卷刘知侠就是咱村的
陈鸿溪，男，３３岁
卫辉市庞寨乡柳位中心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７日
我还在上小学，听老师说《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回来了，当时大家甭提有多稀罕，我们的老师也是，因为以前谁都没见过刘知侠。说来太巧了，一天前村头正好演了一场电影，这电影就是《铁道游击队》。
刘知侠是个大个子，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老师当场选了几个学生给刘知侠介绍，把我拉过来，说咱村的陈南山你还记得吧？这就是他的孙子，作文写得怪好。我怯生生地站在那儿，心里好不骄傲。刘知侠边摸着我的头边说：“好，好嘛，将来可以成为作家，我高兴，后继有人呀”他对我们的老师叮嘱了一番，说对孩子要好好教导，平时引导他们多读书，勤练笔。还说，你肩负着培养后代的重任，你辛苦啦。同学们都非常羡慕我，我也觉得自己像孙悟空，摇身一变就成了作家。
以后再没见过刘老先生。不过那一次记忆太深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影响太大了。从此我就有了一个作家梦，平日里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总要写下来，不少文章成了铅字，我还是县市几家报社的通讯员，我都觉得自己一定是沾了刘老先生的灵气。记得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柳位村的来历》，被《新乡日报》采用了。许多人读到了那篇文章，包括年纪长我好几十的，见了我的面说：“年轻人了不起呀，我在柳位待了一辈子，竟然不知道还有这么个故事”
再说说我们柳位中心校吧。学校历史可谓悠久，那座大门建了距今不下３５年，你看那些教室，现在都可以当成文物古迹，学生上课的地方搬到了后面那座楼房里。
我们村有个叫刘仰洲的，跟我父亲关系很好，他跟我们讲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刘仰洲不知咋来了灵感，说咱学校历史老，又出过几个名人，但学校一直是老样子，建设跟不上，抱着对后代负责的态度，咱是不是找刘知侠帮帮忙。
这也是刘知侠的母校，听村里人说，刘知侠小时候就在这一片玩，最喜欢到那条河里抓泥鳅，那时候也不见着有多聪明，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娃子。十几岁时随军当了记者，经受火热的生活锤炼，才开始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刘仰洲和大队几个人就一块儿上青岛找到了刘知侠，说了许多学校和家乡的情况，目的是想让刘老先生出个十几万修建学校，并且把学校名字改为“知侠小学”。刘知侠说真是件好事，叶落归根嘛，但我也是徒有虚名，没有你们想像的那么有钱。刘先生表示很抱歉，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当时改成了，光那个名字就可以发挥名人效应，对学生的成长，对学校的发展都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没改成，我们也不能忘记用刘知侠来教育后代。
现在的孩子们对《铁道游击队》黑白的、彩色的都看过，他们知道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小波是好人，知道汉奸都是坏蛋，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知道刘知侠何许人也。我一说这电影是刘知侠写的，刘知侠是咱村人，和你们一般大时就在咱们柳位学校念书。他们都很吃惊，一下子对这个名字感到无比亲切。
我平时注意收集刘知侠的趣闻轶事，从书本上，从老人那儿。一有机会就讲给学生们听。在作文课上讲，鼓励他们写好作文，多读点儿书，说不定他们中间还会出现“李知侠”、“王知侠”；在升旗仪式上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学生身边的材料，感染力很强。讲了十来年，学生似流水，常讲常新。你想想，如果我们的孩子这么早就把刘知侠忘了，这是一件多可悲的事，我们这些老师还谈什么担负培养教育后代的重任？
前些天刘知侠的侄子跟我聊天，之后我也有许多心得，也算是一点素材吧。刘老先生健在时，侄子到青岛去找他安排工作，结果被劝回了。刘知侠为人很正直，就是要让他们自力更生。我也是这么认为，该读书时不好好读，这世上不会有救世主。
至于改校名儿，不是咱俩说说的事，得经过许多领导和部门批准，我只能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我想一旦改成了“知侠小学”，那可是件造福后代的大好事呀，也可以告慰刘老先生的在天之灵，把根留在咱柳位。
（记录：徐结怀）
第三卷我想给儿子献个肾
翟建堂，男，５０岁
禹州市神垕镇清岗涧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
我是１９６８年的初中毕业生，从ｌ９６９年开始在本村小学当教师，至今已整整３１年了，担任校长也已２０年了。１９８４年，我就参加考试，由民办转为公办，从此，我更加努力工作，决心以优异的成绩报答党和人民。山区学校条件差，能自己动手的就带领师生自己干，不给村里添麻烦。门窗坏了自己修，课桌凳子那时是泥台子，倒了就垒。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在简陋的条件下，靠着一股子热情和干劲，把学校建成了神 镇惟一一所“许昌市常规管理标准化学校”。
人到中年，学校建设已初具规模，家中子女也已长大成人，在工作上应锦上添花，生活中该轻松轻松，谁知不幸的事情悄悄降临到我的家中。
我儿子胜继１９９５年考入许昌师范学校体育专业，算是子承父业，成了一名预备教师，全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但就数他最不幸。从入学两个月后开始，他脚脖子浮肿，逐渐浑身都浮肿，厌食。经多方检查，确诊为“肾病综合症”。先后在禹州、郑州等地医院治疗，浮肿才逐渐消失，却留下个“尿蛋白长久不下”，不得不休学一年。同事们都说孩子考上师范不容易，建议边上学边治疗，等毕业后再做彻底治疗。于是从１９９６年９月带病坚持上学。三年中他利用节假日到医院治疗，边吃药，边求学，靠着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学业。但由于经济条件有限，无钱时用药就不及时，到１９９９年４月回家乡实习时，病情急剧恶化，血压上升，毒素增多，浑身乏力，恶心呕吐，视力下降。医生建议尽快转入大医院治疗，但家底儿早已掏空，从哪儿再借钱呢？这时，许昌师范和神 镇的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捐献了１６０００多元，使我儿得以到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治疗。入院一周后，医生宣布为“肾衰”后期，尿毒症，建议透析三个月后进行肾移植。但透析和换肾的价格使人惊叹，不得已又返回禹州，企图用中药、西药来保守治疗，维持肾功能。但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医生向我交了实底儿：肾功能已完全丧失，挽救的办法只有做肾移植手术，否则，性命难保。
我儿才２２岁，已患病１５年，尚未享受人间乐趣，尚未报答党和人民，却整日在死亡线上挣扎。若三五日不透析，积水压迫心脏，呼吸困难，就危及生命。每当这时；他就会哀求我们：“爹，妈，快去给我透析吧！我快活不成了！”你说我们做父母的能不心如刀绞吗！
值得庆幸的是，自从我儿患病之后，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部门及广大师生的关心和热情帮助。去年我儿病重时，我来到他的母校，向许昌师范的领导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