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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放弃了，如果坚持下去，结果可能不会是这样。
（记录：李若）
第三卷要当就当个好军嫂
康晓燕，女，４６岁
新乡市第一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２日
能不能当好军嫂，我不敢说，但从我的内心讲，我真的想当个好军嫂。
我丈夫叫周纪良，他１９７０年当兵，１９７６年经人介绍我们相识，１９７９年结婚。我们俩都是江苏无锡人。他当兵后一直在沈阳军区工作。
咱们那代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的不一样。我当时就想，我不能拖丈夫的后腿，要支持丈夫的工作。咱那时候想的还是很革命的。怎么支持？一是让他安心部队工作，不要想家。现在想想怪可笑，我们俩写信，没有什么卿卿我我的事。一写信，我说：“你好！”他说：“你好！”接着就是思想汇报，工作汇报，再接着我鼓励他安心在部队，他鼓励我好好教书。就这样，完了。二是我在这里要好好工作。因为我既是军嫂，不能有辱军嫂的名誉，又是人民教师，要为人师表。咱们那代人你知道，不怕吃苦，就怕干不好工作别人说。就说在学校吧，市一中是省重点高中，压力很大。你说你要教不好课，或者有什么事了，学校将你调出去了，你脸上光彩？我这人就是这，既然干就要干好，要么就不干。困难当然是有，我父母十多年前就都退休回家了。我有个儿子，这里就俺娘儿俩。孩子小时没人照看，特别是孩子有病时，我要上课，孩子可怜巴巴地在家待着。有时我有病就更没法儿。有时一两天连口饭都没得吃，结果我落了个浑身是病。有时候我就想，一旦我重病在床，连个打１２０的人都没有。那时候多想身边有个人呀。
刚结婚那几年我问：你啥时候能回来？他说：５年吧。等了５年他又说５年吧，我这样５年５年地一直等到现在，结果还得等。每年利用假期去他那儿一趟，他回来一趟。钱都花在了路上不说，结婚２０多年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５年。你要说不想那是假话。白天上课忙得不可开交，啥也顾不上想。等晚上吃过饭，孩子大了，跑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心里真不是滋味。特别是现在，小孩儿师专毕业要跑工作，我除了学校之外，外边没一个熟人，你能光靠学校领导？他爸要在这儿那该多好呀。
他在部队是个干部，要说我完全可以调过去。１９８３年呀还是１９８４年，他们那边的教育局、部队都很帮忙，要将我调过去，还搞教育。论条件，那里比这里好，房子三室一厅，在三楼。学校就在部队旁边，孩子上的学校也在部队旁边。当时调令都开好了，临走时我又犹豫了。这里有我的事业，有我的学生，学校领导、老师对我都不错，我真舍不得这里，结果没有去。后来那里的人说，还以为你在那里当校长呢，结果什么都不是。你要是过来，啥都有了。现在后悔了吧？
要说后悔，是也后悔也不后悔。后悔的是我没有常在他身边，没有让他享受过家庭的温暖，我们的青春是在两地分居中度过的。对他来说，我没有尽到做妻子的义务，不是个好妻子。但是我敢说，他在部队工作期间，我没有拉过他一次后腿，没有给他，给他的部队增添过任何麻烦。在这里，我的工作是尽心尽力的，是有成绩的，我和同志们的关系也是融洽的，没有给他丢脸，没有给军队的名誉抹黑，也没有给人民教师的名誉抹黑。虽然我在生活上、感情上失去了一些东西，但作为军嫂，作为人民教师，我感到，我尽力了。
（记录：郝太斌）
第三卷想要飞却飞不高
杜华国，男，５９岁
安阳县第二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３日
要说奋飞文学社在我心中的地位，跟你这么说吧，我对自己的子女讲过一个夙愿，百年之后，让我的遗体躺在奋飞文学社的社旗下……
现在我们毕业班每年都有３００多个学生考上大学，那时候就少得多，一方面学生数量本来少，另一方面，学生的升学压力不大，所以说大家有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８０年代初期，全国上下教学改革搞得轰轰烈烈，我认为学好语文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激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去学。我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了这么一个字眼——文学社。当时我带俩班，组织了七个办报小组，要求每小组一星期出一份报纸，以手抄报的形式出来。我利用课余时间给他们开文学讲座。记得学校的大礼堂刚刚建好，还是破破烂烂的，我就把学生带到了里面。我坐在中间讲，同学们围着我坐着，一边听一边记笔记。还特地选了个舞台后面不被人重视的地方，没想到讲着讲着学校党支部书记进来了。他说总觉得里面好像有人说话；我当时很尴尬，说搞了个文学社，还没出什么成绩，也没好意思跟学校讲。书记笑笑就出去了，倒是我出了一身冷汗。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把手抄报寄到《语文报》报社没多久就得到了回音，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１日《语文报》报道了我们奋飞文学社，社员的作品竟然成了铅字。那次报纸还没到学校，有个家是邮局的同学先看到了，就跑到我这儿来报喜。我们欢欣鼓舞呀，消息呼啦一下就传开了。当时社长徐娜乐得像什么似的，拿着报纸给这个领导那个领导去报喜，领导很振奋，说“咱二中竟然飞出了一只金凤凰”。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那几年文学社可以说是捷报频传，１９８５年，《语文报》举办了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春笋杯”评奖活动，１０００多家社团参加，我们拿了第５名。有一期《中学生学习报》整个头版发表的都是社员的作品。成绩很多，毕竟都成了过去，这里我也不想光提这。１９８５年开始，连续好几年我都要带社里负责的同学到全国许多地方参加夏令营。１９８５年就去了太原，那时中国作家协会在太原有个黄河笔会，我与一些著名作家，如杜鹏程，贺敬之，还有河南作家苏金伞进行了座谈，合影留念。当时徐娜问了苏金伞一个问题：“您认为朦胧诗可取吗？”苏金伞说：“我认为诗里应该有朦胧的成分，不像写小说、散文那么直白，朦胧就是含蓄，显得有一定深度。”对这一番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以前一直对朦胧诗这个问题不清楚，倒是自己的弟子帮我找到了答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不是办文学社，我永远窝在这个小地方，很多道理都不会悟出来。
１９９２年吧，学校开了个会，教导主任在会上说许多班级的学生把其他科的自习时间占用了，用来办报纸，这样不可取，要求停止活动。我当时心里很受刺激，自习，自习，本来就应该自由支配，还把它定得死死的？文学社慢慢就销声匿迹了，我心里一直都很难平静，她就像自己的一个孩子，在我的眼皮底下一天天长大，又眼看着她夭折掉。后来学生经常找我，那个叫郜文强的不知到我这儿来过多少次，说把文学社旗帜拉起来吧，同学们会踊跃参加的；老师也经常找我，十来年了，前不久还有老师找我谈过这事儿。
我写的这本《中学生文学讲座》也是历史的见证呀，１１万字，到现在已经伤痕累累。起先是《中学生文学》杂志计划连载，后来听说因纸张涨价，《中学生文学》停办了，事情不了了之。后来郑州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说可以出版，不过要先交１万块钱，我哪有这个钱，也就没出成。９０年代教育部不是提倡语文搞选讲课吗，还跟我约稿写了一篇介绍《中学生文学讲座》的文章。我真希望能有机会让她面世。
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普通到年近花甲连学校最小的官——教研组长也没有当过。不过我过得很充实，我觉得我带着文学社走过的那段路是光彩的。说心里话，这些年奋飞文学社不是不想奋飞，而是怎么飞也飞不高。真希望学校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权衡一下，是不是把文学社再搞起来，圆大家一个梦。我宁愿退休后专门负责文学社的工作，带她去找回昔日的精彩。
（记录：徐结怀）
第三卷我也算个【小说家】
刘自强，男，４０岁
内黄县环球双语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８月３０日
要不是出车祸，我也找不到恁集中的时间去写小说。
这腿是去年元旦前被车撞伤的。出院后在家躺了三四个月，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我的腿上绑着石膏，全身只有胳膊、手和脖子能动弹。就在这期间，我有了写小说《红枣》的想法。我写小说，不是想出名，也不是想靠这发家致富，要指望稿费养家糊口，我一家恐怕早就该喝西北风了。
主人公红枣是有原型的。我们村附近有一个女能人，靠贩卖布匹致了富，为得到更多的金钱，就去印刷盗版书，人也变得更加自私，贪婪。我就是想通过塑造“红枣”这么一个人物形象，揭露这种不良的社会现实。虽然咱自己没有办法消除这些现象，可动笔呼吁一下，还是能做到的。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动手写。写不了几个字，脖子、手腕就酸得难受。有时正写到兴头上，钢笔没水了，正好家里又没人，我恨不得跳下床去汲墨水，可自己连翻身都翻不成，哪能跳呀。元旦过后，天气非常冷，为写作方便，我穿着单衣，上半身都露在外面，不一会儿，胳膊就冻得冰凉，只好放进被窝暖一会儿再写。就这样折腾感冒了。我爱人见我这样，有时免不了嘟哝几句。唉真是难为她了，天天都得一勺勺喂饭，还得给我端屎倒尿。我那时除了吃饭就是写。草稿写了半个月，就让爱人给誊写了一遍，想送到出版社，可找不到地址，稿子就这样搁下了。
有人说我写小说是没事找事，瞎操心。可我这用笔“瞎操心”的毛病还真改不掉，就像有烟瘾一样，碰见事儿不写，心里就憋得难受。我当过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