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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伊特是一位来自新奥尔良的老牌民主党人，在美国众议院已干了好几任，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议员。有一天，一位从南北战争活下来的老古董、九十二岁的参议员多文突然在任期里死去。博伊特通过幕后操纵，施加压力，按照路易斯安那政治的悠久传统，凑了一笔现金，终于达到目的。他由州长指定，接替了多文的位置，完成其任期。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很有头脑、又能积一笔现金，那么他必然能当好联邦参议员。
博伊特参加了世界上最不愿接受新成员的俱乐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显得很有能耐。多年来他有好几次差一点要遭起诉，但他显然从中吸取了教训。在两次竞争激烈的竞选中，他重新当选。最后他巩固了地位，跟大多数南方的参议员一样，再也没人来与他争这一职位了。到这时，他已慢慢老成起来，从一个吵吵嚷嚷的种族分离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了一位相当开明、心胸开阔的政治家。他与路易斯安那连续三任的州长都没有搞好关系，失去了他们的欢心，因此他被严重破坏该州生态环境的石油化工公司排斥在外。
由于以上原因，博伊德·博伊特成了一名激进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这在南方的政客中还是件新鲜事。他对石油天然气工业百般挑剔，于是招来了他们的反对，他们发誓要把他搞下去。
六年前，新奥尔良有人建议在距市区西南八十英里的拉福奇教区建一个垃圾场，堆放有毒的垃圾。这一建议一提出来就遭到地方当局的否定。跟其它许许多多提议一样，它也是财力雄厚的集团的主意，决不会因遭否决而罢休。一年以后它又被重新提出，所不同的是换了个名目，换了一批顾问，作了给当地提供就业机会的新许诺，并由一个新的喉舌提出。它又一次遭到地方政府否决，但这一次赞成和反对的票数接近多了。又过了一年金钱转了手，计划作了些改头换面，它又突然出现在议事日程上了。该区域周围的居民情绪激动得发狂，谣言四起，其中一则谣言特别流行，说这一垃圾场的兴建工程的后台是新奥尔良的黑社会，他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然喽，这笔买卖关系到数百万美元的收益。
新奥尔良的报纸登载出可靠消息，揭示了黑社会与兴建有毒垃圾场的联系。这件事涉及到十几家公司。照着这些公司的名称和地址顺藤摸瓜，一下子使几个臭名昭著、大家公认的罪魁祸首亮了相。
一切已准备就绪，交易已做成，只等一纸批文，垃圾场就可破土动工。这时博伊德·博伊特参议员带着一帮联邦统筹规划人员突然插足。他声称要组织十几个机构对此工程进行调查。他每星期召开记者招待会，在路易斯安那的南部地区到处演讲。主张建垃圾场的人都吓得躲了起来。那些公司都发表了无可奉告的简短声明。博伊特打破了他们的黄粱美梦。
失踪的那天晚上，博伊特参议员刚参加完由当地居民发起的一次集会。会议在一听中学的体育馆里举行，人挤了满满一屋子，大家都十分气愤。时间已很晚，他独自一人驱车回离新奥尔良市不远的家中，这已成了他的习惯。几年前，他对那些手下人没完没了地闲谈和阿谀奉承已感到厌倦，因此，一有机会，他就喜欢独自驾车。他正在学他的第四外语——俄语。他驾着小车，听着语言学习录音带，心里十分自在。
第二天中午时分，人们断定博伊特参议员失踪了，消息被《新奥尔良报》用引人注目的大标题透露出来。《华盛顿邮报》以粗黑的大标题发表消息，怀疑是暴力谋杀行为。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参议员仍杳无音讯，尸体也找不到。报纸四处找出参议员一百多张生前的照片，一一登了出来。当参议员失踪的消息逐渐成了旧闻时，突然，报纸上出现了巴里·马尔丹诺的名字，并且与参议员的失踪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而揭开了黑手党的罪恶勾当。《新奥尔良报》头版刊登了一张年轻的马尔丹诺的正面照，其相貌十分可怖。这家报纸又把关于垃圾场以及黑社会的早期报道重新改写，刊登了出来。这位尖刀巴里是众所周知的有前科的职业杀手。有关的情况在报上一篇接一篇地发表了出来。
罗伊·福尔特里格粉墨登场。他对此案大作文章，在摄影机前宣布对巴里·马尔丹诺起诉，控告他谋害了博伊德·博伊特参议员。他的照片也被《新奥尔良报》和《华盛顿邮报》登在头版。克林特记得孟菲斯的报纸上也登过一张同样的照片。消息耸人听闻，尸体却找不到。不过这并没有能够阻止福尔特里格先生的努力。他激昂慷慨地指责有组织的犯罪活动，预言他定能胜诉。他像一个天分很高的老演员那样喋喋不休地向人们发表他精心准备好的讲话，在恰当的时刻大声疾呼，指指划划，挥动着起诉书。他对找不到尸体一事不加评论，但暗示说他掌握了一些不能公开的情况，坚信被害参议员的遗体定能找到。
巴里·马尔丹诺被逮捕，或更确切地说，他向联邦调查局自首时的照片和报道部在报纸上登了出来。他在监狱里呆了三天，然后被保释出狱，跟他入狱前一样，他出来时也被照了相，登在报纸上。他身着一套深色西服，面对摄影机微笑着。他声称自己是无辜的。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
报纸上还有推土机的照片。它们是从远距离照的，上面的联邦调查局的人正在湿润的新奥尔良土地上挖掘寻找尸体。
福尔特里格在新闻界大做文章。调查报告纷纷出笼，不遗余力地介绍着新奥尔良历史渊源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但随着寻找尸体工作的持续进行，报道也渐渐失去了势头。
州长是民主党的。他任命了他的一个挚友来填补博伊特的空缺。博伊特的任期还有一年半。新奥尔良报对许多急于想参加议员竞选的政客作了分析。谣传说，有两名共和党人对此职感兴趣，福尔特里格是其中之一。
马克挨着雷吉坐在沙发上，擦干了眼泪。他责备自己不该哭，当时他怎么也控制不住啦。她的手臂搂着他肩膀，轻轻地拍着。
“你用不着说话”，她轻轻地反复安慰他。
“我真的不想说。如果我一定得说，那也许要等到以后，现在不能。行吗？”
“行，马克。”
雷吉听到有人敲门，便说了一声“进来”，声音很低，刚能让人听清。克林特走了进来，手里拿了一叠报纸，并看了看手表。
“对不起，打扰了。但现在已将近十点钟，福尔特里格先生马上就要来到。”他将报纸放在她前面的咖啡桌上。“你想在会晤前看一看这些报纸的。”
“告诉福尔特里格先生，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雷吉说道。
克林特向她皱了皱眉，看了看马克。马克紧紧地挨着她坐着，好像很需要她的保护。“你下准备见他了？”
“对，告诉他，这次会晤取消了，理由是我们没有什么可谈，”她说着向马克点了点头。
她探身向前，开始翻阅复印好的报纸剪辑件。马克茫然地坐在一旁，感到精疲力竭。虽然他已经把情况都告诉了他的律师，但心里仍然非常害怕。她一页页地翻阅着，时而看看大标题以及照片说明，时而拿近照片，仔细琢磨着。当她查阅了整个材料的三分之一时，她突然停住了，身子往后仰，靠在沙发上。她把巴里·马尔丹诺的一张近照递给了马克。这张照片是从《新奥尔良报》上剪下来的，巴里正面对着摄影机微笑。“是这个人吗？”
马克看了看，但没有碰它。“不是。他是谁？”
“这是巴里·马尔丹诺。”
“他不是抓住我的那个人。我猜想他有很多朋友。”
她把照片放回堆在咖啡桌上的那一叠报纸中，并拍了拍他的腿。
“你准备怎么办？”他问道。
“打几个电话，我准备跟医院的院长谈谈，安排一下里基病房周围的安全措施。”
“你不能告诉他关于那个家伙的事情，雷吉。他们会把我们杀掉的。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不会的，只是向医院作些解释，说最近有些凶兆。在刑事案中这是很正常的。他们会在九楼病房的周围布置一些保安员的。”
“我也不想告诉妈妈。里基已使她够焦虑的了，她每天靠吃药睡觉，靠吃药干这干那。现在我想她应付不了这一切的。”
“说得对。”他是一个坚强的小孩子，在恶劣的环境里长大，智力超过他的年龄，她很钦佩他的勇气。
“你认为妈妈和里基安全吗？”
“当然安全。这些人都是职业杀手。他们不会干傻事的。他们会隐匿起来探听。他们也许是吓唬人。”她的一席话听起来不太可靠。
“不，他们不是在吓唬人。我看到了那把刀，雷吉。他们来盂菲斯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要把我吓住。这已经奏效，我现在不敢说什么了。”
13
福尔特里格只是怒吼了一声，然后便满脸杀气，一头冲出事务所，砰的一声带上了门。麦克苏恩和特鲁曼感到非常沮丧，他们离开时，麦克苏恩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珠子看了看克林特。克林特待这乱糟糟的局面平息后，抬腿朝雷吉的办公室走去。
马克已拉过一把椅子坐在窗前，望着下面街道和人行道上的雨景。雷吉正在与医院当局通电话，谈论九楼的安全问题。她用手捂着话筒，克林特低声说他们已经走了。说完他便走开，又给一步未挪的马克取了些可可茶。
不一会儿，克林特接到乔治·奥德打来的电话。他便通过内线电话报告了雷吉。虽然她从未见过这位盂菲斯的政府律师，但对他在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并无丝毫的惊讶。她让他足足等了一分钟，然后才拿起话筒。“你好。”
“洛夫女士，我是……”
“我是雷吉，就这样称呼。叫我雷吉。你叫乔治，对吧？”她对任何人都直呼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