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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局长迟迟不来电话，也不好催，可这么干等也不是个事，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丁点不差地应在此时此刻的饮品厂，机器停转，水果腐烂，分分秒秒都在糟践钱。姜先生倒是稳坐钓鱼舟，不耽误吃不耽误睡，只是急坏了万，没头苍蝇似的东一头西一头，乱了方寸，电话整天贴在耳朵上，一个接一个地打，求爹爹告奶奶地请人帮忙。我觉得他思路有问题，迂回来迂回去，却不切实际。我对他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应直接去找电力部门解决才是。他说一开始就找过镇电管所来厂拉闸断电的人，他们一口咬定厂里的供电设备不合格需要检修，怎么讲也不管用。我说那就找电管所领导呵。万说也找过，是一个说法。我说那就去找市供电局呀。万畏难地摇着头，说到现在还没找到能通那里的关系，没关系去找也是白跑腿。说到这儿万“啊哈”一声猛拍一下脑袋，说有个人我还真给忘了，他说他认识供电局的人。我说那就找他出面帮忙呀。万便赶紧拨电话。
按电话约定，我们立刻驱车出厂，去找万那个可救急的熟人。本来姜先生也要一起去，被我和万劝住了，毕竟上了岁数，少动为宜，何况厂子也得有人坐镇以稳定人心。这回上车才知，那天去淄城接我的司机是万的侄子，叫万虎，万说的那个人在镇上一家汽车修理厂干活，万虎也认识，不仅认识，似乎还很知底细，一上路万虎就表示出对那人的不信任，说是个“忽悠”。万不以为然，说如今不忽悠还办不成事哩。
在镇上接了那个人，便匆匆往市里赶，那人姓孙，看起来比万小，一口一个万哥，万虎叫他孙师傅，我也这么叫。把关系理顺后就开始说事情，原来在这之前孙并不晓得饮品厂出了什么问题，万就把事情的经过和目前厂子的状态对他讲了讲，他说这事好办，他认识的人是供电局“大拿”，而具体是什么职务却没提，这多少让人有些不放心，又不好直接问。万说因为事情太急，来不及准备什么，小孙你对“大拿”讲，问题解决了一定好好感谢他。孙说没问题。
眼下能谈的就这些了，就扯上不相干的事。孙听说我是个作家，显出很大的兴趣，说他喜欢看书，甚至说还读过我写的书。我不太相信，问他读过我的什么书，他反问：《林海雪原》是你写的吧？我没吭声，他又说写得太精彩了，把个座山雕小炉匠写的活灵活现。万虎说孙师傅你记错了，《林海雪原》的作者不是韦老师。孙说是吗？我他妈串帮了。又说中国小说我不怎么读，我爱读外国名著。我想索性就刻薄一回，问：孙师傅你都读了哪些国外名著呢？他说太多太多，都记不清了。我问你最喜欢哪一本？他说最喜欢《射雕英雄传》，写得太吸引人了，我一口气读完。于是我赶紧收口，再追问下去就太不厚道了。
车进了市里，在孙的指挥下开到供电局大门口。我们刚要下车，被孙阻止住，他让我们坐在车里不动，他先进去找他那个“大拿”熟人，也不等我们表态，便下了车，“砰”地一声关了车门，接下去就是只见其人不闻其声了。他先是走到门卫室窗日前，与里面的人进行交涉，我一下子想到那天去教育局找彭局长的情景，想这里门卫是否也会以“开会”为口实，拒不放行呢？我的担忧很快被孙激烈的“肢体语言”所证实，他头昂着，嘴不停的翕动，两手不停地挥，以致身子都摇晃起来，显然是在与门卫争吵，这情形一直持续了很久，孙也没能获准走进大门一步。之后就见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号，当是在给那“大拿”熟人打电话了，如同我们在教育局门口打电话找彭局长那般。
万虎从鼻子里哼了声，说句：这事可悬。
我亦有同感，只是不便多言。
万闷声闷气说等等看吧。
万虎说等也白等，要是这样能办成事情，才怪呢。
万火辣辣地说：啥子怪？
万虎说他这是望山捕影呵。
我说也是有病乱求医了。
万虎说那也得是医才行，他光说认识局里的“大拿”，可究竟是啥样的大拿？党政“大拿”？业务“大拿”？还是做饭“大拿”？打扫卫生“大拿”？
万虎正发着牢骚，只见从里面大楼出来一个人，经大院向门口走来，想必就是孙说的那位“大拿”了。等走近能看清他的体态面目时，我不由大失所望，同时佩服起万虎的先见之明。是的，我知道以衣帽取人不对，还有“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语，可出来的这个人实在不能把他和当官的“大拿”联系在一块，穿一身皱皱巴巴的衣裳，走路轻飘飘像踏在水面上，且一脸的委琐相。当然了，当官的也不全是相貌堂堂气宇轩昂，可终归都会把架子端起来，这个人可全身没一块当官的骨头，颠颠的，未到孙面前早伸出了双手，握着后摇了又摇，像见了大领导。
万虎在车里幸灾乐祸：啊哈，弄半天“大拿”是他呀。
万问：你认识他？
万虎说认识。
万问他是干啥的？
万虎说和我一样，车夫。
万又问给谁开车？
万虎说早先给一个副局长开车，那副局长受贿被捕，又给另一个副局长开车，后来这副局长也犯事，因后台硬，“双规”了一下了事，没追究刑事责任，只免了职，从此他就开不上车了。
我问他有问题？
万虎说一个开车的能有啥子问题，顶多跟当官的吃点残汤剩饭，只为他跟谁谁出事，就让人觉得晦气，就没人肯用他，以后就在办公室里打杂跑腿。
我说：太离谱了，自己不贪不就啥事也没有了，怎么能怪到司机头上？
万虎说这叫肚子疼埋怨灶王爷。
万对这个前司机仍抱有一线希望，说他在局里这么多年，总会和哪个当官的有些私交……
万虎打断说：哪个当官的会和与自己肩膀不齐的人有私交？没这回事。又说：叔，你别犯糊涂，这事你甭管了，我来对付。
说毕开门下车，孙看见后丢下“大拿”向车走过来，兴冲冲说：这事没问题了，人家答应帮忙办，也没提啥要求，中午要不就一块吃顿饭？
万虎说：不瞒孙师傅说，刚才在车上接厂里电话，说电业的人已经上门检修了，问题解决了，就不用再麻烦人家了，你替我们谢谢他。
孙悻悻道：那……
万虎说：我们得立刻回厂，别的以后吧。你要不要跟车回去？
孙不住地摇头：不回我在这干嘛！
就这么把“大拿”丢在大门口，我们扬长而去。路上皆闭口不言，一是当着孙的面，再者也着实没有什么话好讲。真是的，怎么想也想不到这档子事会如此收场，确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儿，可静心一想，尽管万虎的做法有些“毒辣”，却很务实，使我们尽早从“无效劳动”中抽身。我想倘若万有他侄子的这副脑筋与手段，厂子或许不会到今天这般田地。
过后我将这思路说给姜先生听，姜先生一言不发。
6
姜先生说在田庄的几天开始还算平静，这里刚从“国统区”变成“解放区”，时局与人心不稳，谁也顾不上我们这几个外来人，我们就能住下来安心养伤，伤不仅在脚上，还有心里，从抗日志士一下子变成逃亡人，这种虎落平阳的落难使我们的心一阵一阵发痛。也是多年难有的空闲时间，不由得想一些从前顾不上想的事，大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小到自己的人生道路，都在思虑中，当然想得最多的是眼前的处境，青岛是我们的目标，要是飞机不出事，到了那里就踏上南撤的跳板，前面的天地很宽，可飞机凭空出事了，我们被丢在荒凉的黄河边上，离青岛几百里路远，又到处都在打仗，也许我们根本就到不了那里。想到这种后果大家的心就一直往下沉，觉得前途渺茫。这时分歧也出现了，几个人形成两种意见，以安和、雷觉、顺东为一方，他们觉得不一定非去国统区不可，实在不行就投身共产党（用共产党的说法是弃暗投明），理由是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锐不可当，建立红色中国是早晚的事，与其将来被动，不如现在顺应时势，早有归宿。另一方的贾开、建越和我，则坚持到国统区去，哪怕千难万难也要去，不是要追随国民党，而是我们不信共产主义，理想不同，就像水火不容，明知走的路与自己的追求不一致，就不该去违心。两种意见相争不下又各不相让。建越又掐起指头要看天意，可这回没人响应，都清楚事关重大，重大得连老天爷也不敢轻易信托。意见虽僵持不下，但没人主张分道扬镳，都想说服对方，达到步调一致。大概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凝聚力”了。也就在这举棋不定时，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来到田庄，局势发生了变化，逼迫我们尽早做出决断。安和建议先与工作队取得联系，探明情况，然后决定何去何从，他的意见得到雷觉、顺东的响应，我和贾开、建越虽不赞成也觉得无大碍，反正主动权在自己手中，可进可退，便表示同意。雷觉自告奋勇担当使者角色，他以前是《东北公论》的记者，善交际，口才也好，能担当此任，他的脚还没好利索，一瘸一拐地去了，回来显得很兴奋，说工作队侯队长接见了他，侯队长说革命不分先后，欢迎。侯队长还以县委组织部长的身份表示，我们可以先留在田庄工作队工作，等土改结束再回县正式分配。听雷觉这么一说，安和、顺东的立场更加坚定，又一起做我和建越、贾开的工作。
不料事情尚未做出决断，我们却在大街上与侯队长相遇了。雷觉赶紧向前与侯队长握手，又把我和贾开介绍给他。侯队长三十出头年纪，白净脸，瘦削身材，一副文绉绉的风采。侯队长十分热情，与我们紧紧握手，脸上堆着和蔼的笑容，以东道主的口吻说：欢迎，欢迎你们远道而来，辛苦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