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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姜先生与他的同志属不伦不类一辈，能搭上飞机实为幸运，只是好事多磨，一连几日航期拖延，要么天气原因，要么飞机临时被“上峰”调用包乘，于焦虑中苦苦等待，终于等到可以成行，又因机械故障从上午延到下午，飞机才在阴霾中起飞升空，当飞机开始飞越硝烟弥漫的华北战场，疲惫不堪的乘客方如释重负，舒下一口气。
姜先生记得也就在这时眼前现出美丽的青岛，心随之激动起来，不是为故地重游，而是不日将由此经海路南撤至国统区后方，从此远离战火。姜先生在这温馨幻影中合眼入睡，直到被飞机的剧烈颠簸惊醒，机上一片哗然，女人已开始晕眩呕吐，姜先生与他的同志们尚能静定，毕竟是与日本人较量八年，经历过铁窗热血，此刻除了心里还有一些放不下的人与事，生死已置之度外。不久机组出面告知真相，飞机遭遇恶劣天气，被气流所阻，而气流区域有多大，飞机能否穿越过去尚不可知，因此必须尽快做出决断，是冒险强行穿越还是放弃目的地，绕道至便当机场降落，如此便不能确保一定会降落在国统区范围内。不言而喻，选择是两难的，谁也无法判断哪是福哪是祸。一位坐前排戴少将军衔者冲机组人员大吼大叫，说宁肯坠机也不要落入共党之手，当他明白军阶再高在飞机上也没有发号施令的特权，随后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声无息。决断权终是在机组手里，在努力无果的情势下决定放弃飞往青岛，转向西，于太阳低悬时降落在一座简易军用机场上。看见朝飞机包围过来的是一群穿“国军”军服的军人，大家便清楚是降落在国统区。
姜先生与同机人很快便知道此地也如同天津已在解放军的包围圈内，是一座孤岛，很快便会陷落，不仅如此，大家很快又被告知，他们不能再乘坐这架飞机去青岛，军方已决定将飞机扣留，说要执行更重要的任务。这纯属掩耳盗铃，所谓“更重要的任务”无非是用于他们自己的逃跑。姜先生再次领教了所谓“正统”的傲慢无理。在日本人投降之后，他们以“自己人”的身份热情欢迎重庆来人，却是热脸对上了冷屁股，接收大员们拒他们以千里之外，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抗日英雄，才有行使接收管辖权的资格。他们对此感到愤怒和失落。他们毅然离开东北不能说没有这个因由。姜先生等与军方人员论理，但无济于事，军方“铁面无私”，说事情没有任何余地，只是作为补偿，他们答应向乘客发一点路费，作为从陆路赶赴青岛之用。姜先生和他的同志以不接受表示了他们的抗议。
姜先生说我们的逃亡从飞机落地便开始了。我们觉醒社六同志，安和、建越、顺东、雷觉、贾开，还有我——楚向，这些都不是本名真姓，是为地下斗争起的化名。不知是怎么搞的，名字一律是两个字，这种一致被捕后引起敌人的注意，逼迫我们讲出真姓名，我们当然不会讲，严刑拷打也不讲，弄得敌人毫无办法，可后来只要见到两字名字的青年学生便警觉，怀疑是抵抗分子，严加监视，这就给我们的斗争带来很多困难。我们这六个人既是抗日的同志也是落难的狱友，现在又结成逃亡伙伴。可能是出于对多年不平凡生活的留恋和纪念吧，结束地下状态后我们都没用真实姓名，仍用两字化名，彼此称呼起来既觉得亲切，又有种凝聚力，然而在后来逃离解放区的日子里，这种凝聚力却经历了种种考验，现在想起来还心惊肉跳。
面对困境，当时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留在原地等战事结束，或者说是等待“国军”被歼灭，趁乱奔逃；再就是采取主动，穿越前线。两种各有利弊，前者不知要拖多久，后者要冒很大危险。当时我们举棋不定不知怎样才好，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最后只好把决断权交给会算命摇卦的建越，建越大有一副临危受命的样子，当场掐起指头，告诉大家宜静不宜动。说白了就是等。这也是他本来的立场，这就让大家不太相信这真是老天爷的告示。可也不好说破，最后还是同意听从十有八九被打了折扣的天意，在原地等待，由善于交际的雷觉出面与军方交涉，让他们允许我们在军营食宿，直到离开。许是军方对造成我们的这般处境感到一丝歉意吧，没有拒绝，却正告说：仗说打就打，打起来谁也顾不上谁，帮不上什么忙。对此我们本来也没有指望，后来倒是老天爷帮了忙，战斗很快打响了，解放军发起总攻，“国军”抵抗了一天一夜，拂晓时当官的带着家眷乘飞机逃命而去，士兵举枪投降，仗就打完了，包围圈破了，我们能走了，我们混在一群逃难的人中间，开始了逃亡的日子。
是秋季，地里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刚下过一场雨，路泥泞难行，一个个都摔成了泥猴。虽说已离开战场，耳边仍不时听到枪声，据说是解放军在清肃“国军”残余。我们倒不太担心，我们不属于共产党镇压的范围。我们未曾与共产党交过手，甚至连面也没见。不错，我们曾经是国民党线上的人，但那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现在我们谁也不属于，是普通百姓，是流亡学生，就是说我们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从事实出发我们还得算是同志，抗日的同志，在敌后斗争那些年，我们知道长春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们也知道我们，尽管我们各干各的，但目标一致，抗日救国，对付的是日本人，坐的是日本人的监狱，用共产党的说法，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所以我们不怕共产党，只想早早到达目的地青岛。
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们的想法错了，而且大错特错。
3
太阳出来解除了夜晚无底的黑暗。姜先生陪我“视察”这座为万投资的饮品厂。厂子规模不算大，看去像一座有围墙的小学校。厂前是我昨天来的那条公路，厂后是一道山梁，山梁下是一个叫万岗的村子。姜先生说只因记错了村名，几十年后来寻找老万（万的父亲）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方知故人已为他而死，便起意为他的儿子做点什么。开始打算把万办到美国去，因之间没有亲缘关系，这条路不通，于是便投资了这座饮品厂。我问为什么要建饮品厂？他说这一带产水果，原料不成问题，人工也便宜，用政府的话说是投资环境好。我觉得办一座饮品厂没问题，当然这是以前的想法。我问现在呢？他说现在的情况你看到了，机器停转，水果发霉，厂子面临破产，早知这样，不如当初把建厂的钱给万，让他讨个老婆过日子。我问他厂子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他摇头说不知道，我说赶快行动，不能再等。他叹了口气问我这里的熟人是做什么的？我说一个朋友的表弟，在市教育局工作。他问是当官的吗？我说是。他又问是多大的官？我说是副局长。他说不知道这么大的官能不能帮上这个忙？我说试试看吧。我这么说是因为心中无底。
一早，我们来到昨晚吃饭的那个县级市，拜访教育局彭局长。拐了一个弯，我朋友的表弟把这事托付给他的下级办理。按地址找到教育局大门，刚要往里走被门卫拦住，问我找谁？我说找彭局长，门卫说彭局长开会去了，不在局里。我问到哪里开会？门卫说不晓得。我问能不能打电话问问？门卫看看我，态度有些不耐烦，说要打电话你们自己打。他的话提醒了我，赶紧给彭拨电话，拨通了赶紧自报家门，彭在电话里说这个他知道，问我在哪里？我说在教育局门口。他说你上楼吧。我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办公室。我问在哪个办公室？他说在我的办公室。我疑惑地说你不是在外面开会吗？他问谁说的？我说门卫。他说把你当成上访的了，你进来吧。收了电话我不满地看着门卫，说彭局长就在楼上，他让我们进去。门卫没吱声。
彭很年轻，一副很精干的样子。就言归正传说到求他的事情上。他问什么时候电业局拉的闸？万说已经五天了，又问什么理由？万说他们来厂里检查，说电路有事故隐患，需要停产检修，我们说新建不久的厂线路和变电设备都是新的，不会有问题。他们说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我们说那就请检查一下，他们说当然要检查，他们说检查却不检查，又一直拖着。彭想都不想说，这是他们故意找碴，一定是你们得罪他们了，想一想是怎么得罪人家了，也好亡羊补牢。万不停地摇头，说不会不会，我们逢年过节都给他们送……彭打断说这不能说明问题，一定有不满的地方，否则不会这样搞。姜先生说他们这么做违法。彭说违法不违法看怎么说了，他们是政府职能部门，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点点头，说彭局长的话在理，但现在事情悬在这里，解决不了，收上来的水果一天一天腐烂，损失巨大。彭说再怎么也得把情况弄清楚才行，就像打仗，连敌人在哪儿都不知道，这仗怎么打。我说姜先生从海外回来，万经理又是初次办厂，对这方面不太懂，就拜托彭局长帮忙了。彭点点头说我的一个熟人在市府工作，先让他给摸摸情况吧。我说好。万赶紧说彭局长把你的朋友请出来吃个饭吧。彭说也行，你留下电话，联系好了我找你。万立刻掏出名片递上去，脸上满是讨好的笑，看他那副模样，我心想让这样的人办厂也真的难为他了。
接着局长问起我的情况，不待我回答，又跳到姜先生身上，问姜先生在美国做什么生意？姜先生说没做什么。我说姜先生做过餐饮业，很成功的。局长又问在中国有几处投资？姜先生说就这一处。局长说在国内投资大有可为，可一般人并不知道教育投资比其它更好，见效快回报丰厚，姜先生是可以考虑的。姜先生说就这一处已招架不住了，哪还敢多做。局长说姜先生放心，投资教育前景很好，我敢打这个包票。我似乎听出局长话的用意，又知道姜先生无意于此，这个饮品项目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了，我担心姜先生口无遮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