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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如卷席。”毛历来自大，但这句诗很切合实际，体现出“横”的威力，不然共产党怎能用三年的时间打垮国民党的八百万正规军呢？
那些天，我还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算起来，我们在田庄的时间总共不到半个月，可感觉是那么漫长。在时间的相对性上伯恩斯坦说过这样的话：在爱人怀抱里时间过得快，在牢狱里时间过得慢。我同意，可我还得补充一句，人处于饥饿状态时间会过得更慢，就像我们在田庄最后的日子，太阳就像粘在天上。我们凑起来的一点“硬通货”很快就用完了，房东不愿再给饭吃，我们也不想死乞白赖，当然还有几个戒指，可那是“在册”的东西，事实上已不属于自己，不能动，无奈只好采用“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用随身携带的东西去换房东的饭，但这样也有很多问题，一是我们的大部分物品老乡觉得不适用，比方西装、皮鞋、牙膏、牙刷之类（最受欢迎的是肥皂、毛巾、袜子、线衣），再则每人带的东西都十分有限，别说房东挑剔，就是不挑剔也维持不了多久生计。我们想象着在不远的一天，光着身子（真正成了原始人），啃完最后一块地瓜等死的情景，真是不寒而栗。
日子难熬恐惧也与日俱增。村里传播着流言，说我们这几个人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到田庄的目的是破坏土改，还说我们很快就会被逮捕镇压。我们不知道这些谣言来自何处，却知道不是空穴来风。有句话叫没做亏心事不怕夜半鬼叫门，这是指一般情况，特殊情况下就不同了，没做亏心事也怕鬼叫门，因为做没做亏心事不由自己说，而是别人给你下定论。比如田庄头一个被处死的红脸邹国甫。邹国甫不是田庄最富有的人，地不多，房子也不气派（我们从他家门前经过），被斗争时态度也很好，只因他当过伪村长，以汉奸论处，被判了死刑，从公审大会现场拉到村外的河套里枪毙了。人是被“结果”了，但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就是邹国甫是不是被冤屈？邹在宣判后极力为自己辩护，否认是汉奸，说鬼子来了让村里人推举村长，稀里糊涂把他弄上了，他清楚给日本人当狗腿子不光彩，早晚会倒霉，坚决不干，这时候一个姓唐的抗日地工潜进村找他，让他当这个村长，说他一方面可以给抗日队伍当内线，为抗日出力，另方面与鬼子周旋使老百姓少遭殃，姓唐的还保证以后给他当证人，证明他不是汉奸，但他的说法受到司法人员的驳斥，指出那个姓唐的是国民党游击队的人，国民党连自己都不抗日，还会在下面发展抗日力量？胡扯淡。邹国甫被押往刑场时一路高喊冤枉，直到枪响。后来听说，县司法一开始并不清楚邹本人申诉的这个细节，田庄工作队报的材料没有写，公审会现场听了邹的申辩一度很犹豫，考虑是否该缓期执行，但工作队方面提出了异议，讲群众的革命情绪已经高涨，在这个时候半途而废势必给群众泼冷水，不利于土改工作向前发展。司法方面觉得不无道理，且参加公审会的还有四周好多村庄的群众，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死活而影响大局，就决定照计划执行。
那次公审大会一共枪毙了三个人，除邹国甫其余两人都是邻村的。一个是汉奸，手上沾了抗日人和百姓的血，处死当罪有应得；另一个是叛徒，叛徒和汉奸也没啥两样。不过后来从房东口中知道，这个外号叫大嘴的，叛徒当得有些蹊跷：有一回区武装队与鬼子交火被打散，队长被追到辛庄，混在百姓中。鬼子知道队长是个麻子，就把村里所有长麻子的男青壮抓起来，包括队长在内共七个人，鬼子先问谁是本村人，都说是，又问谁是外村人，都说不是，鬼子又让他们互相指认，指出谁是刚进村的队长，可没人指认，鬼子便发怒发威，让他们靠墙站成一排，说反正队长就在里面，那就从头一个挨一个枪毙，直到有人指证为止。鬼子说到做到，先开枪打死了排在第一个的那个人，鬼子再问，还没人指认，又杀了第二个人，就这么问一遍杀一个人，直到杀死了排在第四个的队长本人，这时排在队长后面的大嘴向鬼子招供，指着地上的一具尸体说他就是队长。鬼子也算守信，确认最后死的就是他们要找的队长，也就把其余的人放了。大嘴的变节行为遭人痛恨，被视为叛徒，可当时也没把他怎么样，直到土改又翻出这本陈年老账，把他当叛徒法办。这事说起来界限有些模糊，要说大嘴没叛变可他指认了队长，要说他叛变可指认的是队长的尸体。可以说死得不清不浑。不过通观整个事件过程，那个队长倒让人觉得不怎么英雄，既然知道了鬼子要一个挨一个地杀人，他本应自己站出来才是，特别是当杀到自己时，更应该挺身而出，可他没这样做，白白让三个人给他当了垫背，要不是大嘴讲了，后面的人也不得幸免。
应该说在我们心里引起巨大恐慌的不是枪毙邹国甫、“大嘴”，而是两天后处死的田宝安。不管邹国甫和“大嘴”冤枉不冤枉，对他们的审判总还是按“法律程序”进行，判案是法院，执行的是公安，而田宝安没有这种待遇，他是在斗争大会上被人用铁锨劈死的，用侯队长的话说是“革命群众对国民党特务田宝安进行了公审”。侯队长总是把“革命群众”挂在嘴边，但谁都清楚“革命群众”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指挥者就是侯本人。在田庄，斗争谁不斗争谁，让谁活让谁死，都在侯队长的“计划”之中。只是在处死田宝安之前，没有人会料到这遭会“计划”到他，觉得已经砍掉他一根指头，算惩戒过了，不会再怎样他，甚至田宝安自己也是这种心理，在斗争别人的时候，他站在台上，神情多少有些“劫后余生”的松懈，没准正是这种漠视革命的不良态度激怒了侯队长，便临时改变计划，给他打了“红勾”。当然，只是猜测，未见得就是这样，但有一点是事实，是侯队长把火引到田宝安身上的。那是在斗争会快结束时，侯队长冲着田宝安说：你，你以为去了根指头就万事大吉了吗？大错特错，你的问题远没交待清楚，有人揭发你是国民党特务。田宝安闻听一时吓得呆了，回过神就浑身发抖，像风中的树枝，忙不迭地否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侯队长并不与他争辩，只说田宝安你想顽抗到底只怕革命群众不答应。侯队长呼风唤雨，一提到革命群众就有几个壮汉蹿上台，批斗起田宝安。老套路，先动口后动手，拳打脚踢，巴掌扇，只打得田宝安鬼哭狼嚎满地打滚。这时还没人想到田宝安会死，以为“修理修理”拉倒，可最后给“修理”死了。过程全在我眼皮子底下，可能当时心里惊惶，也可能是打人场面很乱，眼前一片模糊，头脑里也很混乱，一瞬间似乎还闪过几天前顺东的指责，可能还想过自己这回能不能不做懦夫。我还寄希望于田宝安在台下的兄弟们，切盼他们能念手足之情，挺身而出。总而言之，当时犹如灵魂出窍，直到田宝安没命。不过他死的情景我看得十分清楚：一个人朝田宝安的头狠踢了一脚，田宝安在地上滚了几个滚，爬起来就往台子底下冲，像是逃也像要把自己撞死，就在要摔下台子时腿被掉下来的裤子绊倒了，一头扎在地上，就这空当，一把铁锨高高举起，朝着田宝安的脑袋直劈下来，没听见叫，只看到脑花四溅，瞬间田宝安一命呜呼，这就是我目赌的所谓群众公审的真实场面。田宝安的死为这次斗争会画上了句号，是田庄土改斗争取得“又一个胜利”的标志。侯队长总结说反动派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革命群众绝不会心慈手软。可他的话不会让知情人信服，因为田宝安根本算不上反动派，他曾经给一支国民党游击队当过“财粮”，可那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抗日人怎成了反动派？再者侯队长也不应该把田宝安的死推到“不心慈手软”的“革命群众”身上，据砍死田宝安的那个人讲，他是听见侯队长说声“斩”才举锨砍向田宝安的，而接近侯队长的人都知道侯队长有个说“斩”的口头语，每逢对要事决断就说声“斩”，至于当时那个“斩”是否就是死刑下达令，恐怕永远是个谜了。有一点我一直想不通，就是侯队长既然知道他不会放过田宝安，田宝安早晚得死，可为什么要将取命与取指（头）分两步走？“一次性处理”不是更省事么？他不这样做恐怕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最大限度利用田宝安来推动田庄的土改，一人事小，革命事大。只是田宝安的死究竟起到多大作用，是无法计量的，而对我们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我们真切地意识到死的威胁，田宝安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不是心理脆弱，更不是自己吓唬自己，而是基于我们对侯队长的认识，或者反过来说是侯队长对我们的认识，以他的那种对反动派的认定，我们与田宝安（包括邹国甫）完全是一类人，都是反动派，杀无赦。我们惶恐万分，觉得有一把利斧举在头顶上，只待侯队长“斩”字出口，就会落下，我们就得身首分家。只是我们不想死，不想死就得想法活。我们知道“三十六计走为上”，但对我们却很不现实，我们已成笼中鸟，插翅难逃。
说起来逻辑学还是大有用处的，会推导出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一步一步往下推：我们到国统区，到国统区就要离开田庄，离开田庄必须侯队长放行，侯队长放行必须向他屈服，屈服首先要交出戒指，交出戒指就得放弃对顺东的承诺，放弃承诺……推到这里就推不下去了，因为事情很尖锐地摆在面前，是为自己活命放弃道义？还是为了道义大家同归于尽？到这一步逻辑就不起作用了，起作用的是人心，还真让顺东说对了，我们没有为正义和道义奋不顾身的勇气，我们贪生怕死，是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俗人。不错，当年我们落在日本人手里没有叛变，但那不能说明我们勇敢，而是还没“死到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