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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者仍不认可。
再再答者：爱叫人×，恨嫖客嫖了不给钱，怕得艾滋病。
问者：OK，回答正确。
一阵沉静，接着满座大笑。
彭局长努力收住笑，说：此鸡不同于彼鸡也，这是偷换概念嘛。
赵处说：就算是偷换概念，也偷换得很妙的呵。
众人一起附和：妙，妙，实在是妙。
当是，再再答者得意，他要求在座的全部干杯，有人不甘，问为了什么干杯？再再答者说：为那些对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巨大贡献的女性干呵。一时不解其意，也包括一向愚钝的我。过了片刻，有人“噢”了一声，说妙哉妙哉，我们的确应该为性工作者们举杯致敬，自从有了她们的存在，社会上减少了多少强奸犯罪呐。有人附和说：没错，从前法院贴出来的布告，罪犯大半是强奸犯，现在强奸犯几乎绝迹，这就是她们的功劳呵。有人说很对很对，现在的犯罪基本是与金钱有关。从前是劫色，现在是劫财呵。
赵处说：现在不是不劫色，只不过变换了方式方法罢了。
彭局长说：劫色变买色。
再再答者说：还是局长精辟，只因色可以买到，男人就可以集中精力劫财了。
没人反对这种说法，于是一起举杯。
又一个高潮过去，红光满面的彭局长就说到要办的事，他先说赵处是“大拿”，又让万把情况说一遍，万照办。赵处听后问你们知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万说实在没有得罪什么人。赵处说得罪不等于就是劫了人家的财睡了人家的老婆，这些事谅你们也不敢做，想想是不是对有关部门有什么失礼的地方？万说该打点的我们都打点了，电力部门……赵处打断说，看事情不能光看表面现象，不错，找麻烦的是电力部门，但根子不一定在他们那里，别的什么部门或个人假手也是可能的，现在社会上这样的事很多。万说工商、税务、公安方方面面我们都……赵处再次打断说你也太过幼稚了，以为有过表示就万事大吉了？不是那么回事，我可以断言，你们肯定是失礼了，否则不会把你们往死里整，没理由的事谁也不会做。万哭丧着脸不说话。姜先生放下筷子，姜先生有个习惯，饭桌上从不擎着筷子与人说话，放下筷子还要用纸巾擦擦嘴，做过这些他说，我们是一个小厂，万经理为人忠厚，一直是合法经营，讲仁义、讲信用，凡事只有人家惹我们，我们不会去惹别人。赵处面上淡淡的，说照老先生的说法这事就不太好办了，要解决问题，又不知问题在哪里，就像打仗，上了前线不知道敌人在哪里，这仗还怎么打？我记得彭也说过类似的话，想必姜先生也记得，他有些愤然，说早知道在这里办厂像打仗，满山遍野藏着敌人，就不会干这种无厘头事。赵处说老先生别激动，激动也没有用，这就是现实。彭说姜先生也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事情不在于做不做，而在于怎样做，我说过嘛，投资教育是当前的最好选择，有天时有地利有人和。我担心再提教育投资会惹姜先生反感，说出不客气的话来，赶紧说感谢彭局长的一再提醒，但眼下首先要解决饮品厂的供电问题。彭局长略显尴尬地说也是也是，这个么赵处已经有了意向。赵处接说我想了一下，可先与电力公司的头头沟通沟通，摸摸情况，看看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然后采取下一步行动。彭赶紧说我看赵处的意见很好，有战略眼光，知己知彼嘛，停停又说赵处你看是不是把电力的人请出来，咱们“侦察侦察”？赵处说可以吧，彭说那就定下，明晚还在这里。对此姜先生和万都没说话，我也无话可说，但心里却有些疙瘩，不是为彭替我们拿主意，而是觉得这样一天一场地“侦察”进展太慢，时间急迫，等一天厂里的损失就严重一分，我真的觉得自己责任重大。
结账的时候，万面带难色地问我身上带没带钱，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把钱给了他，姜先生在一旁颇带情绪地说一顿饭吃好几千，就是美国总统也吃不到这种标准啊。我和万都没应声。
回到旅馆姜先生很快打起盹来，万悄声对我说彭局长和赵处不高兴了。我有些纳闷，这样高规格的宴请还有什么不满意？我说不会吧，万说是的，人家有意见。我问什么意见？万说饭后应该请人家去洗浴，咱没提，我没吱声。万又说我们这里都这样，求人办事先吃饭后洗浴，有些情况还得送钱。我问我们这种情况要送？万说要送，我们是厂家，请人办事得给好处。我说咱们是找的关系啊，万说关系也一样。我问那你怎么不带人家去洗浴？是钱的问题吗？万说是。这时姜先生睁开眼，问洗什么鱼？万说不是洗鱼是洗澡。姜先生问难道他们家里没装热水器还去澡堂子洗澡？万说不是澡堂子。姜先生问洗澡不去澡堂子去哪儿？万说姜叔这些事你不懂。姜先生反问我不懂什么？万不说话。姜先生又问你说我不懂什么？万吞吞吐吐地说不是洗澡，是找小姐。姜先生问找小姐干嘛？万说还能干嘛？姜先生好像明白过来，一下子瞪大眼，白眉毛一耸一耸的。我赶紧打圆场说姜先生你对这类事不太了解，就别多管了，由万经理处理好了，他知道该怎么去办。姜先生不理睬我，盯着万质问道：你也干过吃饭找小姐的事？我忍不住笑起来，万则满脸悲苦。
姜先生上床睡了，发出鼾声。万对我说他要回厂，明天一早赶回来。
8
姜先生说不知怎么这些天老是回想当年发生在田庄的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一幕一幕在眼前是那么清楚，就像昨天。据说人快死会一下子记起早年的事，我大概就要死了吧，我不怕死，只要一想到四八年逃过那一劫，死里逃生，一活又活这么久，就觉得自己赚了，现在死也能闭眼了。
还记得我说到哪儿了吗？是我们在田庄“革命”，“革”得不彻底，被工作队扣了，责令“反省”。后来知道，侯队长对我们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单是因为我们触犯了他的权威，更主要的是因为受到上级的批评。前面说过，侯队长带领工作队进驻田庄后不急于马上进行斗争，先做细微的群众工作，划定斗争对象也比较慎重客观，但后来上级却认为田庄的土改犯了右倾错误，严厉批评，责令立刻纠正。当时侯队长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包括以温情的态度对待我们几个人），于是便改弦易辙，将斗争引入高潮。那个时期整个解放区的土改工作有所失控，推行宁左毋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死了很多人，直到最高层发现了这一问题又立即下文纠偏。当然这些情况也是后来才知道。
那些天我们的确是在反省，反省自己的过错，也知道自己错了，错在不该听信侯队长“革命不分先后”的话，也包括当初积极革命的雷觉、安和、顺东。有句话叫事实胜于雄辩，到了这步田地，他们不胜内疚，觉得是他们把大家引入险境，幸好有脚伤的人已经能走动了，我们便谋划逃走，可一想再想也没想出穿越岗哨的办法，我试探着向房东大哥打听情况，房东大哥好像明白我们的企图，不说话一味地摇头。有一晚听见村外响起枪声，天亮后我问房东大哥出了什么事？他说是民兵打死了逃跑的田树琪。我问田树琪是什么人？他说是村里一个富户。我把这情况告诉大家，都皱起眉头。可这里总不是久留之地，夜长梦多，谁知道往后会发生什么事？有人提出干脆把侯队长想要的东西给他，那就没理由不放我们走，这叫破财免灾。我和建越、安和不同意，理由是交出去未见得就能放我们走，就是放，我们身无分文又能走出多远？还不饿死在野地里。左不是右不是，我们就像关在笼里待宰的鸡，惶惶不可终日。工作队的人没再上门，好像把我们忘记了，后来知道是村里的运动开展起来了，他们顾不上我们。那些日子我们也算经历了土改运动，用耳朵，从房东大哥的嘴里，从大街上。房东大哥是个口拙的人，肯定还有些害怕，问什么要么不答，要么答得很简单。开大会了吗？嗯。斗争地主老财了吗？嗯。抄财主的家了？嗯。抄出来的东西多不多？多。有些什么？牲口、粮食、衣裳、箱柜、犁、缸、盆、碗……有没有金银？听说有。你能分些什么？能分到地。别的呢？别的不晓得。你想要什么？什么都想要。后来开始分了，我们看见房东大哥从外面背回一口大缸，我们问他为什么不要别的东西，单要一口不值钱的缸。他骂骂咧咧说操，这哪是分，简直是抢啊。原来值钱的大件财产，如牲口、箱柜、皮袄等被工作队和农会指定的积极分子拿走，剩下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堆放在大院里，一拨一拨往院里放人，每人只挑一件东西，轮到房东大哥进去，东西已所剩无几，他想到自己家缺盛粮食家什，就要了这口缸。可能是气愤让房东大哥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我们在分财产中间发生的几件事，一是昨晚站岗看财物的民兵从墙头翻进院子，偷走了许多值钱的东西，还把一袋子花生拿到民兵队，用大锅炒了吃，香气很快传遍全村，被发现。再是今天白天，两个女人同时看好了一条麻缎面被子，争抢起来，结果把好好的被撕破了，两个女人为此厮打在一起，后来两家男人也大打出手，打得头破血流……说完房东大哥两眼又盯在那口缸上，自嘲说：翻身，翻身，只翻了个空身。
除了从房东那里打听消息，我们还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斗争会场在村子中间，村子小，一响一动都听得见。一开始的讲话声，接下来的控诉声，到后来的斗争声，棍子噼噼啪啪地打人，一声声惨叫就像在杀猪。这是听，后来就亲见了。这天晚上我们被通知参加斗争会，民兵把我们从住处带到会场，又让我们站在台下的两边，汽灯不亮，台下黑乎乎一片，台上站着一排人，不用说是今晚要被斗争的人，我们看见当中有在村外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