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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种族问题大概应属于政治范畴的问题吧？
施罗德：人种问题也常常谈到。我本人对这个问题从未有过兴趣，因为人们对人种的研究有许多缺陷。许多女人欺骗过她们的丈夫。我经常向希特勒谈到这一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可以与希特勒随便讨论问题吗？
施罗德：可以，当然要有一定的限度，我知道这个限度怎么掌握。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吃饭时布劳恩小姐在吗？
施罗德：布劳恩小姐只是在战争的后期呆在柏林，吃饭时她有时在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是否把布劳恩小姐看作他的妻子？
施罗德：是这样对待她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他是把她当作妻子吗？
施罗德：的确是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他们没有生过孩子吗？
施罗德：没有。几年前我在一家美国杂志上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消息。许多说法都是不真实的。还提到了一位名叫莉尼·里芬施塔尔的人。有一类女人。对这种谣言听之任之。莉尼·里芬施塔尔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她被利用了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与雷娜特·米勒的关系如何？
施罗德：他们没有关系。希特勒很欣赏雷娜特·米勒这女演员，因为她表现了一个可爱的德国女孩子的形象。希特勒与雷娜特·米勒不曾有过私交。——战争后斯，希特勒几乎连半小时吃饭时间都没有。多数情况下饭后全国领袖鲍曼都到这里来。午饭经常到四五点钟才能吃上。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有没有私人信件往来？
施罗德：原则上说没有。只是在他给他的姐姐寄走别人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熏肉时才写过一封短信。元首没有家庭观念。这点连他自己都承认。希特勒有两个姐妹。他自己的妹妹住在维也纳，名叫保拉，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杰拉是劳巴尔的遗孀，后来在德累斯顿与哈密茨施教授结了婚。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是什么原因使他与他家庭的关系那么坏？
施罗德：首先他们不是正常的兄弟姊妹关系。父亲王次结婚，他是个孤儿，完全靠自己干出来的。他先在奥地利学习制鞋手艺。然后到了城里又进学校读书，后来他一直干到当上了海关的头头并且自己还购置了一块地产。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谈不谈他的青年时代？
施罗德：我记录了有关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这些笔记都保存在柏林总理府的箱子里。在希特勒的生活中我的分量比一个家庭成员的分量还重。
晚饭是21点或22点吃。还在大本营的时候，女秘书们与希特勒共进晚餐。到柏林后，只有布劳恩小姐与他一起吃。布劳恩小姐身体不很健康，弱不禁风。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她有病吗了？
施罗德：倒也不是病，就是体质弱，易疲劳。她适应不了柏林的气候。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喝晚茶时，希特勒始终都很活跃吗？
施罗德：是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最后一次晚茶是什么时候？
施罗德：1945年4月19日到20日的夜晚。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在后期是不是很压抑？
施罗德：是的，可以说自从4月初以来一直是这样。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9月份有一段时间希特勒卧床不起，是吗？
施罗德：这是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造成的。当时呆在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得了严重的脑震荡和耳鸣。希特勒是唯一没躺倒的人。1944年7月20日以前那几天他的情绪非常不好。他总有一种幻觉。总感到有人想谋杀他。并且把这种感觉告诉过我。他说：“我觉得要出事了。”说这话的前一天他还感到不舒服。他在单独与我一起吃饭时说：“我可不能出事，因为现在找不出能够担当领导责任的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准备让谁来接他的班？
施罗德：既不准备让戈林，也不准备让希姆莱接班。赫斯出走之后，从表面上看，希特勒准备让戈林接斑，但实际上却认为他没这个能力。我曾经与他吵过一次架。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他对我说，他已经没有接班人了。第一个接班人赫斯疯了；第二个是戈林，人民不喜欢他；第三个是希姆莱，党内通不过。当我说到，在人民中间希姆莱常常被提及时，希特勒有些生气了。他说希姆莱完全是一个无艺术才能之辈。我反驳道，就眼下而言，懂不懂艺术并不重要，他可以起用懂艺术的能人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说到这里，希特勒便发起火来，他说，起用横艺术的能人，说得容易，要是能做到这一点，他早就做了。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这三个人谁都不配成为他的接班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那么他另外考虑过谁？
施罗德：谁都没考虑过。对于我的话他十分恼火，他责备（以往他不这样）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伤了他的心，他认为我们这些认识他和希姆莱的人不该把希姆莱与他相提并论。那天中午，他离开的时候生气地说：“你再动动脑子想想谁能当我的接班人。”
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发生后，我以为不会再请我们吃饭。然而在15点的时候，我们出乎意料地被请去与希特勒共进午餐。希特勒看上去精神焕发、生气勃勃，简直令我吃惊。他向我谈了仆人们对这次事件的态度，说林格火了，阿恩特哭了。接着又说：“请相信，这就是德国的转折，现在德国又要走上坡路了。我高兴的是，这帮混蛋们自我暴露了。”
1944年7月20日，我对他说，他的确不可能接待墨索里尼。他说：“恰恰相反，我必须接待他。假如我不接待他，那么世界舆论会怎么反应。”午饭后不久，他就驱车离开大本营，接持墨索里尼去了。由于1944年7月20日发生了行刺事件，致使他9月底不得不卧床休息……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第一次审讯我之后，用标准的德语对我说：“你是一个受欢迎的人，至少你讲话是客观的，而那些被审讯过的纳粹党区领袖和部长们说话却官腔十足。我在考虑是否应该保护你，或者是否把你的情况告诉等候在隔壁房间里的14名记者，碰碰你的运气。”
这天，他还同情我。但是过了几天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记者又出现了，其中还有著名记者杰克·弗莱施纳。在与这些记者谈话之后，我和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伊尔泽·林德洛夫（她是希特勒过去的副官维德曼上尉的女秘书。曾与元首护卫队一位队长结了婚）制定了今后的计划
我经常利用他们请我同他们“合作”的机会，想方设法说服他们在贝希特斯加登为我们俩找个房间，以便使我们从后湖那种可怕的环境里摆脱出来。当时人们只能在六公里的范围内活动。伊尔泽说，我们买一匹马和一辆车，坐着马车到吕讷堡草原上去，她的公公和婆婆就住在那里，想得多美。可就是实现不了。
我被监禁
1945年5月28日，我连同我的两个箱子和一台埃里卡牌的手提打字机一起被两个美国人带上了一辆吉普车。我必须跟他们到奥格斯堡去四夭，以便接受“专家们”的审讯。在贝希特斯加登换乘汽车的时候，打字机被扣了下来，不允许我把它带在身边。这是一台崭新的打字机。应我的要求，人们给我开了一个收据，后来我才知道，收据上只有一个出厂号码。还不知他们当时是怎样嘲笑我的呢。70年代，有一个名叫洛泽的艺术商人曾对我认识的哈伯施托克女士说，一个美国人在纽约充满自豪地告诉他，说他有一台“曾属于希特勒”的打字机。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来到奥格斯堡“伯伦住宅区”。住宅这里都是些小房子，里面原本住着梅塞施米特公司的工人。他们不得不离开这里，牢骚满腹地搬到住宅区外面去住。他们对我们的恼怒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站在大街上对着我们骂：“纳粹猪猡”等等。住宅里除了桌椅和床垫之外，其它东西他们都搬走了。
到达伯伦住宅区时，我还不知道当时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吉普车开到一个相当大的广场上。那天天气很热，阳光灼人，光着膀子的男人们瞪大了眼睛从窗子里惊奇地望着外面。我以为到了一所精神病院里。过了一会儿，我在一个窗子的旁边发现了尤利乌斯·绍布和海因里希·霍夫曼教授。
我被带到了一间办公室里，一个美国人检查了我的箱子，并且很有收获地找出了一瓶法国白兰地和一条香烟。我请求他还给我，但无济于事。为此他对箱子里的其他东西就不感兴趣了。
随后，另外一个美国人把我带到了一座楼的二层楼上，在楼梯口站着一个卫士，眼珠骨碌碌地乱转，手握着上了刺刀的钢枪。在空荡荡的厨房里，我碰到了希特勒在慕尼黑摄政王广场16号住所里的管家安妮·温特尔女士。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住着莱伊的最后一个女朋友马德莱娜·万德勒和他的奥地利籍的女秘书。
奥格斯堡俘虏营的头头是一位脸上长着危的墨西哥人，一他常常在左胳膊下夹着一根藤鞭。他同那伙负责监督俘虏营的美国高级军官来到厨房，好奇地望着我们。相貌诱人的马德莱娜·万德勒被允许参加他们举办的内部联欢活动。这天晚上，她没有被当作俘虏看待，然而就仅仅这一个晚上。过后他们再也不认识马德莱娜·万德勒了。这是一种真正的令她难受的屈辱。
马德莱娜·万德勒是一位美丽动人的爱沙尼亚女郎，高高的个子，披着一头金发。她曾在莱伊博士下属的柏林夏洛滕堡剧院里当过舞蹈演员。剧院遭到轰炸的时候，舞蹈演员们都得帮助做清理工作。莱伊博士那天晚上也来到剧院亲自了解损坏的情况，借助火光他发现这位姑娘酷似他那位自尽的夫人英加女士。他被这位年轻的女人吸引住了。他拼命地追求她，可谓穷追不舍，直到她被他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