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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时代，这还只是初期，要到后面，理学家们才会露出他们凶狠酷厉的嘴脸。但是，既然要认真地、公平地说朱熹，以及他所创立的学术，那么就一定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来评判。南宋，自从赵宋南渡之后，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反思。
——为什么会失败。
北宋如此文化昌明，为什么会败给野蛮的、刚刚开化的女真人呢？！这绝对不应该。于是他们分析，找根源所在。当然这会有无数种答案，可在理学家们看来，是思想病造成的。是人的心变得贪婪，去追求财富，比如王安石等改革派，让人的心乱了，从而天降灾祸。
又比如人的心残忍了，总想着打仗，与辽国战，与西夏战，与吐蕃战，搞得帝国元气大伤，最后败给了迅速突起的女真人……所以，战争也是错的，也有罪。
等等等等，都是“人欲”。所以要破灭之，根除之！然后才会存得天理，复归昌明，重新振兴华夏。
所以后世也有人提醒，哪怕理学有种种不妥、不近人情之处，但是也有它积极的一面，甚至是实用的一面，不能全盘否定。
朱熹在当时并不能统一天下学术，就算在理学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著名的一位名叫陆九渊。陆九渊认为理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与之同等的还有“心”。
“心即理”。
陆九渊痛快淋漓地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万物之理就是每个人心中之理。所谓“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这个理论一经提出，让朱熹一脉大为光火。试想，朱圣人要穷尽一生之力，玩了命地格物致知，才能知道理是什么，才能通过理去涵盖万物，高于一切。可陆九渊倒好，直接就天人合一了，他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他，这还让朱圣人怎么搞？！
一怒之下，文人开始互殴，两人隔着很远很远互相交换了很多口水，有人看不过去了，索性给他们提供了个专门的大舞台，让他俩登台辩论。
组织者名叫吕祖谦，时间是公元１１７５年，南宋淳熙二年，地点在信州（今江西上绕）鹅湖寺，后世人称之为“鹅湖之会”。
这次大会上两派各自夸耀，互相贬低，从学问辩论到人身攻击，堪称全武行。朱熹讽刺陆九渊的学术过于简易，陆九渊反击说朱学破碎支离，无法自圆其说，还吟诗一首：“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朱圣人大怒，想再反驳，发觉自己诗文功底不够，这种大会必将万古传颂，一但写得不好，倒不如藏拙，于是不欢而散。
时间可以验证一切，朱熹在南宋时棋高一招，死后十几年间就奠定了理学圣人的地位，他所提倡的理学观念也成了官学，他注释过的《四书》位居《五经》之前，成为后世历朝历代科考、官用的不二经典。
相比之下，陆九渊没这么风光，官方一直不大认可他。从根本上论，也是他的学术不那么招人喜欢。领导们一眼就能看出，朱熹的理论是以先天的理驾驭人心，管得民众老老实实，非常方便管理；陆九渊的心学过于注重个人心灵强度，稍一不注意，就会出现思想叛逆，动乱分子。
可是，心学的先进性是无法被否定，更没法掩盖的，２７０余年以后出现了一个人，终于让这种学术光耀于世间，创造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奇迹。
那人名叫王阳明。
回到政治上，朱熹学有所成，自然不甘寂寞，南宋四位皇帝他都应召入朝，可都时间不长就因为这样的，或者那样的原因重回山野。
每一次回山，都会增加他的名望，这是不恋富贵，品性高洁的象征。
这次不同了，朱熹清楚地知道，这是他施展报复的唯一一次机会。赵构不是他能左右的，孝宗同样心性坚定，尤其那时他学术名望还在完美中，赵惇是个疯子，跟谁也不讲道理，直到赵扩，第四位皇帝年纪既小，理智正常，他自己也年过古稀之年，这时不搏，一世将过。
所以他及时跳了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赵汝愚，打压韩侂胄。在他的奏章里，不点名地把韩国戚定为祸乱朝野的小人，是阴险卑劣手段见不得人的东西，简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人。
上来就这么狠，要么怎么说道学杀人呢。
摆在韩侂胄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低头认罪，判什么罪就认什么罪。想反驳？好，你是奸邪；想反抗，更该死了，站在了道学的对立面，一定会搞得你永世不得超生，遗臭万年。
韩国戚没急，他天生就是道学家们的克星。朱熹害我，搞倒他就是，急什么。他轻松自在地想了一会儿，办法就出来了。
很快一场傀儡戏在宫廷内部上演，一个木偶在优伶的操纵下峨冠大袖，仿效朱熹的样子讲说性理道德。该木偶嬉笑怒骂，对国朝大政，对百官形态，对皇帝的起居日常无不横加指责，在他的眼里，世间充满了错误，谁都要接受他的斥责。
仿佛他是上帝，而其他人都是凡人，都生有原罪。
赵扩在台下看着，一言不发。他心底的怒火迅速升腾，台上演的不是戏，都是真实的生活。朱熹自从当上他的经筵官之后，的确什么都管，对一切都插手。长此以往，到底谁才是皇帝，谁才是这个天下的主人？！
韩侂胄冷眼旁观，只加了一把咸盐。他说，朱熹实在是太迂阔了，陛下行动必有千乘万骑，而他要求您每天一次朝见太上皇，这实在是无理取闹。
说到了赵扩的心坎上。
几天之后，赵扩亲书御笔，贬朱熹回乡，只授予宫观闲职责。
赵汝愚第一时间知道了朱熹罢职的消息，他利用首相职权把御笔封了起来，不给别人看。之后迅速去见赵扩，希望能够挽回。
首相在皇帝榻前且拜且谏，说了很久。皇帝没有打断他，只是一个印象随着时间的增多而加强——赵汝愚，你跟我对着干。
你助朱熹不行君命！
赵汝愚那天失望而归，第二天朱熹罢职的御笔传遍朝野，事情开始大发了。道学，在当时只是显学，是南宋学术界的一大主流，并没有成为官学，但受众众多，朱熹的门徒、崇拜者遍布官方民间，想罢免他，完全是在捅马蜂窝。
先是侍从圈炸了，给事中、中书舍人轮番上阵，动用封驳权阻止罢免；再是省部级高官，吏部、工部的侍郎们一起上阵，向新皇帝叫板；最后一锤定音的人一位负责登闻鼓院的牛人名叫游仲鸿，他告诉皇帝，“……朱熹一去，则谁不欲去？正人尽去，则何以为国？”
上升到了这种程度，任何稍有理智、逻辑的人都能看出来，游仲鸿说的不是某位德高望重的大教授，而是国家唯一的领导人。
而游仲鸿正是最初选御史时，被御笔顶下来的那个倒霉蛋。结合在一起，赵扩就算再不聪明，都能联想到赵汝愚结党干政上去。
韩侂胄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大家都闹起来，让皇帝看一下，到底谁是忠君的，谁是另立山头的。都对号入座之后，事情就简单了。两天之后，御笔再次从天而降，直接交给了朱熹本人，让他立即滚蛋。这下朱熹彻底没话说了，只要是个人，稍有点面子，都没法再赖着不动。
朱圣人卷铺盖回乡，距离他入朝只有４６天。
或许他真的是位圣人，人生遭遇和排名前两位如出一辙。都是活着的时候东跑西颠，到了哪儿都不受待见，身后边一大群的徒子徒孙，集体齐心合力做一件事，为他歌功颂德，推他到宇宙第一宝座上去，可都要在他身后才能实现。
毕竟这时是宋朝了，圣人的待遇要比春秋战国时强了很多，比如生前有太多的人为之奔走忙碌打抱不平。最先一位出面的是位当时的名臣。
彭龟年。
他是光宗赵惇的亲信，曾为孝宗赵眘病危时赵惇不去探望而在龙犀上叩头见血，平时也有很多的劝谏，很是硬朗，在朝廷里以风骨著称。这人在朱熹贬职期间正好出使金国，回来后看到木已成舟，没法挽回了，一怒之下，他决定来个狠的。
他写奏章定性韩国戚是小人，声称自己与他势不两立，决不共存于同一朝廷。
这一招屡见不鲜，每次出现基本都会搞到同归于尽。这时的彭龟年觉得自己是位殉道士，为了真理、圣人、宋朝伟业这样做，值了。
赵扩没办法，只好同意，他计划让两人同时下野。如果真这样了，对赵汝愚、朱熹一伙儿可真是天大的好事，以阵中一大将与对方主帅兑换，赚大了。
可是关键时刻赵汝愚的心灵突然变得柔软，他觉得每一个同志都是珍贵的，每人的人生都是应该圆满的，他不能牺牲彭龟年！
于是他进宫跟赵扩商量，要不让他俩都退一步，别降别贬了成不？赵扩当然说好，他对韩国戚有深厚好感，对从小一直陪着他长大，动不动就对他进行话疗的彭龟年也舍不得，息事宁人是他所希望的。
皇帝和首相终于就一件事情达成了共识，真不容易，值得高兴。
几天之后，赵汝愚恨不得拿头去撞墙。他犯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个错误，错失了撂倒韩侂胄的最后一个机会！
也不知道这几天里韩侂胄都在皇宫里是怎么折腾的，本来是与彭龟年一起死或者一起活的局面，这时居然是只有彭龟年一个人外放，而他官升一级。
几番较量，赵皇亲的招数基本上都用尽了，连圣人带亲信都赔了进去，终于轮到了韩国戚进攻。为了成功，韩国戚搜遍官场，给赵皇亲准备了三个人。
他们分别是李沐、胡纮、京镗。
这三个人都是赵汝愚历年以来结下来的冤家，共同的特点是，都是赵汝愚积极主动结下来的。李沐，现任右正言，是言官首领。他的父亲李彦颖是孝宗时期雍熙年间的副相，他本人以大臣之子身份恩荫入官。
某次，他请假回乡为父亲办寿，正巧按例当时朝廷要赐药、茗，作为对前大臣的礼遇。这让李沐非常高兴，试想寿筵当天有御赐临席，这是多么的风光。可是赵汝愚非得让他顺道把药、茗捎回去，朝廷就不另派人了。
李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