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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老了，神宗却那么年青，希望在哪里……连《资治通鉴》都写完了，天下仍然是改革派的天下！
怎么办，继续等。司马光坚信，他在１５年之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会让他成名，更会让他达到王安石、宋神宗所必须仰视的巅峰。
他做到了。在中国这个礼仪诗书至上的国度里，一位超级学者的魅力是无限的。人们在潜意识里相信，一个人有多大的才，就会相应的有多大的德。
一部空前绝后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确立了司马光光芒万丈的形象，有这本书在，他万古不朽。同时在当时也让全天下注目。
他的声望高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第一，在个人声誉上，全天下人不再叫他的名，或称他的字，而是统称为“司马相公”。
相公，泛指一切曾经在东西两府任职的宰执人员。比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这样的人，才可以领受。查司马光的履历，他在归隐洛阳之前，只是被提名去做枢密使，可惜没上任就被改革派搅黄了。也就是说他根本没资格，但老百姓认可了；
第二，他占住了地利。
西京洛阳是块宝地，在历史上仅次于汉、隋、唐三代都城长安。自古以来公卿缙绅聚居在这里，其富裕程度，对周边的影响，并不比开封差太多。司马光在这里是太阳，所有人都围着他转。每当他写书写累了，就坐着车离开家门，去找朋友。
他的朋友是富弼、文彦博、邵雍、程颐、程颢、席汝言、王尚恭、赵丙、刘凡、张问、张焘、刘恕、范祖禹等人。看看这些人的身份吧，不是顶级高管，就是一方大儒，这些人聚在一起，随便写写诗唱唱歌，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每当这时，洛阳城中都万人空巷，簇拥着司马光的马车，去看传说中的各位名士。
这样的盛会，在北宋史上非常有名，叫做“耆英会”。
年复一年，作品出来了，声望隆重了，王安石罢相了，宋神宗病死了……司马光如日中天！
他是宋朝还活着的最有影响力的人，无论谁当皇上，都没法莫视他。而他也积极地寻求机会参与国家大事。在元丰初年，吴充当宰相时，他跳出来想参与。眼看风头不对，立即又潜回去了。
８年之后宋神宗去世，他一个外地的闲散半退休大臣，本来没资格参与丧事，甚至国家也没有邀请他出席，他想了想，决定挤进去。
注意，这是违规的。比如王安石，这是真正的前宰执，与宋神宗一生利害无法分割的大臣，不被邀请，也不能随便进京。可司马光就来了。
他的马车刚到城门边上，就被卫士们发觉了，顿时全城轰动。老百姓都拥了出来，围观、欢呼、赞美、挽留，他就是当时最炫烂最璀璨的明星。可是该明星被吓坏了，面对都城的空前人气，司马光二话不说，调转马头就跑，直接跑回老家洛阳。
什么神宗不神宗的，爱死不死，我的名誉这样大，已经高过警戒线了，必须躲过这风头！可是身为巨星有时是很无奈的，他前脚刚到老家，还没在独乐园里喘匀了气，开封城的追兵就到了。
北宋第一贵妇，高太后的私人代表，内宫供奉官梁惟简梁大太监架到。先是向司马光致谦，官方考虑不周，准备不足，吓着您这位国宝了，特此慰问。接着代表太后，代表新皇帝向司马光请教治国之道，您看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呢？
机会，盼了整整１５年的机会终于还是来了！司马光有太多的话要说，经过缜密思考，他拟定了一系列的行动步骤。由点及面，最开始的一步是把现有的朝臣，以往的政治完全打倒。
历时１５年之后，司马光的第一篇奏章这样开始——“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皆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
这样一篇全盘否定熙丰时代，否定亲生儿子一生事业的奏章传进了深宫，高太后一见大喜。好，非常的好，和哀家想到了一块，司马光真是个人才，立即召他回京！
司马光和吕公著一起回的开封，起步的官职就是门下侍郎。任命刚刚下达，他的第二篇奏章也发表了。著名的《请更张新法》。
从名字上就点出，从此割掉熙丰新法的草。这篇文章很出色，真实地反应了司马光的心声，他开篇就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业，闾里怨嗟。”之后长篇累犊向各条新法排头砍去，把它们比做社会毒瘤，一定要尽快铲除。
这篇奏章是面旗帜，高太后读得神清气爽，看到了恢复旧法的曙光。多年来被压制在地方上只能喃喃咒骂的反对派们更是眼前一亮，觉得终于看到了反攻倒算的希望。可是现实是无奈的，不管司马光有怎样的抱负，高太后有多大的权柄，神宗留下的领导班子还在，蔡确、韩缜、章惇乃至于中层的干部人员都是新法集团的，这些人站在一边嘻嘻哈哈地看着上蹿下跳的司马光，只觉得很好玩。
大家上眼看哈，看一眼少一眼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司马光。１５年前被王荆公、吕惠卿等前辈赶到洛阳码字的老古董，不知还能活多久，又跳出来咬人了。
针对这种现象，老谋深算的司马光没生气，他的表情变得更加神圣，提出了一个大公无私的建议。太后，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请下令大开言路，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吧。
高太后心领神会，好，这样才公平。
这条命令一下，全国各地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了开封城，司马光得逞了，全是赞同他结束新法的。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熙丰新法只是１５年间的事，之前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积累了多少时代的底蕴，基本上能在朝廷里当官、说法、写奏章的人，都在他们的范围之内。
借助这种舆论，司马光趁势把变法前被赶出京城的同党都召回了开封，把他们一个个安插进了重要部门。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成为台谏，把持言官口舌；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进入六部，随时候补中枢；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元老为国家咨询政务，像元老院一样地位超然。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司马光就准备就绪，要对新法开刀了。
上面的举动新法集团都看在了眼里，他们终于意识到，危险到了。这人能成为新法教主王安石的终生大敌，是相当地不好对付的。
紧张之余，他们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既然在权力上没法对抗，那么就从礼教上寻求力量。正好反对派们时刻都标榜自己是君子，那么孔夫子的戒律是不是要遵守呢？
——“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
这是最起码的对亡父的尊重。现在登基的是哲宗小同学，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立即就改变神宗的政治纲领吧。而三年，这对政治来说是相当漫长的时光，足以让很多变数发生。
这个说法正中要害，刚刚还张牙舞爪的反对派们都沉默了，天大地大孔夫子最大，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谁敢反对？而“孝”字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要素，敢在这上面含糊，那就真的国将不国了。
但在司马光的身上无效，他的脸都绿了，三年，他都等了５个三年了，现在他连三个月都不能再等了！那么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作为一个名义上的纯儒，一个道德上圆满无缺的完人，他虽然不能修改这句话，可并不妨碍他弄虚作假～
他提出了个口号，我们废除新法，并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是以神宗亲爱的妈妈高太后的名义进行的。
并且特别注明了，虽然是改动了神宗的法规，但并不是说神宗有什么错。错都在王安石、吕惠卿，神宗是被他们蒙蔽欺骗的。
……这是不是在隐晦地说，神宗很笨，很好骗呢？
抛开这个不讲，“以母改子”本身就是个大笑话。查遍儒家经典，只有“女子在家从父，无父从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司马光是从哪儿翻出来个“以母改子”的呢？
况且登基的是小皇帝哲宗，高太后只是垂帘听政，一个摄政者而已，她凭什么去干扰国政，篡改儿子的法令？仅仅以她是母亲的角色？
无论哪一条，都说不通。可司马光觉得理由足够了，高滔滔更觉得充分得过了头。在她心里，这件事只要经过了探讨，都是对她尊严的挑战。难道她想干什么，还要谁来批准吗？！
司马光如愿以偿，真的在神宗死亡三个月之后，就对新法动手了。
头一刀砍向了“保甲法”。要看一下他废除法令的原文，才能知道什么叫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摘抄主要原句——“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戎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
这是中心思想，第一他说中国人有１００多年不练兵了，所以也就没必要再练。为什么呢，这不单是愚蠢的贯性思维可以解释的，要结合奏章后面的结束话，才能知道他把本族人看成了什么废物。
这时重点看第二点，从“国家承平，到以为不祥”这一段。这是他之所以要废除保甲法的理论依据。因为到处都是练武的人，让乡村的老头儿们很不安，觉得不吉祥，所以要废除。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气得四处乱蹦，就算他不是什么史学大宗师，仅仅以他４０年以上的官龄，都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蠢话。
国家大臣思考重大国策，居然要以农村的平民老头儿的喜乐为依据，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人类社会什么时候进步到这个地步了，北宋真的是人间的天堂？重大国策会让基层的老百姓举手表决？相信当时每个人都心里有数，可司马光硬是要这样说，还有些人，比如高太后居然能听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