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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理由支持这个观点，１，能做到成功压制，只能是皇帝，另有别人的话，之后的宋朝就会后患无穷，那个人必将有第二次、第三次行动；２，以后的宋朝非常平静，皇帝的寝宫内外，再没有半点意外发生。
这件事过去了，我们除了能隐约地看到宋仁宗赵祯的另一面，我指的不是他的多情，而是超平静地渡过了危机，还有夏竦这个有才的坏人，之所以会倒台的原因。
领导对你好，你也别对领导太好，你是个下属加外人，这一点要永远牢牢记住。
夏竦被辞退之后，首相陈执中跟着下岗。这是个仁宗年间典型的官员，谈不到什么了不起的能力，甚至当上了首相，是国家政权的最高层领导了，也想不起来他做过什么大事。
历史长河里一粒可有可无的沙子而已。
要是一定要说他升官的秘诀，倒也有一个。他眼光蛮准，真宗赵恒晚年时神智不清了，刘娥又只想着自己当权，于是赵祯虽然身为唯一的皇子，可就是没法当上合法继承人。陈执中独自上了一道奏折，居然把赵恒打动了。
一个月之后，太子诞生。他的终身富贵也从此注定。这就是宋朝平静时期的官员的缩影，您可别看着一个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就认定了他们光芒万丈，有时就是些无聊的官场投机蛀虫。
所以他们走马灯一样的来回换，你上我下的，基本上我都会省略不说。之所以说了这次，是因为他的下岗是有价值的。按照次序，文彦博加昭文馆大学士头衔，成了帝国首相。这是个命中注定要处理大事的人，他刚上任，大事也真的来了。
宋庆历八年（１０４８年）六月六日，黄河在澶州府商胡（今河南濮阳东北）决堤，决口宽近一里，浊浪排空黄水滚滚，横漫中原北部。这是空前的浩劫，黄河改道了，中国有史以来只有８次，这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河水改向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横贯河北平原，汇入御河（今南运河），再经界河（今海河）入海。
这种级别的灾难，别说是古代，就是现代科技也没有应对的办法。想想我们在汶川地震时的凄惨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回到当时的宋朝，巨灾面前，只能听之任之，黄河的水席卷中原，它想怎么流就怎么流，能做的就是等它流够了，再说别的。
水量变小之后，救灾行动开始。按说这是号称明星无数的仁宗朝名臣部落的大好时机，满怀激情地为人民做贡献啊。
对不起，纵观整个事件，就是个经典的笑话，完全可以用西方的一个老段子来概况：话说午饭时间到，两位律师走进餐馆。小二躬身笑问，客官想吃点什么？答——少啰嗦，只管拿来菜单，让我们就吃什么再争论一番。
完全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继续吵。
庆历八年的这次救灾行动就是这样，一个个明星出场，印象中都是经天纬地之才，那么看一下他们都说了、做了些什么。
前面说了，黄河这次改道途经大名府，那里有位大人物，庆历新政的死对头、前宰相贾昌朝。他提议要恢复旧道，让黄河走原来的路。具体做法是用京东州军来修黄河旧堤，引河水回东流，堵住商胡口。这样才能一劳永逸，让决口前的各地区恢复原样。
反对方是另一位前宰相丁度，这是位从现实出发的理智人。他提醒，这个“劳”，得劳到什么程度。从前天圣年间，滑州也决过堤，远没有这次的严重，还准备了３年多才动工。现在商胡口的局面，再加上天很快就要冷了，得怎样动员民众，才能达到“永逸”的目的？
所以永逸，根本是不实际。
他的想法是先放一放，甚至把河道再挖一挖，让水流得更多些，更快些，哪怕淹得更严重也无所谓。这样转过年来，材料、人员也准备得差不多了，再去打怎么堵口子的主意。
丁宰相很稳重，贾宰相很气愤，老丁，你完全是看似妥当，实则误国！他拿出了精心准备的一张图，上面标注着黄河分流于漯川、横陇、商胡等地段的位置，根据全盘地理地形的考虑，唯有恢复旧道，堵塞商胡，才是唯一的正解。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说需要１０００多万贯经费，动员民工、士兵１０万人，日夜加班，１００天就可以完工。
１００天就彻底解决问题，太诱人了！皇帝很动心，灾民很激动，但是大臣们不这么想。每个人都是顶天立地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主张。
在以后的日子里，涌现出了Ｎ多种治河方案。有贾氏的恢复旧道，有丁相的缓缓处理，更有高人来了个旁河减水法。要用一条黄河的支流，来把成灾的洪水泄走。这样既不大动干戈花费千万去修故道，又顺应了大自然，不拗着黄河，人家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这样才会平安无事嘛。
更有甚者，等过些日子，仁宗朝的吵架王欧阳修回京城之后，斗争瞬间就会炽热火爆了起来，他永远是独树一帜的，唯一正确的。他会数着人头，挨个敲过去——你们这票烂人，都闭嘴，听我说！
反正高潮复高潮，争吵何其多，河患始终在，民生尽蹉跎。欲知后事怎样，咱们慢慢说。事先声明，不是我想慢，是他们吵架的欲望太高，过程太长，这时是公元１０４８年，到了１０６０年时，这事儿都没有结果！
还是先看眼前的事吧，在河患初生的这段日子里，京城里最牛的人，最炫的事，是宋朝史上流传最广，传说最多的桥段。
包拯包大人隆重出场！
这个人的名望、事迹是诸葛亮那个级别的，他不仅是人，更是神，行走在阴阳两界，无论对方是谁，他都是一张铁脸相对，他的智慧就是个无敌型的放大镜，什么样的罪，什么样的隐私，都别想逃过他的眼睛。当然最最让人神往的就是他的力量。
只要你有罪，就肯定罪有应得。不管你是谁。
好了，现在让我们从头来看，他的履历生平。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他不是像传说中父母早死，由嫂子养大，所以要称她为嫂娘。相反，他的父母都健在，和他生活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包拯在天圣五年时考中了进士，那一科人才鼎盛，号称是“宰执榜”。从状元王尧臣，到韩琦、吴育、赵概、文彦博等人，都先后荣登东西两府，成为宋朝的顶级朝臣。
其中更有因为宋、夏战争而异军突起，以超年轻的资历就进入西府的青年才俊韩琦。与这些人相比，包拯的荣耀来得太晚了。中进士之后，他以父母年老为由，辞官不做，回归乡里。一直奉养双亲，直到二老谢世。接着再守孝３年，前后共１０年之久，才出山做官。
他得从头再来，从知县开始。这时让我们的心态变得功利些，他的确是晚了吗？不见得，那一榜的同学中是有人先于他发达，可后来只要他进入官场，上升的速度就超级惊人。原因何在？是他能力超强吗？还是不见得。他在知县的位置上只留下了一个可以记载的例子。就是那个著名的杀牛案。
某人养了一头牛，被人偷割了舌头，这人就来报官。可是毫无头绪，也没有证据，得怎么办呢？那年头又没有指纹追踪之类的高科技破案手段。包拯也很无奈，他告诉报官者，回去杀了那头牛吧，反正它也活不成了。注意，牛没了舌头必死。
牛被杀了之后，又有一人来报官。根据宋朝法律，私自杀牛者有罪。这时包拯问这位热心公民，你干嘛要割了那头牛的舌头，再来反告？你跟人家有那么大的仇吗？
那人服罪。
接着他升官，从知县一跃变成了端州府知州，并且兼任殿中丞。这样的升官幅度之后，他的表现只是清廉，在盛产端砚的端州当官，直到卸任，没有带走任何一块。
他根本不需要带走什么，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下一站是御史台，他己经是一流的京官了。综上所述，见仁见智。如果要往功利上想，这真是一条别致又正统的登龙术。包拯完全摸准了中国古代儒家理论的人才鉴定标准。
“非孝子不忠臣。”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父母孝顺，才会对君王忠诚。这一条百试百准。
可是做人要厚道，无论如何，包拯没有迷恋权力地位，抛弃了所有的享乐和威风，在乡下奉养父母。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尊敬。他的人生标签无可挑剔，就是道德的典范，纯洁的化身。所以把他升入御史台，完全是件好事，整风运动开始。
第一枪，就打中了皇帝心中最爱的最爱。
话有点绕，其实很简单。皇帝心中的最爱是张美人，张美人的最爱是她的伯父。该伯父名叫张尧佐，其实并不亲，一来只是她父亲的堂兄，非亲兄弟；二来张尧佐很薄情，真正做到了见死不救。
张美人的父亲刚死时，一个小官，没有家产，身在外地，举目无亲。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奔伯父，可张尧佐拒绝。理由是他当官的地方太远，在四川，你们走不到的。于是孤儿寡母，只好改行当舞女，才勉强活了下来。
按说这样的长辈，基本上可以无视，当做没这个人就对了。可是奇怪的是，张尧佐就是有本事让侄女失忆。自从她进宫之后，他就攀定了这门亲，不知说了些什么话，美人就被洗脑了。从此以后，以伯父的升官发财为己任，为乐事，终生奋斗不息。
效果很显著，截止到皇祐二年（１０５０年），伯父己经从遥远的四川边陲小地一介推官，升到了帝国两府高官之下第一人，三司使，掌管天下钱粮。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答案。１，张尧佐很无耻；２，张美人很善良，并且健忘。可这不是包拯所想的，他看到的是帝国的危机。而之所以称其为危机，完全是由“真理”来告诉他的。
真理就是儒家学说。虽然说超级博大，可是也能精简成一句话，即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这个大前提下，没有任何势力被允许抢走他们的特权。包括其它的诸子百家，以及皇帝的老婆、亲戚。
尤其是张美人这样年青貌美，出身贫寒（等同于没有修养，没有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