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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宴竟然结束了。
石延年好长时间没返过劲来，与这位翩翩少年相比，自己算是什么呢？所谓海量，所谓囚饮、巢饮、鳖饮，都不过是怪癖之饮、牛饮！只供解渴，哪来的雅致？尤其是想起，以前和众酒友所自豪的，不是喝多少酒，而是喝多少天酒，真是惭愧，惭愧！
由此萌发出爱慕亲近的感觉，他事后郑重写帖，派人送去，要与李郎君结交。却不料人家闭门不纳，根本就不再来往。石延年很受伤，对这人百思不解，多方查问，才知道对方的身份。
不是权贵子弟，只是富商大贾，一心一意做生意的人，根本就没把读书、当官、光宗耀祖，挣国家工资那套事放在眼里。宋朝的有钱人，就是这么的牛。至于要说，他们为什么这么牛，难道在古代经商，就不用与权贵阶级打好关系吗？
要知道在清朝时，经商的不世天才胡学岩也要挣到个红顶商人的身份，才能让自己的银行商行风行全国。那么在宋朝为什么就这么的反常呢？这个事以后再说，因为在范仲淹新政的时代，并没有对商业、商人的限制在里面。
现在提到这些，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即范仲淹的新政，还是彻底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全是用于改善宋朝当时的政府职能，就算触犯了官场上的一些利益，也非常的轻微。他没法像３０年之后的那场真正改革性质的变法中，那位天地神明祖宗皇命都不在乎的人，所达到的激烈对抗程度。
顺便说一下，那个人就在此时的一年前，考中了进士，名次蛮高的，是一甲第４名。现在正在南方的一个小地方，当个芝麻小官，奉养母亲，教携诸弟，日子过得很清苦。
他的名字叫王安石。
综上所述，范仲淹的出发点很好，方法很柔和，皇帝的决心也很大，只是一个月之后，新政就开始在全国实行。这个形势是多么的喜人啊，那么请问，为什么就出了岔子呢？
问题就出在新政推行的头一条，“择官长”上。
首先，这是个历史原因。宋朝地方上的最大行政级别是“路”，官职叫转运使，名义是可以管钱、管粮、管军队。这就很要命，因为跟唐朝的节度使差不多了，所以赵匡胤和赵普玩了个小花样，就是让后代子孙一片哀号的“冗官”。
他们给官职来了个叠床架屋，官上加官，把转运使的权力暗地里分散了，最起码的，没有监督管理权，这份权力派给了一个叫“按察使”的官。于是就造成了转动使名义上最大，可没人怕的现象。
范仲淹提议，让转运使和按察使合而为一，把下属各部门、各官吏的工作情况全面向中央汇报，这样看谁敢不服，敢不用心工作？
命令一下，人心振奋。不过最振奋的人不是各路的转运使大哥，而是开封城里的当时最有名的大才子欧阳修。这时他升官了，是知谏院的院长，掌握了宋朝二分之一的弹劾权。而掌握这份权力的过程，就是他毕生引以为傲的业绩。
给宋朝官场洗澡。
吕夷简死后，他和蔡襄、余靖等君子们同心协力，把吕夷简例年来安插进两府、两制、御史台、知谏院的同党们都赶下了台。２０多年的污垢一下子都洗白，怎一个爽字了得！
结果他爱干净就成了习性。庆历三年的九月份仁宗皇帝开天章问策，十月“择官长”开始实行，十一月时他就接连上书，两封信，一个是弹劾两制官，也就是翰林学士和知制诰，说“今两制之中，奸邪者未能尽去。”还得继续清洗。
一个是瞄准了由两制官推荐的御史台，掌管着宋朝另外二分之一弹劾权的同级部门，“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没有一个人是合格的，不是当时，而是好多年！
很多年之后，这两封奏章被认为是庆历年间最伟大的疯子欧阳修的开山之作，是他成为顶级君子，又同时把新政玩死的证据之一。
但要真正理解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尤其重要的是，他怎么就敢这样做。需要重新回顾一下宋朝当时的政府名单。
宰相：章得象、晏殊；
枢密使：杜衍；
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
枢密副使：韩琦、富弼；
权三司使：王尧臣。
这份名单里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尧臣都是自己人；晏殊是富弼的老丈人；章得象认为新党很可爱，时刻都笑得跟朵花似的；杜衍，更不用说，此人以后倒霉都是因为与新党结盟。
外人只有贾昌朝一个。
这是多么好的，好得空前的形势啊。在清洗了吕夷简的余党之后，加在清洗时表现积极的余靖、蔡襄等知谏院同僚，还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呢？对此，欧阳修强烈要求抓住形势，把新政里的第一条要旨“择人”上纲上线，达到一个完美的理想程度。
即“进贤退不肖”。
把君子们都提上来，把小人们都赶下去，只有这样，宋朝才能焕然一新，重新做人！
奏章送上去了，欧阳修坐等好消息。他坚信８人内阁必将全票通过他的提议，就算唯一的那一票贾昌朝会反对，也没什么大不了。单只平级的范仲淹就足以压死他，更何况很可能贾昌朝只会沉默，毕竟官场大忌就是枪打出头鸟，在这样的形势下，实力对比下，除非贾昌朝疯头了，不然铁定装死人。
哪怕这两封信骂的就是贾昌朝本人。
很不幸，这成了现实。稍微知道些内情的人，都明白欧阳修弹劾的这两个部门具体到个人头上，会砸到谁。一个是现任御史台长官王拱辰，一个就是前任御史台长官、现参知政事贾昌朝，尤其是贾大人还负责着两制官员的日常工作。
于是对号入座，贾大人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两封奏章。不用深思，欧阳大才子写得清楚明白，“近年台官，”你是前任首脑，说得就是你。
这时要介绍一下贾昌朝这个人。按他的出身和资历来说，欧阳修还真的没法把他放在眼里。此人出生在公元９９８年，真定获鹿（今河北获鹿）人，现年４５岁，是一个中青年干部。出身比较矬，只是一个同进士。所谓同，真是让普天下读书生不如死的一件羞耻事。
同，其实就是不同。科考中一甲为状元、榜眼、探花，这是最荣耀的；二甲大家一样，都是进士了，身份很正规；三甲就是赐“同”进士出身。您和进士很像，但……自己捉摸去吧。但凡有点自尊心的文人，都决不肯忍受这种污辱一样的恩惠。
大不了我重考就是了！
但贾昌朝忍了，他的官场生涯起步超级低，是一个小县城的主簿，第二步才做到了知县。他后来之所以飞黄腾达，是因为机缘巧合作了崇政殿说书。这是给皇帝讲课的职务，他零距离地接触了仁宗赵祯。领导的印象分大于一切，他开始统领御史台，再进入中书省，成为顶级文官。这样的资历，你让欧阳修拿哪只眼睛看得上呢？
典型的小人，出身卑贱，学识低微，不走正路，混得越高，危害越大。“退不肖”，这就是当时天下最大的不肖，一定要把他搞倒！
就这样，欧阳修犯错了。一个没有出身的人，能混到这一步，对官场的理解，对手段的使用，都不是正常思维、普通人生所能了解的。贾昌朝的确人单势孤，在政府里没什么发言权。可是很幸运，他的老部下们都被欧阳修踢到了他这一边。
整个御史台，以及从御史台出来高升，或者退休的人，都是他的盟友。这些人在搞事，在弹劾别人的时候，欧阳修还在风花雪月，吟诗作对呢。这样，就决定了此次斗争的主调。
欧阳修的武器只有道义和文字，可这些人，能无孔不入直达要害，从“君子”们立身扬名的最根本处挖出毛病来，他们很容易就让人身、败、名、裂。
搞人是一种艺术，所谓指南打北，指桑骂槐，指鹿为马……反正就是让人摸不透。贾昌朝们出手，先没理会京城里气势汹汹的欧阳修，而是悄悄地派人潜入了陕西四路。
那里是战场，更是新政各位君子的发祥之地。砍掉这里的荣耀，才能击碎君子们高大形象的泡沫。具体的出手人选是御史台里的监察御史梁坚，这真是位行家里手，他选中的目标，和动手的部位，都是最准确最尖锐的。
目标：滕宗谅；部位：钱。
滕宗谅是范仲淹的同年，两人一起考中的进士，最初的工作地点也在一起，范仲淹的第一份业绩，修建捍海长堤时两人就在一起合作，可以说是真正的老朋友。到了西北战场上，两人也一起为国出力。问题也就出现在了这里。
和最近的这次定川砦之战有关，葛怀敏战败之后，泾原路彻底被打穿了，范仲淹不顾一切地只带了６０００人马出战。平心而论，没人敢说他有必胜的把握，弄不好他再败了，宋朝就真的一败涂地，再没底牌。幸运的是李元昊主动撤退，他要的不是决战。
滕宗谅当时是泾州城的知州，战火烧到他的城下时，他比泾原路上的大老板王沿还要惨，没有兵，只好征集了几千个农民穿上军装在城墙上站岗。这跟等死差不多，连他在内，泾州城里一片惊慌，全体发抖。
幸好来的是范仲淹。滕宗谅的“罪行”就在这里犯下。他大摆酒宴欢迎老朋友，款待增援的部队，还到寺院里为定川砦之战阵亡的将士们做法事，一系列举动做完之后，宋史官方也承认，当地居民的恐慌情绪大大地缓解了。
我军威武，增援迅速，还怕什么？但是问题也出现，做事是要花钱的，滕宗谅没法点石成金，他动用了官银。
梁坚查得很仔细，前后一共是１６万贯，他当场就要滕宗谅交出使用明细，把所有的帐目都交出来。结果滕宗谅只能列出１０万贯的去向，其它的就实在没法说清了。
梁坚很满意，要的就是这种结果，交不出来最好。他没给滕宗谅再解释的机会，立即就消失了。可是没回开封，而是跑到了河北路麟州方向。
他又去找张亢的毛病。
张亢是什么人，是临危受命，解救宋朝河北整路百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