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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一个国家吗？
可这时的宋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来逐条细分一下，来真正明白范仲淹讲的都是些什么事。第１，“明黜陟”。这条讲的是改变宋朝当时做官最重要升迁制度，即“磨勘”。
磨勘是指宋朝的官员中，文官每３年一次，武官每５年一次，可以把政绩呈交给京师考课院去审查，如果没有重大的过失，并且没有同僚、上司的指责，那么就可以升官一级。
这个制度首创于真宗年间，是赵祯的父亲赵恒发起的。它有针对性，在早期是绝对有必要性的。比如在太祖、太宗时期，没有这个制度，那么官员们的升迁就得由皇帝、宰相、枢密们说了算。好处是帝国初期的皇帝和两府大臣们都是硬角色，什么都懂，并且都怀有创业的激情，没有那么多的猫腻想法。
选上来的官，都是真才实料。
但到了真宗时期，和平的时间长了，人，难免就坠落了。连皇帝都天天跟神仙聊天，宰相们也各有各的丑事，还怎么能清晰公平的分析出下面官吏的成色呢？于是就需要制度。可制度时间长了，就一样也显出了它的弊端。
即磨勘使人钝化。它考核的不是谁有多优秀，而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于是人人都在避免着犯错误，没错就能升官。这样谁还敢去做事呢？这样，宋朝的官场说白了就是佛经《金刚经》里的神妙境地——“使人坐荆棘丛中，动即被刺，不动即不刺，所以动不如静也。”
都这么静，国家的事谁去办？
所以范仲淹要改的，第一条就是这个。从官员的办事精神上去革新，从奖惩条例上调动积极性。具体的做法是：把太祖、太宗时期的保荐制度和真宗的磨勘结合起来。看一官员的优劣，不仅要看他是否出错，更要看他的成绩，这个成绩就由上级部门，宰相、枢密们来确定。
同时规定，做官要分出京、外两种的区别。京官里，经保荐的３年一次磨勘，自己申请的，要达到５年才准磨勘。这针对的是富家子弟，这些人有门路，就是压制他们。
还有就是完善出惩罚条例，以往的磨勘，只要不犯错就能升官，现在别想了。无能即是错，考课院以后会专门评定官员们的才能等级，是凡无能的……别怕，不是罢官，是另外安排。
第２，“抑侥幸”。
说侥幸，只这两个字，范仲淹就得罪人了。不仅是官员，还有皇帝。因为那本是皇帝的恩典。还是从伟大的慷慨的真宗皇帝赵恒说起。
从他开始，宋朝官员们每年都热切地盼望着年关附近的南郊大礼，还有皇帝的生日。那两天，宋朝从两府大臣到各路的提点刑狱以上官员，都可以向朝廷申请，请恩荫我的儿子侄子们吧————从此，这些官崽们就正式当官了。
并且恩荫制度还有丰厚的等级观念在里边。比如翰林学士以上的官员们，每做一年，就可以恩荫一人。请想象年少中举，３０岁以前就进入两制的高材生们，只升不降的官场生涯，做个２０多年有什么难处？那就是２０多个不经科考就进官场的二世祖！
再凭着老关系往上爬，长此以往，宋朝的官场是个什么样呢？
所以要改。范仲淹提议，以后转运使和边防上的文官，到任满两年才可以提请恩荫；两府以及两制高官，每次大礼时只许申请恩荫一人，并且必须是亲生儿子，连侄子都不行，从此下考场去；并且阁馆要职，从此不许两府、两制高官的子弟们轻易进入，不仅要考，更要经过保荐，才可以。
第３，“精贡举”。
这一条，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现状。范仲淹作为过来人，他发现在文、武两途，宋朝现在都人才断档了。人才，来自科考；科考，取决于考题。而考题，就决定了人才平时都学什么。
全国各路，无数的学子们，都还在背诵四书五经，学作诗词歌赋，这样的“人才”对治理国家，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无非都是以仁治国，与民休息，勤政爱民之类的老生常谈，说白了，就是在背孔夫子孟夫子当年的语录。对于抵御新生的胡汉杂交品种的契丹，还有奸诈狡猾的党项，半点实用价值都没有。更别提怎样为国家生产财富，让民有钱，国有钱，大家都过好日子这样的终极大问题了。
要改，要从底层教育模式上就改。但细节方面，就说得实在笼统了。只是说到要“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要先取策论再考诗赋，少一些虚夸词饰之臣。”这让人看着迷糊，这是方针，而不是细节，如果要说到细节，倒真是有一个，还非常的有魄力。
把弥封卷制度删除，以后的考卷都要露出考生的实名。理由嘛，是看不见名字，就失去了乡里举荐选才的本意了，以后谁还会为朝廷选才，怎样鼓励民生士气呢？
至于作弊，你们考官是干什么的，监察院、开封府是干什么，只要仔细察，狠处理，就一定能刹住歪风斜气！
为了节省篇幅，更为了清晰内涵，下面的７项新政，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罼恩信、重命令。”等６项为一类，余下的一项自成一体。
“修武备”。它放到最后才说。
那６项之所以能归纳到一类里，它们有个共同点，择人。就是选什么人来当官。这件事，在中国古代，不仅是宋朝的梦魇，一直到封建社会的晚期，满清时，都是无解的毒咒。它的官方说法，就叫做“吏治。”
怎样来治理官吏。
这一条基本无解，因为人这种动物天生的本能，就是追求生活的完美。而完美的生活，怎能抛开物质的享受呢？不必讳言，就算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都是每时每刻都要注意的地方。在宋朝，仁宗年间，它就具体工作表现在了这６项里。
“择长官”——要选出合格的官员。范仲淹的办法是以人治人，从上至下，由两府宰执来选荐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等路级干部１０，大州的知州１０人；两制官，即翰林学士、知制诰来选一般州郡的知州１０人，以此类推，层层推荐，环环相扣，直到最小的知县。
这样利害相关，应该所选得人了吧。
“均公田”——为了让官员清廉，给他们田产，但是问题也产生，田地好坏不一，你给谁好的？官员的田紧挨着老百姓的田，侵占了几亩、几顷、几十顷的，不是很正常吗？于是纠纷出现，官员跟百姓打，官员跟官员打，天圣年间刘娥愤怒了一下，公田就取消了。
范仲淹建议恢复，怎样消除不公呢，参考上一条，吏治好了，大家才会好。
“厚农桑、减徭役”两条顾名思义，是农民的事，可官府的责任更大，怎样让农民专心种田，国家要有奖励，更要少折腾，给农民干活的时间。
最后的两条“罼恩信、重命令”是件让人无语的事。人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准则。一个国家呢？居然早上说一套，晚上做一套，根本就是朝令夕改，而且毫无处罚，这不是国家的法令世界，而是孩子们在玩过家家！
怎么办？一个字，罚！见了血的猴子才知道恐惧，才能认真干活。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综上所述，问题很严重，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范仲淹的方案说白了就是“责任制和处罚制。”用举荐制度把官员层层捆绑，再设立些以前没有的处罚制度，让官员们稍微懂点事。
如此而已，管不管用，甚至有没有比原来的制度更不妥的地方，要从以后的实践中，才能看出。这时能肯定的，就是处罚的力度不是够不够重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力度的问题。
连处罚的具体条款都没有，你让犯事的人怎么害怕啊？！
现在来说“修武备”。这一条，按说范仲淹是最有发言权，而且肯定言之有物的问题，因为他刚刚从战场归来。宋朝的边防问题严重到不能再严重了，辽国不去说，党项人己经变成了西夏人，开始和宋朝分庭抗礼了，这在太祖朝、太宗朝，甚至真宗朝都是难以想象，决不可能发生的灾难！
要怎样解决？
先要分析问题出在哪儿。范仲淹从实战出发，归纳出两点。一，禁军都挤在京城里，有事才派往边疆。这在应急的速度上就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二，从京城养兵、派兵，那么在边疆上就始终没有足够的粮饷。不论是抵抗，还是杀进敌方腹地，就都得千里运粮。这一点，其实就是幽燕之战、雍熙北伐、五路征党项等外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改。
怎样改？
范仲淹建议在京师附近招募５万名民兵，派往边疆常驻。每年三季种田，一季练兵，自给自足。这样一举数得，把前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办法好不好？看着仍旧简单，似乎还是范仲淹的拍脑袋想法。但这一条自公布时起，就让宋朝朝野大哗，一片震惊。所有人一致认定，如果真的这么办了，宋朝就会国将不国，很快就会天下大乱。
因为他改变的是宋朝安全设施方面的最基本国策——“募兵制”。这个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在水旱年，农民们没生活时，政府出面，把灾民们都收编成军人。给他们粮吃，让他们为国家出力，同时也就没法造反了。当年赵匡胤得意地说，这样做，“在造反时，有乱兵而无乱民；在灾年时，有乱民而无乱兵。”他的天下，怎样折腾都出不了大事。
范仲淹的办法，却是唐朝的“府兵制”。它让唐朝的军队拥有极强的战斗力，可危害性也是致命的。军人们有自己的收入，根本不用政府养，于是藩镇林立，大家都是土皇帝！
明目张胆地动摇国家根本，范仲淹却安然无恙，找理由有一大堆，其实一条就足够了。宋朝不杀言事大臣。但对他仍然很特殊。
他的１０条建议，只删除了“修武备”１条，其它的全部采纳。在１个月之后，就全国推广实行。这样的速度和力度，是宋朝近３０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由此可以看出，仁宗皇帝对改变国家现状是多么的迫切，同时也让以范仲淹为首的新党君子们兴奋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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