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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籍沉默了，他想了很久，说了一句话。“天子至尊，至高无尚。你们这份国书里名体不正，我不会上传给皇上的。”
贺从勖也不含糊，回答说我们的名体很正，儿子侍奉父亲，就像臣子侍奉皇帝。这有什么不对？我要求到开封面见皇帝，如果皇帝亲自不许，我再返回去更改。
庞籍想了又想，想了起范仲淹以前犯的错误。臣子无外交，好吧，那就送你进中央。就这样，西夏的使者事隔５年之后，第一次重回开封。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和平信息，５年了，死了多少人，费了多少钱粮，一切终于有希望结束了。
但是原则问题不能让步，宋朝两府大臣开了好多次会，终于下定决心回绝李元昊。名份不正，一切免谈。结果七月份时，名份终于“正”了。李元昊再次派人送来了国书，这次条件细了很多，要求宋朝增加岁赐，割让边地，解除盐禁，重开榷场，一共是１１个条款。
尤其是开头的称呼变了，再没有儿子父亲的说法，他直接称自己为“吾祖”。注意，不是兀卒，怕你们宋朝人看不懂，来了个直接的汉译音。
“吾祖”……
我是你爸爸！
这两个字还有别的解释吗？这份国书一露面，宋朝立即炸了锅，各位御史们先跳了出来，蔡襄怒不可遏。这是在玩我们宋朝，如果答应了，以后他们上书时自称“吾祖”，我们答诏书时也称其“吾祖”，我们堂堂大宋成了什么？！
是可忍孰不可忍？绝不答应！
由此上纲上线，文官们的想象力和尊严感无限度攀升，每个人都变得血贯瞳仁。朝廷里的和、战两派又开始分裂。和，以宰相晏殊以及范仲淹等人为首，他们认为李元昊那些党项人没有道义廉耻是传统，一时半会改不了的，毛病总会犯，就算现在乖了，以后肯定还会变化。
这点看得很准，以后的确不停地变，一直变了１００多年！
所以嘛，我们许和是必须的，只是要震慑一下对方的气焰就是了。
战的一派，以韩琦为首。比较可怜，精确一点的说法是，中书省里只有他一个为“首”。韩相公怒了，他坚决不同意和谈，无论谁劝都不行。最后首相晏殊没了办法，做了件特没面子的事，他把刺猬扔给了皇帝。陛下，我们都同意了，只有韩琦反对，您看着办吧。
皇帝把韩琦叫来，为什么？韩琦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分析，现在之所以认为李元昊肯定会降，而且以后不会再造反，是因为契丹方面稳定了，辽国和我们再次成为盟友，他们会约束李元昊的。可是有一点，辽国能让李元昊罢兵，自然也能让他举兵，那时两线作战，我们怎么办？
回想一下，辽国是因为什么和我们再次结盟的？是历代的友情？还是富弼以及军方的压力？很明显是后者。如果我们现在以屈辱条件同意李元昊的和谈，辽国方面会重新掂量我们的分量的！
虎狼之邦，不能以仁义礼智来衡量，我们得时刻清醒。所以和谈是肯定的，但不是现在。
这样的理由谁也没法反驳，于是事情就拖了下来。一拖两个多月，西夏的使者等得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你们先聊着吧，啥时有信儿通知我。
贺从勖回国了。西线就此进入扯羊皮状态。
宋朝的麻烦却刚刚开始。这时是七月，在这个月和五月时，宋朝内部连续出现了两次兵变。五月那次发生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京东路“捉贼虎翼军”的士兵王伦，按照宋朝的官方说法是恶性不改，此人聚集了四五十个士兵，就造反了。
５０个人，就砍倒了沂州巡检使。之后一路南下，经密州（山东诸城）、海州（江苏连云港）、楚州（江苏淮安）、泗州（江苏盱眙）、真州（江苏仪征），到高邮（江苏高邮）。这么一大路的折腾，他的军队终于扩大了，达到了……２００多人。
就这么点人，居然所向披靡，没人能挡。沿途路过的州县衙门不是投降就是逃跑，尤其是高邮知军晁仲先生最搞笑，他没跑，而是贴出了个告示，号召居民们拿出牛羊金帛，出城迎接好汉们进城！
在这样的局面下，王伦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在高邮穿上黄袍，宣布称帝，连年号都定下来了。所以嘛，高邮的同志们请注意了，以后别再像近代文学大师汪曾祺那样说，高邮除了出产双黄的咸鸭蛋之后就只有吴三贵了，而是还出产过皇帝。
王伦在七月时被捉住，押解京城砍头。他死的时候，陕西南部暴发了第二次兵变，领导人叫张海、郭邈山，这两个人的活计就比王伦玩得地道多了。首先是人多，开始时也只有几十个人，可以迅速壮大，一个月左右就扩大到了几千人。而且不断地有饥民、叛兵、囚徒，以及职业土匪加入。
这样的战斗力是惊人的，西北方面的正规军居然都抵挡不住，宋朝高层们先是惊骇，紧接着就是庆幸。真是幸运啊，这帮人没在和李元昊死掐的时候冒出来。由于地区敏感，宋朝派出了最高规格的战力。由韩琦火速出京，到陕南去，以西北最精锐的部队平叛，要求越快越好，绝对不许拖延！
韩琦不负重望，以半个月的时候，一举全歼叛兵。这样，宋朝的局势终于稳定了一些。不过别急，这一年是宋朝著名的灾年，天灾人祸品种繁多，老天爷也出面打劫了。
这一年从开春时起，直到五月份，宋朝中原大地滴雨未落，一片干旱。众所周知，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这一点，就算到了现代，或者未来，都必然一贯如此。
因为我们人多，民以食为天，必须得先吃饱饭。那么雨水就是最重要的民生甚至战略物资了。可是很难，雨水一直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的死穴，就算到了现代，缺水都是制约我们发展进步的瓶颈，至于原因，那就太多了。
在现代，有各种解释。都比较科学高端化，比如说从全球的气候形成上看，中国的腹地如果想下雨的话，就得由西北的冷空气云团和东南亚沿海方面的海洋暖气流在当地的上空汇集，才能达到。两者缺一不可，只要在需要的季节里稍微互相错过，那么干旱随时发生。
这只是一个解释而已，其它的还有Ｎ多种。可在古代，解释只有一个，皇帝老子近期不学好了，他肯定吃穿浪费，留恋女色，或者办错了什么案子，等等等等，都是领导人不好。
于是宋仁宗陛下就只好专程去京城第一大寺相国寺，以及道教的第一大观会灵观祈雨。仪式隆重，万般虔诚，可是很显然，当天玉皇大帝也在忙别的事，或者和王母私聊去了？反正祈雨没效果，该旱还是旱。直到近六月时的一个夜晚，天空中终于传来了隐隐的雷声。
仁宗当时己经睡了，空阔的皇宫里他突然间爬了起来，来不及穿鞋，赤脚跑到了宫殿外面，他向茫茫的夜色跪倒，对苍天叩拜１００次。雨，终于下了，瓢泼大雨，倾盆而下，仁宗就在雨中站立，这时皇宫里所有的人都走了出来，陪着他一直站到大雨停了，才慢慢走回宫里。
旱情终于得到了点缓解，这一年的收成似乎还可以盼望。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根本没法高兴。宋朝的钱、粮，这里专指皇帝可以动用的政府钱粮，在赵光义耗尽赵匡胤毕生所积，赵恒自利更生又自生自灭，经刘娥稍微恢复，又被李元昊、耶律宗真轮番消耗打劫之后，又所剩无几，能维持基本运转，都只能依靠皇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内库了！
河干海落，竭泽而渔，眼看着全国都在吃亏空，最后都吃到皇帝的老本了。这日子还能再过吗？赵祯想来想去，刀己经砍在了脖骾上，必须得想出改变的办法来。
在这样的局面下，历史迎来了一个经典时刻。
宋庆历三年，公元１０４３年的九月三日，宋仁宗把朝廷里的两府大臣，以及知杂御史以上的官员都召集进皇宫，一直把他们带到了天章阁里。天章阁，这座以前用来安放皇家御制文集，以及追忆前列皇帝的宫殿，从此在历史上声名显赫，意义非凡。
那一天，登阁的人除了４人年龄稍大之外，都非常的年青。４位老人，是晏殊、范仲淹，各５２岁；章得象、杜衍，各６５岁。他们是两府的首脑。其余的三司史王尧臣４０岁，富弼３９岁，欧阳修、王素３６岁，韩琦３５岁，王拱辰、蔡襄３１岁。都是年富力强，心雄天下的时候。尤其是韩琦和富弼，他们都与异族在不同的战场上肉搏厮杀过，堪称年青才俊，国之精英。
他们登阁之后，首先由皇帝率领，参拜了太祖、太宗、真宗三位皇帝的御像，然后来到书桌前，只见上面己经准备好了笔墨纸砚，大家对国家的现状都己经有所了解，现在就把你们看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写出来。
以振兴国家！
首先振奋的是人心，这批人是当时汉族当之无愧的真正精华。每个人都是凭真才实学考上来的人才，并且没有依靠任何门路恩泽升上的高位。他们早就看出了国家的问题在哪里，现在终于有机会改变现状了。
那一天，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尧臣等人心情澎湃，或在当天，或在回家深思之后，都写出了自己的见解。历史中，根据各自的名声，以及后来在改革中起到的作用，把范仲淹的意见列在首位。即他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他把问题的所在，及改革的办法，具体细化在１０个方面。
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罼恩信、重命令。
这１０个方面，一共３０个字，看着很枯燥，但稍微想一下，就会不寒而栗。只要这样想——一个国家，难道可以赏罚不明、胡乱恩典，拿官职当赏钱，科考乱七八糟，随便谁都可以当上司，不种田、不织布、乱派徭役，外加没有信用，毫无纪律吗？！
这还是一个国家吗？
可这时的宋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来逐条细分一下，来真正明白范仲淹讲的都是些什么事。第１，“明黜陟”。这条讲的是改变宋朝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