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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太狠辣致命了。
蔡襄说，宋朝西北边疆的失败、国家的积弱、政府的涣散无能，都要由吕夷简负责。都是他“谋身忘公”、“但为私计”，２０多年以来，凡是仗义执言的，像孔道铺、范仲淹、杨偕、孙沔、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不是贬官外放，就是压制不用，搞得满朝文武都是一些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废物，所以一但与辽国、西夏较劲，国家只能失败。
这是把吕夷简定性为祸国殃民的大奸臣了。换谁能受得了呢？面对这样的局面，尤其是不争气的身体，吕夷简只好请求辞职，不论皇帝怎样挽留，他都不再上班。直到宋庆历四年，公元１０４４年的九月十日，他死在了郑州。
那时，距他生病下野，己经过去了将近两年，刚好是宋朝和西夏正式约和的日子。而名传后世的庆历改革也即将开始。
他的死，似乎是为了一个时代让开了道路。让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能大展鸿图，做出那些似是而非的“功业”。那么，他的死，就是个好事了？相对于宋朝的国政，和民生来说？
好像是，毕竟人类的进步，就取决于改新。但仔细想，他死得仍然不是时候，因为至少范仲淹还没有做好准备，三百年间第一人的人生缺陷，就在于接班得太突然，太快了。
但那是后话，在吕夷简这位一代名相谢幕的时候，还是应该先点评一下他的人生。
分析一个人，要看他做过哪些事。吕夷简作为帝国首相，这么多年除了维持帝国的政务正常运行之外，比较知名的，就是保住了赵祯亲妈的名位，以及支持赵祯痛打干扰他休掉老婆的君子们。
一保一贬，层次分明，重心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对皇帝，且只对皇帝一个人忠心。
从宏观角度来看，这都是私事，与国家政务无关。有关的，就只剩下了西北战争时期起用并支持了宿敌范仲淹等人。这就很有些放弃私斗，一心为公的心胸了。公平地讲，这是他的人生亮点，不管内里原因是什么，比如从他难为富弼出使，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报复政敌方式上，很难相信他完全出于一片好心。也得承认，这对国家有好处。
三件好事，对于执政过２０年的元老首相来说，够吗？足以涵盖评价他的一生吗？我们还得看一看，他日常的工作作风是怎样的。就从他离职之前的一件事说起。
那是在庆历二年，１０４２年定川砦之战的前夕，枢密副使任布丢官了，被外放到河阳。任布这个人没什么大名气，进入两府纯粹是资格熬到了，并且性格非常好，从来不多说话找麻烦。但有一点，少言寡语的人往往脾气更大，性子更倔，任布就是这样，他谁都不惹，唯独讨厌吕夷简。
好几次和吕夷简唱对台戏之后，吕首相生气了，决定搞掉他。用什么办法，就很挠头，因为任布不犯错误，你找不着人家毛病。但别急，吕夷简能。他打听到任布的儿子是个妙人，特点就是“狂”、“愚”。胆子又大性子又蠢。
办法来了，先升任布儿子的官，非常显赫，进入了知谏院。这下子任儿子如鱼得水，终于可以想扁就扁谁了！他第一个目标就是……他老子。说他爸爸没才华。
估计这娃是真有病，而且平时狂妄成灾，觉得自己是外星人下凡，可他老爸却从没拿他当事。于是，确定他老爸没才华。
这样的奏章上缴两府，结局只能有一个——被他老爸发现。任布这个气啊，怎么会生出这种儿子呢？家丑不可外扬，他把信私下里藏起来了。但事情没完，吕夷简再接再厉，继续向任儿子撮火，有人藏了你的奏章，成心让皇帝看不见。
任儿子大怒，再次上书，一定要查出是谁敢坏他的好事！于是，就查出来了……任布下野。至于精彩绝伦，疑拟非人类的任儿子嘛，还在京城里等着升官呢。结果死得更惨，吕夷简所控制的台、谏官员以人伦大义都泯灭的不孝罪，把他彻底打压。
连子不言父之过都不懂，你还出来做什么官！
那么唆使人家父子不和的人又是什么品德呢？明知道对方是傻子，还教唆去砍自己的老爸，这样的人品，算不算卑鄙无耻呢？
吕夷简就这样的德性。
所以说，可以笼统地先下个定义，这个人，是一个没有完全忘公的坏人，一个不太善良的好人。他使的招数阴损，心胸也不广阔，一个个政敌都被他这样打压下去，拉帮结派，让宋朝的上层官场死气沉沉，可以归纳为奸邪。但是与后来的蔡京、秦桧还是大有区别。
他在重大国家上不含糊，知道用谁会对国家民族有利。
说到这里，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但是仍然不够，作为宋仁宗一朝的代表性人物，怎么可以只分析表面，不深挖内层呢？吕夷简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历史上有段对话，可以真切地表现出他的心理内在。那是他和范仲淹两人私下里纵论天下人物。说到了操守名节时，吕夷简冷笑着摇头，“我见过的人物太多了，现实世界里，根本就没有操守二字。”
范仲淹长叹一声，非常无奈。“天下确有这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这种想法待天下士人，难怪操守之士不来。”
一句道破天机，吕夷简眼中，根本就没有好人君子。所谓“小人眼中，天下无一人不是小人；君子眼中，天下滔滔，无一不是君子。”他根本没那个德量，更不敢去相信除自己以外的人，用手段去制约，用诡计去迎合，不像范仲淹那样，以风骨服人，以道理取胜。
这是吕夷简的短处，相应的，史学界也认为这是范仲淹的长处。但小心，做人，和为政是两码事。吕夷简因为小心和使诈，他屹立官场４０余年不倒。而范仲淹的庆历改革失败，也要从他的信人，胸襟过于广大上去找原因。
最后要探讨的，是吕夷简之死对宋朝国政走向的影响。他死早了，他是一个完美的大管家，是皇帝与群臣们之间的勾通桥梁，他死在了西夏战争的尾声阶段，宋朝之前的国政问题都暴露了出来，问题太多了，真的是他所引领的政府无能，才导致的这样。
如果他不死，以他老辣沉稳的作风，和熟悉政务的水平，就算不能把问题都解决，至少在解决问题时不会慌乱，不会有庆历改革时闹出的党争！
可是他死了，一下子就把赵祯和范仲淹推上了前台，逼着这两个人来解决积压了２０多年的，遍及朝野每个角落的大问题。这对皇帝和范仲淹来说，都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他们都有危机感，都有改革热情，但也都没有准备好。
有太多的事，都是匆忙发生的。
庆历三年，公元１０４３年的正月初二日，仁宗皇帝就挨了当头一棒，他３岁的儿子赵曦死了。这年他３４岁，真正的中年丧子，痛彻肝肠。
三月，由于吕夷简被大面积的弹劾，终于挺不住了，从中书省下野。政府开始调整班子，从这一刻起，宋朝的上层建筑就来回的折腾，时间上从三月调到了九月，次数上，居然半年之内，把两府高官换了三茬。
太复杂，列个表。
第１次：宰相，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使，夏竦；副枢密使，富弼；
第２次：宰相，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使，杜衍；副枢密使，韩琦、范仲淹；
第３次：宰相，晏殊、章得象；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枢密使，杜衍；副枢密使，韩琦、富弼；权三司使，王尧臣。
这些变动，看着似乎人员的流动量不大，还是那些人，只是官位稍有变化。但玄妙就在这里，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不光是在“小人”当政时互相倾扎，就连“君子”们做事时，也有相应的被人称道的优点。
比如史书里就经常说，“君子”们下朝是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上朝之后却翻脸无情，为了公事，可以疾言厉色，你争我吵，决不让步。接着下朝之后，继续无话不谈，同志一家亲……结论，这是多么的公而忘私啊，又是多么的高量雅致。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官位。仍然是官本位说话。就拿上面的人事变动来说，就隐伏着巨大的危机。其凶险性，一次让君子们内部分裂；另一次，让改革无疾而终。前一个，发生在第２次任免，把范仲淹和韩琦调进了中央，陕西方面的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安抚招讨使的最大头衔就专派了一个人。
郑戬。
这个人主持西北军政之后，立即就让潜伏的矛盾尖锐化，使君子们开始内讧。
第二个，就是第１次任免时的夏竦老先生，其实他没去上班。不是他不愿意，他一万个愿意，谁敢挡他，他记仇一辈子。但他就是被君子们齐心合力地弹劾，赶出的中央，不仅枢密使当不上，就连开封城都呆不了，直接到毫州去当官。
这人真的记仇，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在后来，都在他的手里狼狈不堪。
宋朝在失去吕夷简之后，上层经过３次的人事任免，才勉强地应付过去了接二连三，接五连六，没完没了的大麻烦。可以说，每一次的人员变动，都跟这些麻烦有关。
首先还是李元昊，胡儿不死，永远是最大的麻烦。这小子在战场内外，哪个方面都让宋朝七上八下，不亦乐乎，包括议和。三月份，他的使者西夏六宅使贺从勖带着国书找到了庞籍，我们西夏方面怀着最大的诚意扑面而来了。
庞籍打开一看，立即吓了一跳，他感动了。真没想到，李元昊竟然这样恭顺。国书是这样开头的，“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他主动给宋仁宗当儿子！
前面说过，李元昊的真实年岁要比赵祯大６岁，而且在战场上屡战屡胜，议和议到这个份上，真是无可挑剔了吧？但且慢，后面还有话，“本国自有国号，无奉表体式，其称兀卒，盖如古单于、可汗之类。”说得很明白，我可以给你当儿子，但我一定要是国王，西夏必须独立。
庞籍沉默了，他想了很久，说了一句话。“天子至尊，至高无尚。你们这份国书里名体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