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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个美丽的错觉，宋朝的军人们几乎是立即就清醒了过来。事情的起因是北方的前线总帅王显因为年老辞职了，得有人接替他。人选没有争议，是按顺位上浮的。
王超。
此前他就是王显的副手，这时被从西线紧急调回，到北方重操旧业，他的副手是王继忠和韩守英。至于西线，自有王汉忠替他背黑锅。
记住这些名字，包括己经辞职，退出军界的王显。此后历史的走向与他们紧密相联，牢不可分，尤其是王显。他自己都绝对料想不到，一个曾经的枢密使头衔竟然能对宋、辽两国的战局，还有不久之后东亚地区最大的那次对抗与媾和起了那么重要的作用。
回到王超。他上任之后第一次被皇帝接见，就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希望把莫州、北平寨、定州方向的骑兵大阵前移，达到保州和威虏军城之间；第二，在王显时期，除了骑兵大阵的主力军团之外，一些特殊的将领，比如张凝、魏能、田敏、杨延昭、杨嗣等人都拥有自己的一支军队，被称为“奇兵”，不归三路部署司的指挥。现在王超要求把他们都划到自己的名下，让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北方总帅。
平心而论，在纯军事角度上，这些要求都不过分。稍微想一下前面的战绩，就能发现王超都说在了点子上。
第一点，大阵不前移，离边境就太远，如果像上次那样战争突然暴发，根本就没法及时反应。其结果就还是只能由张凝、二杨的部队去和辽军的主力抗衡，上一次是胜了，可不会总那么幸运吧。
第二点，其实是最基本的常识，统一指挥，只有统一了指挥，才能打集团军作战的庞大战役，这难道有错吗？从这个意义上讲，上一次的胜利只不过是侥幸，是那场大雨，还有二杨、李继宣、秦翰等人自发性的积极配合，才拼出了那场胜利。这不是常胜之道，必须得改。
但是赵恒全部否决。他很温和地回答王超，说不必急于和辽军决战，保持原状，你上任去吧。然后转回头向各位宰相、枢密使大人们发问——还有别的人选吗？把王超换了。
别怪赵恒，这不仅是大宋朝的官家们，就算是唐、甚至对外军事战绩最成功的汉武帝刘彻都不见得会同意的要求。用人不疑，可是真要用后不悔就太难了。卫青、霍去病给他带来了辉煌的胜利，可是后面的李广利就让他追悔莫及。像王超这样当面要权，要是答应了，你信不信他下一步就会连监军都赶走？
好在这时东西两府所有的长官集体向皇帝保证，王超最称职，只有他了。
赵恒就没再坚持，但他还是把王继忠和韩守英私下里找来，这两个人都是他当太子时的亲信，他悄悄地叮嘱，说你们都是我的心腹爱将，要尽心，要稳重，要上下一心……
在下一次宋、辽大战之前，宋朝的将军们就是这样走上战场的。
时间在逐渐接近那个改变东亚格局的巅峰时刻，但是直到这时，那位主角里的主角，最凌厉风发光芒万丈的人物却还没有到位。
直到王超离开京城，赶赴前线后，此人才从开封之南的邓州一步三摇地晃进京城。是寇准，一别四五年，他终于又回来了。不过很可能仍然宿酒未醒。
这几年里他过的是标准的腐败高官的花天酒地式生活，糜烂奢侈的程度居然都给邓州城留下了千年不衰的传统产业——花烛。因为他好喝酒，而且绝不喝寡酒，要有声有色有歌舞。
说声，往来无白丁，邓州知府衙门里文人雅士络绎不绝，就像一个超级文化大沙龙；
说色，寇准在黑夜里说了，“要有光——―”于是光明大作，邓州府入夜之后灯火通明，偌大的宅院里就连马厩和厕所都用蜡烛照明（注意，１０００年前的蜡烛很贵的），效果要达到第二天起来一看，烛泪要成堆，高到足以把人跘倒；
说歌舞，就更不得了，寇准喜欢的是“柘枝舞”。据传说这种舞蹈起源于西域、流行于唐朝，是一种集体舞，跳舞的人数少则２４，多的到４０人，跳起来场面宏大，气势非凡，那叫一个震撼！而舞台通常是巨型厅堂，或者用超级帐篷搭起来的围幕，寇准的酒就是在这种场合下喝的，每一次都看得如醉如痴，喝得昏天黑地。一般来说，由于酒局现场的灯光过于明亮，参饮的各位名士根本都分不清当时是黑天还是白昼，他们一但走出围幕，马上就天旋地转，头晕脑涨，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次都扶着墙进、再扶着墙出……
这样的生活怎么定义呢？首先要强调，没人敢管他，别看他当时只是个知州了，但是资历太雄厚，他从前是宰相！这一点就足以把他头上的转运使等顶头高官震死。再有，就是他给后来者开了个特别糟糕的头，以后二三百年间的众多退休宰相们，都这一个德行了，不说远的，张齐贤也这样。可是要往好里说，比如说你直接问寇准，这样的恶搞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寇准会先用眼神杀了你，然后他的拥趸们才会极其不屑地对你说——不懂就别问，寇准有扭转乾坤之力，补完天地之手，比三国时有名无实的庞统强一万倍。庞统被强迫当县令时都可以喝酒误事，来发泄不满，我们寇准为什么就不行啊？！
问题是不是不行，而是影响太坏，以至于皇帝想提升他时，都有人站了出来大声喊反对。翰林学士杨徽之，这是位学识品德都无懈可击的老前辈，他完全用事实来说话，把寇准从根子上就全都否定了。
一句话，寇准不是个贤臣，他最初升官时的路子就不正！还记得吧？他是以天旱为理由，证明宰相失职，把当时的王沔告倒，才当上的副枢密使，从此平步清云的。这在后人看，是痛快刺激，可是在士大夫阶层里，这就叫“倖进”，是投机取巧，迎逢皇帝，最无耻的一种举动。
所以他是回来了，不过职务上还不能太乐观，宰相没他的份儿，屈尊吧，先干两天开封府尹……
宋朝的开封府，那是个超级有传说有故事的衙门，而寇准，他本身就隐藏在故事和传说里。这时轮到了寇准来当开封府尹，于是传说和故事就突然间变本加厉了。
快年底的时候，来了两个告状的。来头相当巨大，是前宰相薛居正的孙子，刚刚死了的左領军卫將軍薛惟吉的儿子。叫薛安上、薛安民。他们要告的人是……他们的妈。
妈姓柴，是薛惟吉的正室大老婆。柴氏没生育，这两个儿子都是妾生的，但在古代理法上，她就是薛惟吉所有子孙的亲妈亲奶没商量。
只不过她马上就要改嫁，按说这很正当，古代女子初嫁从父，再嫁由已，男人死了，服过孝了，嫁不嫁的谁也管不着。那么这两个儿子来告什么呢？
初看是心理不平衡，因为他们的妈，这位柴氏女真的是太非同凡响了，她第一次嫁，就嫁给了前宰相的儿子，第二嫁，居然就嫁给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前宰相！
张齐贤。
这时迎亲的马车都跑在道上了。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张齐贤花痴了吗？这时他的岁数也相当地不小了，这位柴氏女就算再漂亮，又能怎么样？值得他坏了这么多年的纯洁名头，还连带着把从前的老上级、老领导的名声也都毁了，让自己和死了的薛居正一起难堪？
别急，自有原因。这位柴氏女可是位“财女”，她把老薛家父子两辈人所攒下的所有财产都打包捆进了自己的嫁装里，在一千多年前就实现了妇女离婚法、继承法上的先进理念，一个子都没给两儿子留下。这就是让薛安上、薛安民抓狂的根本原因。
案子到了开封府，寇准一看心花怒放，太棒了！想什么来什么，告张齐贤，求之不得！因为宋史上有个说法，寇准这些年一直被压在邓州喝酒听歌，很大程度上是被张齐贤压制的。两个一样有脾气有性格的大佬，早好多年就是老冤家了。
这时天道好还，寇准是抬头见喜，上任就能出口恶气。但他再不是以前了，这次他做的一点都不过份，直接原封不动地把原告状子转交给了皇帝。
怎样？一点都没添油加醋，看着很厚道吧，不过事实上他己经最大限度地凶狠了。以开封府尹的职权，根本没法提审前宰相张齐贤，就算他寇准一样也是前宰相都没用。只有皇帝和御史台才能做到这一点，于是他什么都不说，绝不给张齐贤留下任何借机发力，转移视线的机会，就让案件升级，并且扩大了影响。
赵恒只能受理，下令转交御史台。就这样，这事儿就谁都掩不住了。可是万没想到紧接着就轮到了百官克星的御史台郁闷。
柴氏根本就不怕事大，这女人超强悍，她以薛家夫人的显贵身份，没定罪之前根本不怕受任何伤害，于是她反咬一口，把薛家的两儿子给告了。
而且用的手段骇人听闻，她为了一点遗产分割，以及二婚再嫁的破事，居然走到皇宫的大门口，把登闻鼓给敲响了。这里要强调一下，登闻鼓只有在最末尾的阶段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到了清朝时，规定除了“必关军国大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这样的案子才能击鼓鸣冤。但这样的形容词得配上什么样的人间奇闻，才能靠上点谱呢？
所以满清时基本这玩意儿就是个摆设了。
但是从前不这样，就在赵光义时期，还有人因为丢了一头猪，就敲鼓把赵恒他爹给震出来过……所以柴氏的举动也不算过份，但是在一千年以前，一个贵妇人因为急着改嫁，就敲得惊天动地的，这就实在耸人听闻了吧？
于是赵恒就只有再次坐殿听案，接着案情就有了大发展。柴氏说了，她的儿子本是好儿子，完全是一个人给教坏的，那个人就是现任的副宰相向敏中！
具体情节是向敏中看上了薛家的老宅子，先是以种种手段贱价买了去，然后更打起了她的主意，要娶她过门。而她那么贞洁当然不愿意了，于是向敏中就教唆她的儿子们来反对她，这完全就是个阴谋，向敏中卑鄙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