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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坎贝尔开始做作起来了。第三回合，坎贝尔把自己打扮成大义凛然的样子，严厉驳斥了黎开观的做法。坎贝尔说，“我看着他的奸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大声地对他说”，倘若把坎贝尔看得和其他欧洲的大班一样贪图私利，恐怕是弄错了；坎贝尔先生一点也不奢望，个人要得到什么“漂亮的面子”，云云。
坎贝尔这样说着，还直盯着黎开观的眼睛，使得后者哑口无言。这是坎贝尔的一贯做派：这位苏格兰贵族后裔，最是爱好表扬自己，批评别人。所以他说的这个故事，多半也加了一点酱油和味精，好把他自己的形象烘托得非常高大。当然这种形象，是给瑞典公司的其他股东看的。效果如何，也不得而知。但是坎贝尔提到的这个小插曲，自然也不是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但凡有生意的地方，这种吃回扣的办法，总也是有的。
雍正十年，青花瓷很少，茶叶货源充足
和茶叶一起，瓷器和丝绸的合同，也要陆续签订了。茶叶虽然是最大宗的货物，固然需要抓紧时间购买，但是瓷器分量重，适宜于放在底舱，所以要尽早购进，这样进舱的时候就会十分顺畅。瓷器当中，最受欢迎的，当是既漂亮又素洁的青花瓷。但是蓝旗国的外洋船到得比较晚一些，据闻英国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大班们已经买走了最好的青花瓷。即使如此，生意还是要做下去的。
坎贝尔不喜欢黎开观，同样也不喜欢如升行的大官Quiqua。他送给大官Quiqua的名头，乃是“流氓”和“撒谎的无赖”。如升行也算是大行，雍正四年就是六家“行头”之一，实力不可低估。但是讨厌归讨厌，生意还是生意，这一贸易季节中，如升行的瓷器最多，所以也只好去如升行买瓷器。
坎贝尔最讨厌的敌人之一，是蓝旗国外洋船的第三大班莫福德，他是如升行老板的朋友，私交很好，这已经足够让坎贝尔也跟着讨厌大官Quiqua的了。在他眼中，莫福德和大官Quiqua在一起，好像是两个人事先串通好了一样，一举一动都十分可疑。所以尽管第三大班莫福德和第四大班约翰•；派克（John Pike）事先和如升行谈好，每套瓷器的价格是十二两银子，坎贝尔却坚持不肯按这个价格签订合同，场面十分尴尬。
最后如升行让步，以每套十两的价格签了一部分瓷器的合同。莫福德和如升行之间是否有私下交易，实在难说得很，反正坎贝尔对谁都十分怀疑，但是大班之间内部的矛盾，却对生意多有负面影响。那蓝旗国，虽然不乏能征惯战的将士，却没有熟悉远洋贸易之人。所以首次到广州贸易，派出的四个大班，全部是前外国公司的大班。却不料原来在港脚船上服务的坎贝尔和原来在双鹰国外洋船上服务的莫福德，矛盾十分深刻。
坎贝尔是首席大班，和第二大班布朗先生亲如兄弟，莫福德势单力薄，自然要和双鹰国的大班们亲近些。坎贝尔就十分怀疑，莫福德是否把双鹰国的利益，置于蓝旗国的利益之上，当然也不放心后者和行商之间谈的生意，生怕莫福德趁机中饱私囊。这样的矛盾，在如升行签订瓷器合同的时候，就进一步激化。
此后，坎贝尔等一众大班在陈汀观的崇义行购买瓷器，也是为了给这家充当保商的洋货行多做一点业务。这也是广州城外贸易镇上的规矩：给外洋船当保商，除了出租夷馆之外，并无其他好处；倒是在官府那里多了不少麻烦。行商所图的，就是要和所保的外洋船多做些生意。这本来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便瓷器价格稍微高点，也算是给保商陈汀观一个面子。
但是坎贝尔在如升行大大地驳了莫福德的面子，后者也不免耿耿于怀。如此一来，当蓝旗国四位大班在崇义行准备签订瓷器合同的时候，莫福德便以牙还牙，百般挑剔崇义行的瓷器价格，足足达几个小时之久。这样令坎贝尔固然十分尴尬，连陈汀观这样沉稳的人，也不免勃然大怒。陈汀观想来不知道大班们在如升行里的过节，觉得莫福德这样做，不是在谈生意，倒像是在消遣他。原文是：“我们到了陈汀观那里，看中了几箱瓷器。但是却用了几个小时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莫福德先生的争议和对价钱的斤斤计较，简而言之是什么东西都太贵，我觉得这是他同其他行商贸易时决不会产生的一种争议。这件事情持续时间之长，令我和布朗先生都感到非常羞耻。这纯属无理取闹，因为陈汀观的价格本身同其他人一样合理。这种态度也激怒了陈汀观，他说我们不是去买货而是去同他吵架的，说完就走开了。我深感他说的话很有道理，只得告诉大班们要么买货要么走人，没必要白白浪费时间。”见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GUB，SOKA，H22∶3B，第129～130页。这也为日后崇义行和蓝旗国的外洋船关系彻底破裂，埋下了伏笔。此乃后话。
再说丝绸，丝绸是广州贸易中，唯一不是现货供应的商品。外洋船到港，大班们要先在相关的洋货行看样订货，按照所需的花样和数量，签下合同，并且支付一部分定金。行商在签完合同以后，再去丝绸行订购，大概需要二三个月的时间，才能编织完成。丝绸价值高，分量轻，固然不需要考虑舱位的问题，但是没有及时签订合同，等其他的货物备齐，丝绸还不能交货，就会耽误回程的船期。
大概广州的各洋货行中，经营的货物也各有所长：比如陈寿观的广顺行，茶叶的数量很大，价格也低；而黎开观的资元行，却以经营优质丝绸著称。所以黎开观虽然也是坎贝尔眼中众多的“流氓”之一，坎贝尔还是前去资元行投石问路。结果一问之下，非常失望。黎开观的丝绸报价价格高不说，还明言不能保证在一百一十天内交货。这本来倒是做生意的正道，所谓言明在先，坎贝尔却认为别人的丝绸，大都可以在七八十天内交货，怀疑黎开观这样说，多少是在报复。
天下的商人皆多疑，但是坎贝尔却是商人中第一等的多疑之人。这且不说，但是丝绸生意还是不能等。九月十六日，蓝旗国的外洋船和胖子陈远来的远来行签订了一单丝绸合同。这单合同不大，但是陈远来出的价钱，却非常实在，这着实让坎贝尔十分开心。因为这不仅意味着这单合同会很赚钱，而是坎贝尔此后和行商们砍价的时候，有了一个证据确凿、如假包换的先例：某某某，给我的丝绸价格多少银子。这是用来压价的一个好办法。当然行商们会马上戳穿坎贝尔的话：这肯定又是那个死胖子陈远来。
黄埔的外洋船上，洋人放枪作乐
蓝旗国的外洋船，虽然也有点颠三倒四的小问题，总的说来，在九月底之前，生意还可谓进展顺利。陈远来的远来行，货优价低，但是规模比较小，所能供应的货物不多；陈寿观的广顺行茶叶很多，价格也算不错，所以茶叶的购买也不成问题。瓷器主要靠如升行，丝绸除了远来行以外，也在张族观的裕源行订了不少，想来也不至于影响回航的船期。
除了丝绸之外，茶叶和瓷器签好购买合同后，陆续验货装箱，送到夷馆的仓库之中。仓库中一进货物，夷馆买办就开始用他的平底船，陆续从行里的驳口运出，再进入黄埔的岸上仓库。黄埔的岸上仓库虽然简陋，但是面积甚大，一般是先把货物存起来，等到生锌装满压载舱，大船足够稳定以后，才开始将瓷器装入底舱。
在贸易镇上的夷馆买办，手下一般都有数条平底船，专门用来在广州和黄埔之间驳运。货物驳运是一个方面，前后关口都要查货验关，所以夷馆买办也算是专业人士，既负责短途运输，也熟悉验关程序，甚至还要提防海贼的袭击。雍正十年，广州贸易规模巨大，进出口贸易总额，当在二百万两纹银以上，所以行业分工也甚为细致，夷馆买办，就是其中的一个特殊行业。
却说大班们正在广州城外的贸易镇，将生意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黄埔的大多数洋人却十分憋闷：十七八条洋船，洋人有好几千，大都却只是在船上船下活动。黄埔村小得很，虽然新奇，转来转去也就不过如此而已。因此，这些军官和水手唯一的快乐源泉，就是黄埔村那家卖中国酒的小酒铺了。想来这家小酒铺，必定是大发横财。
嗜酒如命，本来就是水手的特征，但是酒喝得醉醺醺以后，未必就不再憋闷。中国官府因为当时珠江水域海贼猖獗，所以也没有收走船上的火枪，于是这些水手就放枪取乐，日夜不停。若是往年，黄埔地处偏僻，也就罢了；恰好雍正十年，是三年一试的秋闱，也不知道为什么，省城的闱场，正好选在黄埔附近的江边。那些老少秀才们，进了考场之后，耳边只听得从江中传来阵阵枪声，无论如何也写不出锦绣文章了。
情况反馈到海关监督衙门，海关监督自然是命行商前去告知洋人大班，不得再在船上放枪。别国的外洋船倒还好，大班的管束还起点作用，唯独红毛国的洋人，大班们正在争权夺利，不亦乐乎，所以红毛国的军官水手，任凭为他们作保的行商苦苦相求，继续不停地放枪，而且在船上大呼小叫，喧闹无比。劝告而无效，主持乡试的考官就一状告到了总督衙门。
两广总督鄂弥达本来已经具名严参海关监督祖秉圭贪墨海关税银，只是朝廷还没有反应。这件事情一出，对祖秉圭更是大怒。是否又上了奏折参他，不得而知，但是移文海关总督衙门，斥责其对外夷教化不力，则是肯定的事情。祖秉圭很没有面子，一口恶气，自然出在为之作保的行商和通译身上：陈汀观被叫到衙门，骂得狗血淋头，但是这位行商向来和祖秉圭关系不错，所以也不好太过于为难他。
骂完陈汀观之后，海关监督大人下令所有给红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