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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达到目标，“既不多，也不少。”
甚至一个根本未经过修养的人也会有某种“无我”经验。当观看“能“或歌舞伎演出的人在看得出了神的时候，据说他也失去了观察的自我，他的手掌发潮，他感觉到“无我之汗”。一个接近其目标的轰炸机驾驶员在他投弹之前盗“无我之汗”，他并不意识到“自己正在干”，已经没有作为观察者的自我残留于其意识中。不顾其他一切而全神贯注于敌机动态的高射炮手据说也同样盗“无我之汗”，并失掉了观察的自我。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在上述任何场合，可以认为是处在最好的竞技状态。
这种观念雄辩地证明日本人感到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督是沉重的负担，他们说，这些约束一旦被去除，他们便变得自由而有效率。美国人把观察者的自我视为自己身上的理性原理，并在危机中以“保持机警”而自豪。而日本人当沉没于灵魂的三昧境里，忘掉了自我监视所强加给他们的约束时，他们感到好像去掉了套在脖子上的磨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的文化絮絮不休地
把谨慎行事的必要性灌输到他们的灵魂中去，可是日本人以下述断言来与此对抗，他们宣称在这种重荷消失之处还存在着更有效率的人类意识层次。
至少在西方人听来，日本人阐述这种信条的最极端的形式是他们对“像已死的人一样活着”的人的高度赞赏。这句短语字面上的西方译文是“活死尸”，在一切两方语言中“活死尸”都是一种表示恐怖的措词。我们用这个短语来说明一个人的自我已经死去，而留下他的肉体作为地球上的累赘。在这个人身上已不留下任何生命力。而日本人则用“像已死者一样活着”来表示一个人生活在“练达”的境界。它被用于普遍的日常告诫中。为了激励一个对中学毕业考试感到忧虑的少年，有人会议，“像已死者一样地去考，你就会顺利地通过考试。”为鼓励某个正在进行重要商业交易的人，其朋友会说，“要家已死者一样地去干”。当一个人遇到严重的精神危机并看不见前途时，他通常会决定“像已死者一样地”生活，似摆脱困境。在日本投降日以后，当选为贵族院议员的基督教著名领袖贺川（丰彦）在其自传体小说中说：“像被恶魔缠身的人那样，他每天在自己房中哭泣。他的阵阵抽泣近于歇斯底里。他的苦恼持续了一个半月，但生命最终获得了胜利。……他要以死的力量来生活。……他要像已死者一样投身于战斗之中。……他决心做一个基督徒。” 【贺川丰彦：《黎明之前》，第240页。——原注】在战争时期，日本军人说，“我决心像已死者一样生活，以报答皇恩。”这句话包括下述行为，比如在出征登船之前举行自己的葬礼，发誓把自己的身体化为“硫黄岛之士”，决心“与缅甸之花一起凋谢”。
“无我”的哲学基础也是“像已死者一样生活”的哲学基础。在这一状态中，人抛弃了一切自我监视，从而也抛弃了一切恐怖心和警戒心。他变得如同死人一样，而死人是超越对行动的正当与否加以思考的必要性之上的。死人不再报“恩”，死人是自由的。因此，说“我将像已死者一样生活”就意味着从冲突中获得最彻底的解脱。它意味着“我的精力与在意力能够自由地直接去实现我的目的。我的观察者的自我连同其下切恐惧的重荷都不再存在于我与我的目标之间。干扰我以往努力的消沉倾向和紧张不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了。现在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
用西方人的措词来说，日本人“无我”和“像已死者一样生活”的习惯是排除是非心的。他们所谓的“观察的自我”、“干扰的自我”是指判断个人行为的是非善恶的监视者。下面的情况生动地反映山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心理差异：当我们说到一个没有是非之心的美国人时，我们是指不再有罪恶感的人，并且必定随之有恶行。但最日本人在用相同的措词时，他指的是不再感到紧张和受妨碍的人。美国人指的是坏人，日本人指的是好人，修养有素的人，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其能力的人。他指的是能完成最困难和最需要有献身精神的无私行为的人。要求美国人行善的巨大强制力是罪恶感，一个因是非之心麻木不仁而不再有罪恶感的人就成了反社会的人。日本人对该问题的解释是不同的，根据他们的哲学，人性本善。如果他的冲动直接体现于行为中，他的行动便是合乎道德并轻松自如的。因此，为了达到“练达”，他经受修行，以排除“耻”的自我监视。只有在此时。他的“第六感官”才摆脱一切障碍。这是他从自我意识和冲突中的彻底解脱。
只要离开了他们在日本文化中的个人生活体验，那么日本人自我修养的哲学就是一个不解之谜。我们已经看到，被他们归诸于“观察的自我”的这种“耻”是多么沉重地位在日本人身上，但是如果不叙述日本人对孩子的养育，那么其哲学在他们的精神统御法中所含的真正意思仍然是朦胧不清的。在任何文化中，传统的道德约束力不仅通过言论，而且通过长辈们对其孩子的态度传给新的一代。不研究该国养育孩子的方法，局外人几乎不可能理解被该国人视为大事的事情。通过分析日本人对孩子的养育方法，我们对日本国民整体所持的许多有关人生的假设就变得更为清晰了，而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是在成年人这一年龄层次上叙述他们民族的人生观的。
第六部分投降以来的日本人
儿童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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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幼儿并不是以一个善于思考的西方人所想像的方式扶养长大的。美国的父母训练其孩子的生活并不家在日本那么周到和严格，但他们从一开始就让婴儿知道他小小的愿望态这一世界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我们让他按时吃奶睡觉，不管他在喂奶时间和睡觉时间未到之前如何吵婴儿都得等待时间的到来。稍大，母亲会打他的手，要他把手指从嘴巴里拿出来，或移离身体的其他部位。他母亲常常不在眼前，而当母亲外出时，婴儿得留在屋里。在他喜欢吃其他食物之他就得断奶，如果他是以奶瓶喂养的话，他就得放弃奶瓶，他必须吃一些有益于身体的食物。如果小孩不照规定的去做就要受罚。美国况且如此，那么对一旦成人后必须抑制自己的愿望，谨小慎微地遵守严格的道德准则的日本乳幼儿来说，这种教养恐怕更加严格，美国人这样想像问题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日本人的做法却与此截然不同。日本的生活曲线正好与美国的生活曲线相反。这是一个巨大的浅底U字型防线，即让婴孩与老人享受最大的自由和随心所欲。过了幼儿期以后，约束逐渐加强，直至结婚前后自由达到最低线。这条最低线在壮年时期持续许多多，其后曲线重新逐渐上升，过了60岁后，男男女女又如同小孩一样不再为耻辱研烦恼。在美国是把这个曲线颠倒过来的。对幼儿施以严厉的教养，随着孩子体力的增长，这种教养逐渐放松，当一个人获得了足以自食其力的工作，开始成家立业时，他就完全不再受他人的约束了。壮年期是我们的自由与发挥主动性的高峰。当一个人耋耄迟钝，或精力衰退，或受人照顾，约束又开始出现。美国人甚至难以想像照日本模式安排的生活，在我们看来这样的一生是反现实的。
然而，无论是美国人的生活安排，还是日本人的生活安排，实际上都在各自的国家里确保个
前，
闹，
人在其壮年时期把其精力投入其文化。在美国为了确保这一目的，我们认为必须扩大在壮年期个人选择的自由。日本人则依靠对个人的极端束缚，尽管事实是人在此时处于体力与赚钱能力的最高峰，但这并没有使他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深信，束缚是绝好的精神修养，它会产生自由所达不到的结果。日本人对处于生产能力最活跃时期的男人或女人加重束缚，这决不表明整个一生都得受这种束缚。幼年与老年期是“自由的圈子”。
对孩子真正如此宽容的人民非常强烈地想要孩子。日本人确实如此。他们想要孩子，首先如同美国的父母一样，因为爱孩子是一种幸福，但他们想要孩子，还有一些在美国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原因。日本父母需要孩子，并不仅仅为了得到感情上的满足，还因为如果不传宗接代他们便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每个日本男子必须有个儿子，他为了在自己死后每天有人在起居室的神龛牌位前祭奠其亡灵而需要儿子，他为了永世不断地传宗接代并维持家族的荣誉与财产而需要儿子。由于传统的社会原因，父亲需要儿子的程度与年轻的儿子需要父亲的程度几乎相同。慢慢地儿子成了父亲的取代者，但这并不被认为是抛开父亲，而被认为是使父亲安心。在若干年内，父亲担任“家”的管理人的角色，此后就由儿子继承。如果父亲的家长地位无子可传，他便是徒劳无益地扮演了管理人的角色。由于具有这种根深蒂固的世代相继的意识，长大成人的儿子对其父亲的依赖，即使比在美国延续得时间更长，也不会产生在西方国家通常会有的耻辱与不体面的感觉。
妇女想要孩子也不仅仅是为了她可以在孩子身上得到感情满足，而且还因为是只有作为母亲她才能获得地位。无子女的妻子在家中的地位是极不稳固的，即使不被抛弃，她也永远不能期望成为婆母或拥有对儿子婚姻的发言权，行使对儿媳的权力。她的丈夫会领养一个儿子来续嗣，尽管如此，按照日本人的观念，无子女的妻子仍是一个失败者。日本女子被期待成为生儿育女的能手。20世纪30年代的前五年平均出生率为31。7‰，甚至与多产的东欧国家相比，这也是很高的出生率。美国，1940年的出生率是17。6‰。日本母亲的生育年龄很早，19岁的女人比其他任何年龄的妇女更能生孩子。
在日本，生孩子如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