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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离去。
杨、常走后，张学良立即打电话给警务处长高纪毅，命他火速来府。高
到后，张学良向高下达了枪杀杨、常的命令，说：“杨宇霆、常荫槐欺我太
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
并要求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够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
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请示南京，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这简直太不
成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
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并指示就在老虎厅内执行。
杨、常二人来到老虎厅时，一切已准备妥当。等他们坐定后，高纪毅就
率领6名卫士冲进老虎厅，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
着将二人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面色惨白，惊慌木然，不知所措。
卫兵冲上前去，不容二人说话，便开枪将二人击毙。
在除掉杨、常二人后，便彻底扫清了东北“易帜”的内部障碍，此后，
东北同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日
本人利用杨宇霆控制东北的企图。
东北“易帜”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它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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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由于近代中国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俄国十月
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壮大的条件下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
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它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惨重失
败。
5月1日、2日，报纸上披露了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
北京大学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于5月2日，邀集一些学校的学生代表在西
斋饭厅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办法。会上，一位学生当场破指写下了血书，
代表们义愤填膺，立即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晚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
召开学生大会，并邀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代表参加会议。
5月3日，本应是周末休息的时候，但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却是一片沸
腾。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使学生们再也无法读书和娱乐，他们怀着一
颗颗年轻赤诚的心，讨论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国。第二天，即5月4日，数千
名学生从古城北京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广场，勇敢地肩负起历史赋予他
们的重任，掀起“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
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胜
利，这就使中国人民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受到启示和教育：中国民主革命要
取得胜利，必须有新的阶级力量来领导。
辛亥革命后的二三年间，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了复苏的景象，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
国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出现了一个很短的所谓“黄金
时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逐渐成长和壮
大。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只有65万人，到1919年“五四”前夕，就已经
增加到200万人左右。
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工
人罢工次数剧增，斗争规模扩大，罢工斗争的政冶性也日益明显，开始由自
发的、分散的斗争，发展到联合的、有组织的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
显示了自己是反帝反封建最坚决的力量。它正逐步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
级转变，并预示着它作为一支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
台。
随着新的经济、新的阶级力量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兴起了一场反
对旧文化、旧思想的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后，一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认识到，辛亥革命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发动武装革命前，没有唤起
“多数国民的自觉”。所以，他们认为，要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真正
实现，必须以思想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启蒙思想
运动，把广大国民从封建专制主义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就在此时，袁世
凯为了复辟帝制，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反动的复古逆流。为了回击
这股反动逆流，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自二卷起改名为《新
青年》）为标志。它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当时的民主，是指资产
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当时提倡的科学，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以
及认识客观事物的科学观念。反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是新
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还喊出了“文学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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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口号，要求以资产阶级新文学代替封建主义的旧文学，不仅在形式上
且要在内容上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辛亥革命的继续，而它对
封建主义旧文化、旧礼教的激烈批判猛烈进攻，又是辛亥革命所缺少的。这
一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唤起了民众对国家、
民族命运的关切，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们并不懂马克思主义，当然更谈不上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十月革命
的胜利，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工农群众的巨
大力量，并加深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
钊从1918年开始写了一系列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
开始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
革命的新曙光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升起。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紧紧围绕着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及其权益问题发
生的。运动的目标和基本要求，就是解决“山东问题”，即争回山东主权，
争回被德国攫取的青岛、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等主权。
胶州湾位于黄海、渤海的要冲，地势十分重要，又是一个天然良港。德
国对这个军事及通商要地觊觎已久，1897年11月，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
军舰攻占了胶州湾。1898年3月，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
使整个山东省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青岛和胶州湾成为德国的租界。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先后卷入这场大战的有33个国家，
战争双方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奥、匈、德组成的同盟国和英、法、俄组成
的协约国。日本乘着德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对德宣战，派军队夺取了
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
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它不只要夺取山东，而且还想进一步独占全中
国。1915年它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向北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
一条”。此时袁正急于称帝，为了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表示完全承认
日本要求，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宗舆在条约上签字。这样，陆和直接负责办理
“二十一条”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成了中国人民最痛恨
的卖国贼。日本下最后通牒的5月7日和袁答应日本无理要求的5月9日，
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国耻纪念日。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但是不到半年，他就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
骂讨伐声中死去。袁死后，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
1917年8月，段在日本授意下对德宣战，并向法国派出了15万名华工进行
战地服务，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11月11日，打了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匈等同
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当协约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当
时广大人民之所以热烈庆祝协约国胜利，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能乘此机会争
取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尤其是收回山东主权。大家普遍认为：德国武
力霸占山东主权，是强权政治，协约国在大战中取胜是公理战胜强权；既然
公理战胜了，且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因而理所当然应由中国收回山东主权。
因而，“公理战胜强权”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中国人民怀着“公理战胜”的
渴望，关注着巴黎召开的战后“和平会议”，并对这一会议寄予很大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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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召开，参加和会的国家有
20多个，实际上操纵着会议的是美、英、法三国。中国人民没有认识到一战
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巴黎和会也只能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
会议，因而广大国民对和会充满了幻想。
巴黎和会一开始，中国代表团就向和会提出了六项希望条件：废弃势力
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归还租借
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权。不久，在中国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又向和会
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
中国代表的两项提案一提出，就被和会的最高会议——美、英、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