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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张饭桌的最后一支蜡烛边坦告诉我她和其他的肯尼亚人是怎样来到法国的戴高乐机场，在欧洲限额难民营混乱地过了几个月——感受着落后、文化冲击、像狗屎一样的穷困潦倒，直到在一个阴沉潮湿的夏天到达英国。
听到这些，我沉默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安慰她。后来我说：“你愿意和我回家喝杯酒或咖啡，或者随便什么东西？”
“好的。”她的嗓子因为说话太多变得沙哑低沉，反倒更具魅力，“我很愿意。”
我留给服务生一大笔小费。
坦很喜欢我的房子。这么大的空间让她惊讶。
我让她舒服地盘坐在沙发上尽情享受宽敞的感觉，我则去开了瓶酒。
“这真不错。”她说，“温暖、宽敞、漂亮，又是你自己的。”
“是的。”我俯下身吻了她。
还没等自己意识到，我已经抓起了她的胳膊，轻吻着她芯片周围泛红的肌肤。
那晚坦和我睡在一起，但我们没有做爱。她蜷缩着躺着，纯真无邪地枕在我的腹部睡到天亮。她经常在梦中哭叫。她的皮肤有股非洲的味道。
那些杂种取消了她的住房津贴。坦非常气愤。房子是她的一切。她的生活就是在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安全、可靠、稳定。
“你有两个选择。”我说，“一，放弃这里的工作。”
“永远不。”她回答，“我工作。我喜欢工作。”
我看到怀顿在吧台后面闪闪发光的玻璃杯前笑了。
“那么，就只有第二个选择了。”
“是什么？”
“搬来和我住。”
她花了一个星期考虑。我理解她的犹豫——我的家是安全、可靠、稳定的地方，但不是她自己的。
星期六我接到了她的电话，问我能否帮她搬家。于是我去了她在索尔福德①的公寓。
【① 索尔福德：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自治市，位于曼彻斯特市附近的曼彻斯特船道旁边。】
房间简陋寒冷，家具都是救济商店的，装修很难看。房间里有麻醉品的味道。电视机有声音，却没图像；三个不同的内置扬声器在各唱各的。
当坦在收拾她的东西时，她的室友们好奇地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从恰卡里出来的什么东西。
坦拎了两个袋子——一个装着衣服，一个装着唱片和书。我把它们塞进汽车的后备厢，她和我回了家。
我和坦开始了一起的生活。
她跟着我放的音乐哼着歌，把她的书放在书架上，衣服放进抽屉里。不管有没有理南，她都喜欢点上明亮的蜡烛。她极其重视清洁，总是要在浴室里花许多时间，用掉成卷的厕纸。她不愿向我借钱，总是谨小慎微地管理着她那一点点财产。
她仍在“我的国度”工作，每个星期五唱歌。每次她站在舞台上都会让我心醉神迷。
她话不多，在我看来这让她有种忧郁深沉的特殊魅力。她也很少笑。不过一旦她微笑，那种美丽激荡得我神魂颠倒，犹如匕首插在胸口上的那种尖锐的幸福感。
性是一种不同的尖锐快乐——但似乎对她来说很困难，做爱时她总是很紧张。我想她能从中感受到愉悦，但她谨慎地控制着……那是属于她的，是她自己的。她从不让自己沉溺在快乐的享受中。在内心她还是只惊魂未定的小动物。她比自己的实际年龄看起来成熟得多。不过在我们跳舞的时候，有种力量——和她的歌声中相同的力量——激活了她的身心，让她散发出迷人的性感魅力。这让我惊讶地看到了一个开朗的、生机勃勃的、活泼的18岁少女。
她爱我。我也爱她，爱得那么强烈，简直有些疯狂。我会凝视着她忘记了自己在做的事……我会贪婪地看着她打电话，看她如何拨弄着电话线，看她怎样盘着腿看电视，看她早晨怎样刷牙。我会在晚上醒来，只为了看她熟睡的样子，检查她是否在呼吸。我神经质般地莫名恐惧着，害怕会有什么东西把她从我身边带走。
她在冰箱上贴了一张非洲的卫星照片。她指给我看云层下那些圈形恰卡移动的痕迹。每星期她都更新一张。一周周过去，那些圈融合了。我们生活在一起，那些圈也合并了。时间流逝。她的家园被夺走了。她的父母和妹妹还在那下面，在那些蓝白相问的云层下。这些圈环正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她从不让自己忘记是她舍弃了家人。她从不让自己忘记她是个难民。这使她显得更沧桑，从某方面说，比我还苍老。她之所以整天忙忙碌碌地收拾屋子就是为了好让自己没时间去想这些。只要注意力稍有些分散，所有痛苦的往事就都会浮现出来。
星期天她喜欢为我做饭，每次经她这么一折腾，厨房里在接下来的一周都会留下一股驱之不散的怪味。她煮的饭菜其实很难下咽，但我从没告诉过她。
我坐在厅里望着她边哼歌边剁着从加勒比海商店买来的东西，我喜欢看到她从不向外人展示的另一面。突然，我见她放下刀，用卡兰京语骂了一声，把手指放进嘴里吮。我像子弹一样快速地冲过去。
“该死，该死，该死。”她咒骂着。伤口很深，血从她的食指涌了出来。我把她的手指放在水龙头下用冷水冲，然后去找药箱。很快，我带着纱布、橡皮膏和拯救世界的架势回来了。
“没事了。”坦举起手指说，“好多了。”
刀口已经消失了。没有血，没有伤疤。只留下一条微微隆起的红色长条痕。
我亲眼看着条痕也在慢慢消失。
“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坦说，“但它好多了。”
我没再问下去。我不想问。我不想让坦的生活更复杂，增加更多的麻烦，她在过去遭受得够多了，太多了。我知道这一定和外星生物有关；没人的伤口会像这样痊愈的。我以为只要我不理会它随它去，我们就不会再有麻烦，但我却没料到后来的爆炸。
有些该死的新纳粹或其他什么人经常炸同性恋酒吧。伦敦、爱丁堡、都柏林等地都有这样的爆炸案，而且总是发生在星期五下午——工作结束，周末开始的时间。曼彻斯特一直保持着警戒。所以那些爆炸者选择了星期二的午饭时间，把半公斤裹了钉子和刀片的塞姆汀塑胶炸药①放在克奈尔街一个酒吧外的桌子下。没人死亡，但一位坐在旁边桌子的女士失去了膝盖以下的双腿，还有超过五十个人受伤。
【① 塞姆汀塑胶炸药：一种炸药的商标名称。】
坦正要去上下午的班。炸弹爆炸时离她只有二十米远。在电台里播放新闻的同时我收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把这他妈的工作放在那儿。别干了。”老板威利命令道——我哪里还用得着他下命令。
曼彻斯特皇家医院的急诊室一片混乱。我看见医生们一路小跑着奔来奔去；一有人进来大伙就都抬头看看是谁，一个个都神情紧张害怕不已；警察在做笔录；走廊上都是手推车。我想这情景也许和内罗毕的最后时刻有点像。
接待处让我在一个房间里等一位医生。我恰好在走廊上就遇见了要见的医生——一个身材娇小，一脸疲惫的中国女孩。
“哦，基登先生。你和柏小姐住在一起，是吗？”
“是的，她怎么样了？”
“嗯，她被送来时全身多处受伤，上身、左脸、左上臂和肩膀……”
“噢，天啊。她现在怎么样了？”
“你自己去看看吧。”
坦正沿着走廊走过来。要不是她穿着医院的病号服，我发誓她和早晨离开我时没什么两样。
“修恩。”
伤痕已经从她的脸上和手上消失了。一种可怕的预感笼罩着我，如此强烈冷酷让我不寒而栗。
“我们想留她做进一步检查，基登先生。”医生说，“你应该能想像到，我们以前从没见过像这样的事。”
“修恩，我好了，我想回家。”
“只是要确认一下，基登先生。”
我给坦带了一袋衣服什么的日用品，接待处让我去加护病房。我跑上六楼的病房，心里像要着了火似的害怕得要命。
【① 塞姆汀塑胶炸药：一种炸药的商标名称。】坦在一个满是白色仪器的密封房间。她看见了我，从床上跳下来跑到窗户边，把手贴在窗户上。
“修恩！”她的声音从一个扬声器传出来，“他们不让我出来！”
另一个医生把我带到隔壁的一个房间。里面有两个警察和一个穿制服的男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基登先生。柏小姐，她是肯尼亚难民？”
“你他妈明知故问。”
“放松些，基登先生。我们已经为柏小姐做了些检查，我们在她的血液里发现了富勒烯毫微处理机。”
“毫微什么？”
“就是通常所说的恰卡的孢子。”
坦，德斯特女郎，朝滑翔机射击、射击、射击；枪在她手中开出了花；贫民窟在她身后融化；她脱光所有的衣服；她叫喊着把手臂穿过盾墙，我植过芯片，我植过芯片！士兵剃光她的头，用水管冲她。她曾经把那些东西塞在身体里偷运过，把它们卖给美国人。
“噢，我的上帝。”
小房间有扇窗，透过它，我看见坦坐在一把床边的塑料椅子上，垂着头，手放在大腿上。
“基登先生。”穿制服的男人亮出一个塑料证件夹，“我是罗伯特·麦克戈雷隆，移民安置署的。你的，哦……”他朝窗户点点头。
“伴侣。”
“你的伴侣。基登先生，我必须告诉你，我们不能保证柏小姐继续留在这不会造成公共健康危害。她的难民身份是由许多条件决定的，其中之一是……”
“你他妈的要驱逐她……”
两个警察动了一下。我意识到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坦，而是为了对付我。
“这是公共卫生事件，基登先生。一开始她就不应该被允许进入我国。我们不知道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你应该想想该做什么，已经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