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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主编叶圣陶对《梦珂》极为欣赏,小说发表在当年12月10日的《小说月报》18卷12号上。
同年冬天,丁玲完成了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背叛封建礼教,怀着对个性解放的憧憬,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大胆走出家门。但是,在大革命失败的阴霾下,她的理想只能走向幻灭。
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一文中说道:〃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来在汉园公寓,仍然又一同住到那个公寓的楼上……。那个时候,《梦珂》初稿已常常有一页两页摆在一小写字桌上,间或为熟人看到了,问这是谁的文章,打量拿到手看看时,照例这女作家一句话不说,脸儿红红的,轻轻地喊着'唉、唉,这可不行'!就把那几张草稿抢去,藏到她自己那个装点信件一类的抽屉里面去了。若是好奇一点,无意地问着'这莫非是想作第二个冰心的人写的'?那一面一定将说'没有的事,文章自然是你们男子做得事,女人哪里有份'?〃
可这丁玲,难道真是甘于把这已有女子做出名堂来的事,全权交由男子兴风作浪?
《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给沉寂已久的女性文坛,投入了一颗重磅炮弹。评论家认为,丁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继冰心、庐隐等人之后最为出色的女性作家。丁玲一举成名。
尽管丁玲自始至终一生都不承认,她就是莎菲,但在莎菲的身上,人们还是可以看到青年时代丁玲的些许影子。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县黑胡子冲人,1904年10月生于湖南常德县外婆家。据说,丁玲之祖是临澧显赫的地主大家族,自清代中叶起,每代都有人在朝廷或地方为官,拥有良田万顷,豪宅数千幢,是名噪两个多世纪的全国四大家族之一。
父亲蒋保黔,清末秀才,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乡里行医散药。母亲余曼贞在丈夫去世后,改名蒋胜眉。这位出生在封建世家,受过新文化熏陶的女性,具有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曾创办平民女子工读教育会。丁玲四岁时,父亲早逝,家道因此败落。次年,丁玲随母亲移居常德舅父家。丁玲十八岁之前,都是跟随母亲生活,并接受新式文化教育。
丁玲十八岁那年,决定与三舅父的大表哥解除由外婆〃太守夫人〃指定的婚约,三舅父百般阻挠,丁玲一气之下写信给报社,揭露三舅父霸道的〃豪绅〃作风,舅父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解除儿子与外甥女的婚约。
三
丁玲是在1924年到北京时,经胡也频介绍才认识沈从文的。沈从文的第一篇作品就发表在胡也频办的《民众文艺周刊》上,此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沈从文1923年初到北京时年纪与丁玲差不多大,又都是湖南老乡,只是沈从文所受的教育与丁玲截然不同,他很小年纪便在湘西土著军营里混饭吃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马日事变〃后,丁玲急切地希望离开北京,回到南方去,她恨北京,恨这一潭绝望的死水。
1928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三人相继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胡也频、丁玲正式结为夫妇,并成为左翼文艺人士之后,作为自由作家的沈从文,仍然与他们保有深切的感情。
1931年1月17日,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胡也频在上海被捕。接到胡也频从监狱中带出来的便条后,正在武汉大学任教到上海度寒假的沈从文,便与丁玲、李达等一起开始了多方营救。沈从文先是拿着胡适的亲笔信,去南京找到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因蔡元培无能为力,沈从文无功而返。
回到上海后,胡也频第二次从关押处带出信来,说他已被引渡到了公安局,不久将会被移送到龙华警备司令部,而事实果真如此。经过多次努力,丁玲和沈从文最终赶到南京,在左恭的帮助下,由沈从文先去见国民党中宣部长陈立夫,陈立夫提出来,如果胡也频保释后,能够同意住在南京,他可以想想办法。沈从文把这一结果告诉丁玲,丁玲坚决地说:〃这办不到,也频不会同意这样做!〃于是,他们没有再去见陈立夫,于当天晚上搭火车离开南京。也就是在这天晚上,胡也频与〃左联五烈士〃及其他同时被捕的二十多人,被敌人在上海龙华杀害了。胡也频临刑前穿的那件海虎绒袍子,是沈从文借给他穿的。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一人带着孩子,处境很危险,丁玲决定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由母亲抚养,在沈从文的护送下,孩子被顺利送回湖南常德。而沈从文耽误了回武汉大学开学上课的日期,就此丢掉了饭碗。后来,丁玲在上海被捕,在青岛大学任职的沈从文,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抗议和营救活动。
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同怒放,独自芬芳,各领风骚。
胡也频的牺牲,使丁玲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她急剧左转投靠革命,在鲁迅、瞿秋白的影响下,迅速成长起来。这一时期她的主要代表作有《韦护》、《水》等。
1932年3月,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押解至南京,在那里度过了三年多的幽囚岁月。
1936年9月,丁玲出狱后逃离南京,终于在同年11月到达陕北,重新树起一块新的路标牌。
四
1949年6月8日下午,丁玲奉命从沈阳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住进东总布胡同22号。
丁玲对北京并不陌生:二十年代她与胡也频在这里饱偿过拮据的郁闷和蛰居的痛苦。三十年代,她从国民党的牢笼中逃出,又秘密来过这里寻找党组织。
这次来京,她不是两手空空、东顾西盼地跨进新中国的门槛,丁玲是扛 着…《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彭德怀速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来的。这些小说的重量只有〃喝着鲁迅、瞿秋白的奶〃成长起来的丁玲能负荷。
自1932年入党至1936年到达延安,丁玲在生死的两极作往返弹跳。为共和国诞生整整奋斗了十三年后,她像一个刚被一刀切开的柠檬,喷出自负、霸道的香气。
东总布胡同22号最靠北的一栋小楼上,一共住着三户人家,朝东最大的一套住着沙可夫,陈企霞住西北面,丁玲一家住在西南面的一套房子里。这座房子别致、气派,地面上铺着花砖,楼梯上还铺了地毯,卫生间里常年有热水供应。
丁玲对优越的生活环境并不留恋,全国文代会开过后,她想立即回东北,下到工厂写工人。在此之前,毛泽东问丁玲想不想做官,丁玲明确告诉主席,她的理想是创作。但就在会议期间,曾经在上海左联、陕北共过事的周扬找到她,诚恳挽留丁玲留下来一起工作。经过周扬反复做工作,以及胡乔木的劝说,丁玲决定留在北京,尽管到这时,她仍然不喜欢做行政工作,脑子里还想着她的创作。
1951年春天,丁玲一家从东总布胡同搬至多福巷16号。
这是一处古香古色的四合院,在这座文联宿舍的小院里,曾先后住过马烽、康濯、邢野、陈淼等。丁玲的书房在北屋靠西的一间房子里,另两间是她的会客厅。西厢房是丁玲和丈夫陈明的卧室,其他房子住着她的孩子和服务人员。
丁玲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受到了国家的格外器重。
1949年7月,丁玲当选全国文联常委,中国文联第一副主席。
1950年后,任全国文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1951年春,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
1953年,当选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会第二副主席。她还兼任过《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
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政治、文化舞台上,丁玲艳丽得像一抹鹤顶红。
就在丁玲在中国的文化事业上开放的花期将近饱和之时,满眼万山红遍的她怎么也看不到,一张黑网已经埋伏在她的头顶,自己命运里的好牌将被抽光用尽。
1955年12月15日,在继文艺界打倒胡风后,中央批发中国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报告。
让丁玲想不到的是,给她这个小女子扣上大帽子的是她的战友加老乡…周扬。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和〃胡风反革命案〃外,丁玲是最早受到冲击的人。作为女性来讲,她恐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被打倒的人。
丁玲在1955年蒙冤后,不断的向党申诉,她的《辨正书》印发后,许多文艺界的人认为〃丁玲反党集团〃不能成立。中宣部在这时成立了以张际春为组长的调查小组,重新调查丁玲的问题。
这时,周恩来说话了,他对张际春讲:〃丁玲和周扬之间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周扬参加丁玲的谈话,可能引起感情上的对立,效果不好。因此同丁玲谈话时,都不必通知周扬。但每次谈话的情况向周扬通报。〃
1957年6月6日,作协党组重新研究处理丁玲、陈企霞问题,周扬向丁玲表示歉意。
就在丁玲渴望〃摘帽〃的时间里,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1957年12月,丁玲被错误定性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丁玲这次蒙冤,也是在周扬的组织下实施的。于是,丁玲与周扬从此据位冰火两极。
五
1955年秋末,遭受政治打击的丁玲,从准备回山西老家工作的马烽那儿,自己掏三千元钱购得北京后海南岸大翔凤胡同3号一所独门小院。现在,院子还在,不过已成了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办公场所,长年大门紧锁。
这所房子有北房六间,东房两间。丁玲在东北劳动改造前,把多福巷家中剩余的物品全部转移过来,并请堂侄照看。
丁玲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后,她的爱人陈明受株连也被打成右派,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