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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觉得诱和有了希望，为进一步摸清革命党人的底细，于１１月１１日派刘承恩、蔡廷斡为代表到武昌，直接与黎元洪谈判。在全国革命高涨形势下，黎坚持建立共和国的立场，并希望刘、蔡二人劝袁掉转枪头，推倒清朝。刘、蔡枉然而返。
袁世凯仍不死心，北上组阁后，再次派刘承恩和张春霆到汉口，于１１月２０日与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和曾广为会谈。谈判地点在俄国领事馆，俄国领事敖康夫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充当谈判的“中间人”。刘承恩说：“宫保（袁）之意以为鄂军此举系改良政治起见，现今政府所有皇族执政之员均已更换，将来政治改良进步必易，定可为君主立宪之国。至于前次所云必须另建民主一节，终非完美办法。已闻某国已准备十万精兵，借口保护东亚邻邦，并有向某亲王云及包为平治地方并保皇室平安等语。倘故为激烈之要求，恐惹起惨烈之干涉或许保护之事，则中国前途大有可危。是以命我前来向诸公恺切劝谕，不必为过激之举，早日和平了结为是。”孙当即反驳说：“清政府已失全国之信任，袁宫保向来明达，如此大事已定之时，必欲推戴满清为君主，不独鄂省一方面不表同情，恐各省国民及热心志士亦将不能俯就。好在我等虽不认满清为君主，必仍保其安富尊荣。至于外人干涉等语，此系恐吓小孩子之话，况国际公法载有明文，岂堂堂袁项城素称大人物而不明此理！”⑤
双方从下午６点辩论到晚上１１点，毫无结果，会谈只好暂告结束。刘承恩立刻将谈判经过禀报袁世凯。
“不学多术”的袁世凯，一手牵着多条议和的线。在刘承恩以君主立宪为条件同黎元洪谈判的时候，他利用杨度等人向革命党人展开更为狡猾的政治攻势。当时，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民主共和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阶级力量对比对革命愈来愈有利。然而，就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人却害怕起群众来，不敢率领群众无情地扫荡封建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反而被袁世凯散布的和平烟幕遮住了眼晴。错误地把他视为可以争取的第三种势力，甘愿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以换取革命早日“胜利”。这一切自然使这个一贯抱实用主义的野心家大为动心，认为有机可乘。他立即改变策略，迎合革命党人的幼稚想法，攫取共和国总统。由于当时他所处的地位，还不便公开打出旗号，“心然之，特口不能言耳”。只好“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己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⑥
由梁士诒和杨度介绍，袁世凯到北京不久，即接见了新从刑部狱中释放出来的同盟会员汪精卫，对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以后又指令袁克定和汪结拜为兄弟，借以笼络汪为自己效力。据当时呈报袁世凯的一份说帖记载，袁克定曾向汪提出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举伊父为临时总统”，“南北统一”，伊父对蒙藏用“皇帝名义”，并要求汪质商于南方革命党人。
接着，秉承袁世凯的意旨，杨度串通江精卫于１１月１５口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上书资政院，要求“具奏请旨，声明实行停战”。“并请旨召集临时国民议会，议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期和平了结”。⑦在此以前，唐绍仪也“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⑧由此可见“国民会议”是袁党一系的主张，而所谓“国民会议”，就是企图制造一个机构，推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使袁既能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又不致蒙篡权的恶名。正如唐绍仪在稍后南下议和时所说：“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⑨
１１月下旬，资政院三次集会，讨论杨度的陈情书。除范源濂、刘泽熙等少数人赞成杨度的主张外，多数人则不同意讨论这一重大问题，有的人认为应先请袁世凯到院说明“到底主剿主抚”。双方辩论十分激烈，“秩序大乱”，“几致用武”，“于是议员纷纷散去”。⑩其后，资政院因不足法定开会人数，再未集会。同时，“国民会议”的主张也遭到南方革命党人的谴责。汪精卫致电上海和武昌军政府，请求承认其主张。武昌无回电。上海《民立报》发表社论直斥为“无聊之共济会”，说当今革命将告成功之际，“中国为君主为民主，尚欲开会解决耶？”并严正声明：“共济会之说，非吾全国共和党人之同意也。”＇1＇袁世凯的计谋不能得逞，“共济会”只得宣布解散。
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和平”攻势，接连遭到挫折，便认为必须在军事上给武昌以打击，挫伤革命军领导人的锐气，诱和政策方能收效。于是，他一面攀请朱尔典出面促成媾和谈判，一面则密令冯国璋攻击汉阳。１１月２１、２２日，北洋军第十一协和第八协由蔡甸、驼罗口两处渡过汉水，经过六天激战，于２７日攻陷汉阳。次日，袁世凯电令冯国璋停止攻击，仅隔江炮击武昌，进行精神战。同时，朱尔典立即指示汉口英国领事戈飞出面调停，把严酷的现实和空幻的和解建议同时摔在革命党人面前。软弱的革命党人终于同意实现武汉的局部停战。
袁世凯在汉阳的胜利，并不能挽救反革命阵营的瓦解之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仍然飞速发展。从１１月初，南方各省接连发动起义，并且全部获得胜利。１１月３日上海起义成功，杭州、苏州相继光复，随即组成沪苏浙联军和起义的新军第九镇一起，向南京进攻。１３日，海军舰队十三艘于九江起义，加入革命。同时，福建、安徽、广东、广西、贵州和四川先后宣布独立，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据守南京的张勋也在１２月２日溃败，向北逃窜。津浦铁路宿县以南全被革命军占领。当时的形势正如孙中山所说：“民国已有十五省，而山东、河南民党亦蜂起，直隶则军队且内应，稍迟数月，当可全国一律光复，断无疑义也。”＇2＇由此可见，袁世凯虽然能在北洋军集中的武汉地区采取攻势，但从全国形势看，他却陷于被包围的地位，处于守势。当时袁克定致冯国璋函中曾供认，北洋军“四面受敌”。＇3＇而且，北洋军进攻汉阳时，损伤惨重。第十一协“官兵伤亡五百零七员”。＇4＇第八协“前线目兵仅余一千零九十三名”。袁世凯派出的前政侦探委员向他报告说：“驼罗口一战第八协已伤亡百多名，其他协标亦有伤亡，是每战一次即损伤，兵士有减无增，尤为可虑。”＇5＇所以，袁世凯于攻下汉阳之后，不敢作进一步的军事冒险，转而急于施展“和平”手腕。
当时，直接指挥北洋军的冯国璋，倾向于继续和革命军作战，而段祺瑞则主张和谈。袁世凯利用二人表示不同主张，以淆惑视听，使清廷和革命党人都不疑其操纵。他在冯国璋攻陷汉阳的第二天，派段祺瑞南下署理湖广总督。１２月９日，又调冯国璋入京，任禁卫军总统，而让段祺瑞接统第—军和前敌各军。段祺瑞深知袁世凯换将的意图，到汉口后，立即停止炮轰武昌，“一反国璋所为，与鄂军府时通款曲，信使往返不绝于道”，＇6＇多次向革命军表示，只要能举袁世凯为总统，“则共和可望”。１２月中旬，他一边派第二军总参议官靳云鹏北上，向北洋军各将领游说，使他们明了袁世凯的旨意；一边则密派廖宇春（保定陆军小学堂总办）为北方军队代表潜往上海，与黄兴所派代表顾忠琛（江浙联军参谋长）秘密谈判，２０日达成协议五条：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与此同时，杨度和汪精卫于解散共济会后，也暗中加紧活动。他们与上海同盟会领导人函电往返，极为频繁。１２月９日，黄兴电复汪精卫转告杨度：“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7＇杨度将此电转呈袁世凯。袁说：“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8＇袁世凯的口头谦让，不过是他的欺世之词。
除以上秘密活动外，公开的全面的和谈也开始进行。１２月７日，袁世凯奏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唐绍仪于１１日抵汉口，次日会晤黎元洪，双方商定在上海举行谈判。１７日，唐绍仪到上海。次日，即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进行会谈。不久，汪精卫、杨度也南下，暗中协助唐绍仪。表面上，唐绍仪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实际上他携带着“国民会议”的方案而来，其秘密使命是要取得革命党人推袁世凯为总统的确实保证。所以他下车伊始，“口风已露出：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9＇在２０日举行的第二次议和会议上。他又说：成立共和国，“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10＇这些话完全道出了袁世凯议和的真实目的。
当时，在国内的君主立宪派大都投机革命，并取得各省政府要职，如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浙江汤寿潜，四川蒲殿俊，江苏张謇，等等。他们之间仍保持一定的联系，政治上几乎都拥护袁世凯，隐然成为同盟会革命党人以外的一大政治势力，而张謇则是这一派别的代言人。袁世凯多次致电张謇，表示自已诚心诚意“和平了结”。唐绍仪南下时，他又面嘱唐转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11＇因此，在伍廷芳和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