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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镇所管辖的三十个大队，挨个走了―遍。他还常带―伙人走到庄稼地里去，在手中抓了―顶草帽，做出一副深谙农业的样子来。那次开笔会，晚上熄了灯，我们躺在床上聊天时，我说到了他从前那副神气，他“扑哧”笑了，把手中的烟灰颤得放烟花―样乱飞，“狗屁！人活着就是装孙子！”
这―天，天气十分晴朗，阳光灿烂如金。汤文甫望望这样大好的天空，嗅一嗅叫人心醉的空气，心情极好，独自一人走出大院，沿了街往前走，耳边听着商贩的叫卖声，似答非答地向与他打招呼的人点头，春风得意地粗粗浏览着他的油麻地小镇的镇容。当他踏上桥头石阶，欲拾级而上走过桥去浏览小镇的另一半时，突然觉得后脑勺被人用手掌狠狠重击了一下，他顿感一阵晕眩，摇晃了几下，跪在了石阶上，眼镜从鼻梁上滑脱，也跌落在石阶上。他还未能恢复脑子的清醒时，耳边响起隆隆如雷的声音：“谁再敢动杜长明一根毫毛，老子让他脑袋立即搬家！”这声音使他毛骨悚然。他用哆哆嗦嗦的手在地上摸了半天，才摸到了眼镜。那眼镜的腿已摔断―条。他用一只手扶着眼镜站起来，问桥头卖鱼的老头：“刚才是谁打了我后脑勺？”
“霍长仁。”老头说。
汤文甫立在台阶上，那一头的烫发蓬乱地耷拉着，像只被毁了的鸦巢。他用手扶着眼镜，嘴张着不合，但眼睛却直眨，像个得了健忘症的人在那儿企图回忆一件事，但就是回忆不起来，脑子像块大白板。
外地来的两个人到镇上供销社买了一口拉屎的大缸，“吭哧吭哧”地抬过来，见汤文甫当中站着，骂道：“好狗不挡道！”
汤文甫没听见。这两个抬大缸的人就抬着大缸直走过来，汤文甫被大缸撞到一边，差一点没滚到河里。他等那两人抬着大缸走过去之后，一路用手扶着眼镜，回到了大院里。然后就坐在办公室里的藤椅上，用胶布缠镜腿。
第二天，汤文甫请汤庄的几个亲戚弄来―只船，把女人、孩子以及一切属于他的东西，全都搬出大院，搬回到了他的那间丈把长的茅屋，并且推说，他突然感到自己没有能力来维持油麻地镇的工作，人也回到了汤庄，并且回到了从前上厕所、在床上与女人睡觉时将一张报从报头看到报屁股的生活状态里。
后来，我问他：“你当年天不陷地不怕，怎么独独就怕个霍长仁呢？”
汤文甫说：“提到他的名字，我就想起他一夜砍掉十―颗人头时的样子，心里没法不怕。”
汤文甫急流勇退之后，有几个人你死我活地要抢占他的位置，其中―个终于占了，但还没出―个月，风云突变，从文风来开始―线倒下来，就像暴风雨之后倒一堵土墙，哗啦啦倒下成千上万的人来。而不久前也如一堵土墙倒下去的成千上万的人，又都刷刷地矗立起来，人模狗样，意气风发。杜长明只―个晚上，就又恢复为“人种”了。
我、马水清、八蛋等都被抓了起来，关在一间大屋里。而汤文甫却在抓他的人赶到时从厕所里溜掉了（事后他告诉我，他正蹲在粪缸边拉屎，屁股都没来得及擦，就一头钻进了厕所后面的庄稼地里）。大屋子后面就是杜长明一家过去住过后来汤文甫一家又住过的那套大房子。杜长明一家又搬回来了。站在窗下，我们可以常常看见杜高阳的出入。这小子戴了顶崭新的绿军帽，又把双手叉在腰杆上了。八蛋抓着窗上的铁条大声喊：“杜高阳，你这个狗日的，你说给我一顶帽的，也没有给我！”
杜高阳转过身，朝八蛋―指，“你还不放老实点！”
晚上，屋里无灯，八蛋对我说：“狗日的杜高阳，他说好在我打了你之后给我―顶军帽的。”
我在黑暗里笑了。
我们被关着，特别有在渣滓洞集中营的悲壮感。他们让我交出全部的《激流》来，我马上就想到了《挺进报》。马水清一点也不否认他在杜长明屁股上戳了一刀，但绝不认为这―刀不应该戳。八蛋也是―条好汉，绝不揭发汤文甫，绝不认为用皮带威胁奚萌是“流氓行为”，他说：“他杜长明是什么行为？！”八蛋很讲交情，他的哥哥们给他送吃的来，他总分给我和马水清一份。
杜长明不久就调到县里去了，并且做了二把手，分管公检法，红极一时。临走之前，把接替他的原粮管所所长梁宏叫到跟前，当着许多人的面，用了极宽厚极慈祥的语气说：“我都说了几次了，不要再关那几个孩子了。孩子嘛！放了，立即放了！”
梁宏问：“那个林冰，原来的高中录取名单上就没有他，是汤文甫后来添上去的，怎么办？”杜长明说：“我看那孩子挺聪明。
就让他继续读书吧！我们不要一上台，就把过去的一切都否定掉。“
―个月以后，杜长明把全家接到了城里。又过了―个月，杜长明重返油麻地镇，乘坐的是―辆刚配给他的北京吉普。梁宏组织油麻地中学的学生和油麻地镇的镇民，在不久前新筑出的公路两旁夹道欢迎。跟着他下车的是杜高阳。他已成了―个城里的学生了，似乎比过去文气了―些。他们只在油麻地镇作了很短暂的停留，最后车在陶卉家门口停了―停，就又返回城里。这次风光的回归，留在了油麻地镇每―个人的记忆里。从此，杜长明就再也没有回过油麻地镇。
第五节
杜长明离开油麻地镇时，只留下一句话：必须抓到汤文甫。
汤文甫开始了漫长的逃亡。
汤庄被派了―个十五人的工作组，大会小会开了数十次，男的女的，大的小的，皆被―一教育到了，汤庄已不可能有―个人家可以收留窝藏汤文甫。他成了一个孤魂，一只昼伏夜出的狐狸。捉拿汤文甫的告示，贴遍了方圆一百八十里的地方。有人说，汤文甫逃到云南贵州一带去了。也有人说，汤文甫还在汤庄的某―个人家。还有人说，他往东北深山老林逃了，人已到了苏联。这期间，出现过两回紧张的捉拿。一回，是从相邻的公社传过来的声音引起来的：“抓汤文甫呀！”这叫声一路传过来，就引出无数的叫声：“抓汤文甫呀！”另一回，是油麻地镇上的两个孩子开玩笑引起的。一个小孩挨了另一个小孩的打，就去追他，眼见着追不上了，就跑着大叫：“抓汤文甫！抓汤文甫！”
油麻地立即喊声如潮。
社会似乎稍微安定了―些。油麻地中学又开始上课了。镇上到处贴的大字报，几经风雨，已破破烂烂，如同脓疮将愈前欲掉未掉的结痂。天空依旧，田野如常，吃喝拉撒睡还是吃喝拉撒睡，只是多了些腐败，多了些仇恨，多了些虚伪与奸猾。淳朴的乡村从此再也不能淳朴了。好端端的民众，眼见着都在往“刁民”的路上迈进。我们经了风雨，现在又睁了眼看着这个经了风雨的世界，把浪漫与天真、稚拙与纯情，一寸―寸地遗留在了往日的时光里。
马水清和我还是经常去吃猪头肉，但似乎不再是从前的趣味了。那时，我们几个只是纯粹地吃猪头肉，而现在，心思一边在吃上，一边还在与吃无关的其他许多方面。
时间―长，我们将汤文甫也渐渐淡忘了。
暮春，天气暖烘烘的，整个世界成了一只大面盆，在发酵、膨胀，散发着甜丝丝的酸味。地里的庄稼呼啦呼啦地长着，河里的水似乎浓稠起来，甚至连空气都变得厚重了。人的肉体也在生发，原先在冬季里觉得空荡轻飘的衣服，现在变得紧束和沉重了。但我们必须穿着。那时，我们实际上只有两个季节的衣服：冬季的与夏季的。春季与秋季是没有衣服的。因此，。春季里只好将冬季的衣服汗津津地坚持着穿到夏季，而秋季里只好“咝咝哈哈”地将夏季的衣BR坚持着穿到冬季。如今，你暮春时穿了一件洁白的衬衫，将领口随意地开着，再披一件夹克，很潇洒很舒适地旅游去，你在车站与船码头，会看见成百成千的黧黑的面孔，他们皆穿着黑如浓云的棉衣，黑脖子上似乎有数不清的衣领，却就是不肯脱去―件，你会说：中国的乡下人特别耐捂。殊不知，这耐捂的本领，实际上是贫穷酿下的一种感觉的麻木。后来，我有了钱，我才有了季节。春夏秋冬，冷热寒凉，我穿的、盖的，才都有了层次，才觉到了肉体的舒畅。而当我的心情随了这层次的变化而变得愉悦时，总是想起那个粗糙而迟钝的从前，再走到车站与码头，再见到那些仍在我从前状况里的人们，就把一种同情涌上心来。
这时节，我们宿舍里的空气实在难闻，尤其是谢百三那一方散发出的气味。他的汗真是活活地毁了他，也毁了别人。最近，他又添了一双尼龙袜子。这汗在胶鞋里沤着尼龙袜子，制造出一种置人于死地的气味。
马水清说：“狗日的谢百三，汗比尿还糟糕！”
这天夜里，我躺在厚厚的被子里，直觉得浑身湿乎乎的，心里很烦躁，可将被子一踢开，又觉得凉得不行。盖盖，踢踢，踢踢，盖盖，很难入睡。大河那边的田野上，又有一只野鸡在叫，闹得人心烦不已。我心里发急，索性起来，到室外去了。外面的空气很新鲜，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往宿舍后面的大河边走去。
一只野兔在月光下跳跃着。我弯腰捡了―块泥块，突然地朝它砸去。它受了惊吓，就朝灌木丛跑去。我无心捉它，也知道根本捉不住它，但却有追它一下吓它一下的欲望，就跟着撵过去。它跑进灌木丛里。于是灌木丛里就响起“哗啦哗啦”的声响。我立即觉得这声音有点不对头：一只野兔是不能碰发出这样大的声响的。我大声问：“是谁？！”
灌木丛顿时安静下来。
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又问：“是谁？再不回答，我可要砸了！”
灌木丛里又“哗啦哗啦”地响起来，先出来―个人头，紧接着出来整一个人。
“你是谁？”
那人轻声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