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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力。
陈民政是一个在农村工作了几十年的基层干部，如果把他也算作一个“官”的话，那他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末等官”了。作为一个天天和农民打交道的驻村干部，他最了解农民的疾苦，真心实意地希望农民兄弟过上好的日子。另一方面，作为上级指示的具体执行者，他又必须推行上级的一切主张。“末等官”的地位使他没有自主的权力，只有贯彻和执行的使命。对上面的错误决策、工作上的失误乃至官僚主义的瞎指挥，从道理上讲，他没有承担的责任。但是计划失败，事情没办好，他又不能不对农民心怀歉疚。他的处境使他直接面对农民，对农民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格外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可以说，他一辈子都是在这种两难、无奈的处境中度过的，他的人生轨迹就像是绕着一个怪圈兜圈子：他愈是同情农民，就愈是希望把工作做好；可是他愈是卖力，事情反而弄得愈加糟糕。作品以一个反讽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在行动者、行为和苦难的后果这三者的循环关系中揭示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质。这三者的关系正是表现为：
一个人物只有因为自己的所做所为而受苦时，才是悲剧人物；一个行
为只有把痛苦加在这个行动者身上，才是悲剧行为；一种苦难只有来自这
位受难者本人的行为时才是悲剧苦难。
——引自周发祥著《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第49页
因此我们看到，陈民政这个形象既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农村现实中复杂而深刻的矛盾，表现出很强的时代感和历史感，同时又写出了一种深沉的人生况味，尤其难得的是写出一种命运感。在《余忠老汉的儿女们》中，众多的人物共同构筑了作品的命运主题，而陈民政却是将这一场命运悲剧演绎得最为精采的角色。
所谓命运感，是指一种阅读心理体验，它不是认同于宿命的力量，不是在命运面前的无可奈何，而是在荒诞无情的命运中引发出对于生命悲剧的自觉意识和思考，在对命运的感悟中获得精神的净化。
平常我们所谓的“人物命运”，其实只是“人物经历”的一种习惯说法，要写出人生的命运感，通过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写出命运悲剧的那一份独特的意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陈民政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与作者切身的生活体验和长时间在艺术上的积累密切相关。
贺享雍一直生活在农村，并且担任过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对陈民政这类人的处境非常熟悉，对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同身受、息息相通。在贺享雍的自传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妨抄在这里：
1989年5月，在组织的关怀下，我由端泥饭碗的乡文化干事，提拔为家
乡的乡党委副书记，这是我当“官”生涯的开始。我和我的同事们一面对
老百姓干些催粮催款，刮宫引产，无可奈何又不得不干的活儿，一面又给
父老乡亲干些实事，在乡亲们的怨恨中不断增厚对那片土地的血肉联系。
没有亲身经历，讲不出这样的话，同样，没有深切的体验，也写不出陈民政这样的人物。
其次，如前所述，在《余忠老汉的儿女们》动笔以前，贺享雍在其短篇小说创作中，已经写出一系列的“末等官”，陈民政这个人物可以说是上述形象的综合，是艺术上不断积聚的结晶。贺享雍在刻画这个人物时，看似写得毫不用力，着墨很少，并不刻意而为，其实是厚积薄发、长期孕育的结果，这一点，是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的。
3。余家老大文忠
余忠老汉的大儿子文忠是一个老实而又软弱的人。与精明强悍的三弟文义相比，他显得又愚笨、又胆小；与性格相似的二弟文富相比，他又多了几分自以为是，少了几分自知之明。他总是不幸运，处处触霉头，真是“尴尬人难免尴尬事”，脱不了丢脸、受辱的份儿。这些都与他两面矛盾的性格有关，既自尊、又自卑，既胆小怕事，又死要面子。因为自卑，他在当官的面前不自觉地就会产生敬畏，甚至巴结的心理；因为自尊，以致他时时处处想显示男子汉的气魄，让人瞧得起自己。
作品中多次写到文忠的这种“两面派”的做法，兹举一例，以见其一斑。
乡里施行“一青二白”工程（“青”指种麻，“白”是养蚕），规定农民必须限时拔掉地里的豆苗，以便栽桑种麻。文忠虽然心疼庄稼，但在刘乡长当众逼迫下，只得忍气吞声，动手拔苗。然而，等到刘乡长刚刚走过地头，他就开始气愤地骂起来：“拔！我给你拔个球！龟儿子些，吃人饭；屙狗屎，尽干些不是人干的事！”这是文忠惯常的要面子，谁知却让刘乡长听到了，于是被强行带到乡政府，除了做出检讨不说，还录音播放，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打击。要不是父亲开导，他简直活不下去了。
作为一个深受环境挤压的小人物，比起文义，他的性格中却有着更多的人性真实，表现出道德上的尊严。作品在表面喜剧式的嘲讽中，其实带着契河夫的苦涩和鲁迅的凝重，并且在全书命运主题的意蕴中，添上了一层性格悲剧的成份，使得小说的“命运交响”更显丰富。
4。余家老三余文义
在所有的人物中，唯一只有他能够摆脱命运的网络，而不受其羁扼制约。他慧根深植，心如明镜，一上来看清了局势。他遇事敢做敢为，有胆有识，无往而不利。是他帮助二哥文富重新寻回失落的爱情；也是他巧妙周旋，将小妹文英从绝望的情欲渊薮中救出；他可以打赢完全打不赢的官司，为乡里乡亲讨回公道；也能在险恶的南方之旅的壮游中凯旋，不仅学道有成，收获了创办乡镇企业的资金，而且带回了一个贤慧美丽的姑娘。这就是余文义的故事，一篇现代乡土的英雄罗曼司。
但是，作为浪漫传奇的英雄主角，文义的形象定位却与小说通篇的写实笔法不相融洽，不仅显出风格上的混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命运主题的悲剧性质。
如果我们把余文义看作一个当代农村的“新人”形象，那么，其实他也是一个梁生宝式的现代性英雄的后继者。四十年的时间差和某些社会条件的不同并不足以隔断二者之间的联系，因为他们的共通性是建立在传统和现代矛盾这一更大的尺度上的。
本来，本文的故事应该更多地在村社家庭的内部展开，在“父与子”的冲突中演绎和发展，但是由于小说淡化和减弱了“父亲”与“儿子”在诸如生活方式、道德以及情感等方面的矛盾，因此造成了人物性格的理想化和主人公形象的移位。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50年中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通病。
饶有兴味的是，小说的结尾到底是以文义的“创业”起始来作为全书的收束，与其说这是作者有意为之，不如说是小说程式化力量的不自觉表现。可以说，凡是涉及“父与子”、传统与现代性的主题，这种程式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好比是在游戏中，你既可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规则却必须遵守。这种规则正是由如像《创业史》这样的当代经典所开创，由包括《余忠老汉的儿女们》这样的作品所参与的程式所决定的。
当年，梁三老汉曾对儿子生宝说：
你好好平世事去！你爷说：世事拿铁铲也铲不平。我信你爷的话，听
命运一辈子。我把这话传给你，你不信我的话，你干。巴！爹给你看家，
扫院、喂猪……
如今，余忠老汉也对儿子文义说：
说你是一条虫呢，可你东闯闯，西闯闯，总能闯出点道道来！说你是
一条龙呢，却又不像我脱的壳。我一辈子老实，只知死哨泥巴！……爹年
纪大了，也说不上大道理，你折腾去吧，爹不拦你！
在生活的路口上，父亲终归要为儿子送行，并且在临行前说出那不断重复的告别词，由此完成象征着两代交接的仪式，宣告老主人公的退场，迎接一位新主人公的就位，在又一轮循环中表现出人生在世的重大转折。作为“父亲”与“儿子”共同参与的这一仪式，确乎已经在小说叙事中程式化了。
三、长篇小说表现手法的得失
《余忠老汉的儿女们》的基本情节是叙述余忠老汉一家所不断遭受的灾难和打击，由于这些灾难的降临无不具有其突兀和意外的性质，因而就以一个又一个的悬念不断激起读者对主人公命运的紧张关注。同时，小说大量采用场景表现的艺术手法，把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由此造成鲜明、生动的直观印象和直接的感染力，使作品具有了较强的可读性。
如果只是以情节去吸引读者的注意，人物就成为推动情节的工具。正是由于在写作中作者较好地把握住了情节与人物的关系，所以尽管作品事件繁多，情节芜杂，但是真正的菁华还在于它所塑造的人物，而不仅仅是对那些事实的叙述。这主要是在于，在同一事件中，在同一场景里，作者注意写出了人物不同的反应，不同的性格特点，使人物能够居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这里，我们以陈民政之死来具体分析一个情节、场景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看看作者是如何处理这种关系，怎样达到其理想的效果的。
前文述及，陈民政这个人物并非小说中的主角，所花笔墨不多，所占篇幅亦少，且用笔松散、零碎，为什么却收到了一以当十的效果？
简单说来就是：戏剧化。无论情节、场景还是人物的内在情感都被充分地戏剧化了，并使三者达到了统一。
当主人公的生活愿望和要求受到了不依赖他们的外部力量所造成的失败和毁灭的威胁时，这样的境遇就引发了戏剧性，这是一个层面。同时这种境遇在人物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感受：强烈的紧张、痛苦和绝情，这就是更深一层的戏剧性。陈民政（以及余忠、余文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