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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家几个儿子中，唯一上过高中的余文义，在性格上逐渐表现出跟父亲和两个哥哥不同的特点，这是时代生活在飞跃中前进的折射，同余忠老汉的性格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差。这个有点文化、爱动脑子的青年确实有许多不同于他的父辈的地方。诚然，在开始时，他对毛开国想在他们家刚开挖的渔塘中占个“干股”的反抗，多少还有点冲动之中的突发性质。越到后来，他的行为便越来越显出了是思考的结果。对农业生产的失望使他外出务工，但外出务工的经历，又迫使他重新寻求自己的出路。最终他回到家乡，立意发挥本身的优势，创办小乡镇企业。事情成功与否，是否一帆风顺，并不要紧，关键的是经过几年的折腾，他生活在明明白白的思考与实践过程中，追求着自己给自己确定的目标。作者对余文义的这个渐变过程，写得很细致，分寸掌握得比较恰当，没有拔高他，没有把过多的期望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当然这也是由于作品所要着重描写的是内地的农村，不可能放开笔墨，跟着文义的脚边过多描述沿海城市的生活场景。因此，作者是让他在一段曲里拐弯的人生旅途中，一点点地成熟着，他在悄悄地不显眼地向人们预示着农村新一代人正在逐步取代老一辈人，独立自主地创造着自己的人生。如果说，在对待命运的态度上，文义同父亲形成了反差，那么，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文义同他的二哥文富也正好形成对比。对于爱情与幸福，文富不是没有向往与追求，然而，在现实矛盾面前，他却显得过份的被动与慌乱，看不到前途，想不出办法，甚至还不如几经折磨反而坚定起来了的玉秀。也许作者对文义的爱情生活的描写多少有些许简单，线条粗疏了些，但在作品中，作为反差，它却正好映衬出了余忠老汉和他的儿子文忠、文富的性格的软弱与生计的困窘。
在着力塑造农民形象的同时，作者也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从县到村的各级基层干部的素描。其中，我认为写得极其传神的是陈民政和村支书毛开国，尤其是陈民政，虽然着笔不多，但他在几个关口的出现，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衣着简朴，病容满面，四处奔走，最后却以反而坑了农民抱憾而终。陈民政辞世的那个场面，简直可说是具有震撼力的场面。当他在那个贫穷破败的家里大口地吐血，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为了卖不出青麻而愤怒的农民正在乡上闹个不休，有的已经闹到他的病榻前来了。而一贫如洗，终生劳累的他却满怀着对乡亲父老的负疚之情永别人世。
也许由于作者在构思中，过于确定了作为各种负担、压力的承担者的余忠的个性，因此，在全书不算太短的时间跨度和不算太少的情节演进中，余忠的个性却缺乏随之而发生的变化。他总是那么老实、厚道，总是那么忍让、谦和，好像永远也不会怀疑什么，好像怎样也激不起他一点点火气（除了对儿子们发火以外）。而几个儿子在他的阴影笼罩之下，也太缺乏鲜明的特点。老大余文忠几乎就是父亲的影子。老二文富除开与玉秀的婚姻变故外，在主要情节进展中也总是走不出父亲的阴影。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的复杂性，人的内心的复杂的矛盾冲突，在余忠老汉和文富的身上，似乎还没有得到本应得到的充分的表达和更细致的刻画。毫无疑问，在文学圈子里，贺享雍对农村生活的熟悉程度是无可置疑的，特别可贵的是他对农民的那种深厚的感情，更是文学创作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在创作过程中，有时也需要控制住自己这种丰富强烈的感情，站开一点，冷静地（必要时甚至是不惜残酷地）潜入人物内心深处，去挖掘其中的细微曲折的冲突，去揭示其中的痛苦的自我挣扎，让人物的性格从书页上凸现出来。一部《余忠老汉的儿女们》，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了贺享雍创作的潜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下一部作品将会是超越这个水平的突破。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原文学研究所所长。）
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
——评长篇小说《余忠老汉的儿女们》
袁基亮
一、情节梗概和作品的主题
《余忠老汉的儿女们》是一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
当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一些名篇，如《三里湾》、《创业史》、《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船》等等，多以家庭为结构来配置人物，并由内而外串联成一张更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与此相似，《余忠老汉的儿女们》着力描写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命运遭际，它以余忠老汉为主干，以余家兄弟为分枝，形成一个延伸的枝形结构，并依此来组织情节，铺叙故事，展示了一幅当代农村生活的广阔画卷。
余忠老汉是一个种了一辈子田的农民，土地承包后，他家的田越种越多，到了1988年，竟包下了30多个人的地；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田大户，成了县、乡树立的标兵和报纸、广播宣传的先进典型。可是，随着情节的展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幅幅令人心里倍感“苍凉”的画面。在一家之主的余忠老汉身上，集中了中国农民的忠厚诚朴、谦忍待人、节俭勤劳的性格特点，可是这种忍让厚道却似乎正好成了欺侮、掠夺的天然落点，卖了一万七千多斤“合同定购粮”，七扣八扣，到手的竟然仅仅二百多块钱。各种税费按田摊派，种得越多，摊得越多。连农民见也没见过的什么“程控电话”的建设费用也不由分说的强加在他们头上，就像他小儿子文义算的账：一亩稻谷的收入才二百来块钱，化肥、农药就要花去十多元，再加上税收、提留，一亩水稻就要摊上一百五十多元，剩下的不过五十多元钱，而且农民自己所投入的劳动力还没有计成本，现实摆在种田人面前的道路太艰难了。所以，余忠就身不由己地陷进了“种得越多，负担越重；负担越重，就不得不尽量地多种”的怪圈中，农民从来以种田为生，视土如金，现在却痛感“种庄稼是越来越不合算了。”老汉对一家人的前景充满了忧虑和失望，“去年望到今年富，今年还穿衩衩裤。”这样的日子还要熬到什么时候？余家父子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样的处境中，命运还将无情地给予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村支书假托民意，挟嫌报复，将无人照管的五保户强行送到余家，要余家负担老人的生养病死，给他加上了一个更沉重的担子……
二儿子文富同玉秀姑娘的婚姻中途夭折，玉秀迫于父命嫁给了有钱的包工头，给余家罩上了一片阴影……
迫切需要化肥时却买不到化肥，大儿子文忠反而枉背上了哄抢化肥的罪名……
为治稻田虫害，余忠老汉用卖掉儿子结婚家具的钱，从国营商店买来农药，竟是假冒伪劣产品……
乡里执行县里的指令性计划，强迫农民拔掉成熟的豆苗，改种桑麻，结果却是蚕多桑叶少，只有任凭蚕子死光；青麻种出无人收购，供销合同成了废纸，一切损失最终落在农民头上……
对于青麻事件，县上的解释有两条，一是县财政困难，二是外国搞经济制裁。言下之意是要农民吞下苦果，政府不承担责任。这个说法，老实厚道的余忠老汉可以接受，但说服不了像余文义这种有知识、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文义企望依凭法律，和政府打官司，但是在行政权力的阻遏下，却没有人站出来为农民主持公道，法院连案子也不予受理。幸亏后来省委检查组到了县上，省委高书记也知道了此事，在他的出面干涉下，问题才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小说的结尾处，文义在南方闯荡一番之后，回到家乡，着手创办乡镇企业，决心去开拓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作品所描写的各种人物的生活经历与众多的事件无疑具有普遍的真实性，它以有力的笔触揭示了当下农村生活中各种尖锐、复杂的现实矛盾和农民艰难的生存状况，表现出对农民命运的真切关注，对农村变革和发展的深入思考，称得上是一部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警世之作。
小说的主题既是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也是读者对形象的感受，两者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总的来说，无论是作者的表现还是读者的感受，在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上越来越趋于丰富多样，从对生活的某个侧面日益扩展到多侧面、全方位的认识。
文学作品除了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内容之外，特别是长篇小说，必然也要表现人的经验世界，描述人生的体验。无论作品反映什么，都不只是社会生活的表象，而要在现象之后揭示人生的意蕴。小说总是通过对人的个性和命运的刻画，通过对人的行为和心灵的解剖，达到对人生世界的展示。因此，在作品中无论描写什么，都是人生化的表现，渗透着人生的意识，传达出人生的意义。
当一个一个的灾难和祸殃降临到余家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我们与主人公都会发出“这到底是为什么？”的追问。当这些灾难并非是由于主人公的过失，出于主人公自身的原因而降临，我们便只能将其归之于命运。命运是无来由的，毫无道理可言的，因而是荒谬的。从作为自给系统的文本观之，就会得出这个结论。其一，作品主人公被充满敌意的、刁钻古怪的盲目力量所包围，总是处在随时发生意外突变的环境中。其二，在小说的人物系统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与余忠父子处在矛盾中，余家就如同这个系统中的一个孤岛。其三，整个人物系统全都受制于这个系统外的否定性的力量。不管是余家父子，还是乡干部陈民政，乃至整人害人的村支书毛开国，无一不是命运无端捉弄的对象，无一不陷于无奈窘迫的境地。从文本内在关系来看，即使是省委书记扭转局势，锁定胜局，仍然不过是命运无常的表现。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