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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正在不折不扣地照办。他们还没有提出他们的基本要求。首相现在已返回海
牙的办公室，他也正在尽力而为，他将在中午到这儿来，以便听取从‘弗雷亚’号
下次发来的电话。”
哈里·温纳斯特鲁姆放回手持送受话器，透过起居室户外风景如画的窗户而朝
西方凝视着天空，他那如梦一般美妙的油轮正停泊在那儿的公海上，而带枪的恐怖
分子却登上了油轮。
“取消开往马斯控制中心的车队，”他突然对他的一位秘书说道，“取消香摈
酒午餐，取消今天晚上的招待会，”取消记者招待会。我要走了。“
“哪儿去，温纳斯特鲁姆先生？”那位感到莫名其妙的年轻女郎间道。
“到马斯控制中心站去，自个儿去。在我走到车库之前让我的汽车在那儿等着。”
那位老人说完之后便迈着笨重的脚步离开套间朝电梯走去。
在“弗雷亚”号的四周，海面上的船只正在撤离。荷兰的海上交通控制人员与
位于弗兰伯勒角和费利克斯托的英国同事们紧密协作，把海上的航行船只疏散到
“弗雷亚”号以西的航道上去，离得最近的也超过它以西5 海里的距离。
在遇难船只的东方，沿岸的航行船只已奉命停航，或是返回原地，进出欧罗港
和鹿特丹的活动已全部停止。船长们怒气冲冲的声音接连不断地传到了马斯控制中
心站，他们要求对此做出解释，而他们只是获悉，发生了一项紧急情况，他们务必
不惜任何代价避开那个海域，至于海域的经纬度，他们已接到了通知。
要使新闻界蒙在鼓里是办不到的。几十位新闻记者已云集鹿特丹，准备出席那
天下午为“弗雷亚”号凯旋抵港而安排的招待会；他们之中有的来自技术性和海运
界的出版刊物，有的是邻国各大日报派来的海运问题记者。到上午＊点钟为止，他
们的好奇心被激发了起来，部分是由于取消了奔赴海湾观看“弗雷亚”号从地平线
远处的海面上驶人内航道的情景，部分是由于那些数不胜数的无线电发报业余爱好
者透露给他们总部的传闻；那些爱好者都喜欢窃听航海无线电话。
11点钟过后，电话开始像洪水那样涌进他们的东道主——哈里·温纳斯特鲁姆
——的楼顶套间；然而，他不在那儿，而他的秘书们则一无所知。还有些电话打到
了马斯控制中心站，得到的回答却是说应该打电话到海牙去询问。在荷兰的首府，
总机话务员奉格雷林先生之令都把这些电话转接到首相的私人新闻秘书那儿，那位
受尽折磨的年轻人竭尽全力把打来的电话都应付了过去。
由于消息匿乏，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激发起了新闻界人士的好奇心，所以，他
们向各自的编辑们报道说，“弗雷亚”号已大祸临头。编辑们又增派了记者，这些
记者在整个上午都聚集在海湾附近的马斯控制中心站大楼的外面，而大楼四周的铁
链栅栏寸步不让地把他们挡在外面。另外有些人则聚集在海牙，把各位部长缠住不
放，首相办公厅则首当其冲。
荷兰《电讯报》的编辑从一位无线电收发业余爱好者那儿获悉，恐怖分子已登
上“弗雷亚”号油轮并将在中午提出他们的要求。这位编辑立即下令将无线电监听
器置于20号波段，并且准备用磁带录音机将全部通话录下来。
简·格雷林亲自给西德大使康拉德·沃斯打了电话，并向他私下里吐露了已经
发生的事情。沃斯即刻与波恩通了电话，不到半个小时就答复荷兰首相，他肯定将
按照恐怖分子所要求的那样在12点钟陪同他前往海湾。他向荷兰首相担保，德意志
联邦政府将竭尽全力提供帮助。
荷兰外交部按照礼仪通知了所有那些多少与此有关的国家的大使：瑞典——
“弗雷亚”号悬挂瑞典的国旗，船上有瑞典的海员；挪威、芬兰和丹麦——船上也
有这些国家的海员；美国——其中四位船员是祖籍为斯堪的纳维亚的美国人，持有
美国护照，且具有双重国籍；英国——一则是一个海岸国家，二是该国的机构劳合
社承包油轮和货油的保险业务；还有比利时、法国和西德——都是海岸国家。
在九个欧洲国家的首都，电话铃声此起彼落——在政府和部门之间，从公用电
话亭到编辑室，在保险公司的办公室、航运代理公司和私人住宅之中。对于那些在
政府、金融、航运、保险、武装部队和新闻机构中工作的人来说，在那个星期五的
上午已无法指望度过一个幽静的周末，呈现在面前的是风平浪静的蔚蓝色海洋；海
面上浮着一颗名叫“弗雷亚”的百万吨级炸弹，它悄然无声而又纹丝不动地沐浴在
和煦的春光之中。
哈里·温纳斯特鲁姆在从鹿特丹前往海湾的半路上想起了一个主意。当他想起
自己的专机就停在斯希丹机场上时，他的高级轿车正沿着通往弗拉廷根的高速公路
驶离了斯希丹。他伸手拿起听筒给他的首席秘书打了电话，那位秘书在他那希尔顿
旅馆的套间中仍然在竭力应付来自新闻界人士的电话。当他在第三次拨号接通她的
电话时，他给她留下了转达那位飞行员的一系列嘱咐。
“最后一件事，”他说道，“我想要奥勒松警察局长的姓名和办公室电话号码。
是的，奥勒松，在挪威。当你办成之后，立即给他挂电话，告诉他不要走开，等着
接我的电话。”
劳合社的情报机构在10点钟过后便得到了消息。当“弗雷亚”号在9 点钟给马
斯控制中心站发出呼叫时，一艘英国的干货轮正在准备进入马斯河口驶往鹿特丹。
无线电报务员从头至尾听到了通话的内容，用速记写法逐字作了记录，并把记录稿
拿给船长看了。几分钟之后，他便将稿子口授给那艘船在鹿特丹的代理，而代理全
文转报了伦敦的总部。总部曾用电话与埃塞克斯郡的科尔切斯特市联系，把消息又
传给了劳合社。该社随后便与25家保险企业的其中一位董事长作了联系，并把情况
告诉了他。为“弗雷亚”号承包价值1。7 亿美元的船壳保险业务的合作范围肯定是
很庞大的；为总部设在得克萨斯州的克林特·布莱克承保100 万吨货油的保险企业
集团也同样是这样的。不过，尽管“弗雷亚”号本身和它装载货油的数量都很庞大，
但最大的一项保险是为船员生命和污染补偿所提供的“保护与赔偿”保险。如果
“弗雷亚”号被炸毁的话，“保护与赔偿”保单将是一笔代价最大的保单。
劳合社董事长的办公室设在伦敦商业区的一幢高楼上；正午前不久，他凝视着
拍纸簿上草草记下的一些计算数字。
“如果最糟糕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所谈论的损失大约可达10亿美元。”他向
他的私人助手说道。“这些人究竟是谁？”
这些人的头目正置身于这场越刮越猛的风暴的中心；在“弗雷亚”号桥楼右舷
翼台下面的接待舱中，他与一位胡子满面的挪威船长面对面坐着。窗帘已拉开了，
阳光照得暖洋洋的。从窗户中可以看到寂静的前甲板的全貌，长达四分之一英里的
甲板向前伸展到狭小的艏楼。
一个人高高地坐在首柱上方的船首挡板上，身影显得矮小而又模糊不清，他在
朝四周瞭望着波光粼粼的蔚蓝色海面。在油轮的两侧，海面也同样是碧蓝而又风平
浪静的；一阵微风在水面上激起了轻柔的波澜。在上午，当检查舱口打开时，那样
的微风已将从油舱中冒出来的惰性气体轻轻地吹走了，云雾一般的气体虽是肉眼所
看不到的，却是有毒的。现在行走在甲板上便是安全的了，否则，艏楼上的那个人
是不会在那儿的。
船舱中的温度仍然是恒定的；当阳光穿过双层玻璃窗而使温度升高时，空调设
备便取代集中供暖系统而开始工作了。
索尔·拉森在那张大桌子的一端一直坐了整整一个上午，而安德鲁·德雷克就
坐在另一端。
自从在9 点钟的无线电通话以后到10点钟这段时间两人发生了争辩以来，他们
之间大体上谁都默不作声。由于等待而造成的紧张气氛开始发生了影响。各方都知
道，隔水相对的双方都在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是竭力揣测“弗雷亚”号在夜
里究竟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其次是估量对此是否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对付。
拉森知道，在中午宣布要求之前，谁也不会干什么，也不会采取任何主动。在
那个意义上说，面对着他的那位严肃而又认真的年轻人并不是愚蠢的。他已择定要
让有关当局去猜测。通过迫使拉森替他说话，他就没有为自己的身份和血统透露任
何线索。甚至他的动机，对于他们所坐在其中的舱室之外的任何人来说，都是闻所
未闻的。而有关当局在采取行动之前，将想知道更多的情况，想分析通话的录音磁
带，想判定说话者所用语言的类型和种族渊源，而自称斯沃博达的那个人正使他们
无法得到那些情况，使那些胆敢对他置若罔闻的人完全丧失了自信心。
他也给了新闻界充裕的时间以获悉这次灾难，但并没有使他们知道有些什么样
的条件；任凭他们去估量，如果“弗雷亚”被炸毁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
；这样，他们的一股子冲劲，他们给有关当局施加压力的能力，将在提出要求之前
作好充分的准备。当要求提出来时，那些要求与可能的抉择相比就显得并不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