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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获得了成功。”他说。
“是的，”德雷克说道，“你已经奇迹般地获得了成功。”
“我的名字，”病人在回到床上时说道，“叫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我出生
于特尔诺波尔，是一个游击队的队长，队里有七个乌克兰人。”
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情况就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了。卡明斯基和六个同伴都出
生于特尔诺波尔地区，这儿曾经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温床，至今也仍有余烬在复燃。
他们决定对他们国土上无情的俄罗斯化计划进行反击，这个计划在60年代业已加剧，
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已经成了对整个乌克兰地区的民族艺术、诗歌。文学、
语言和意识的“最终解决方法”。在历时六个月的战斗中，他们伏击并击毙了两名
基层党组织书记——莫斯科强行派到特尔诺波尔地区来的俄罗斯人，还打死了一名
克格勃便衣特务。接着他们就被出卖了。
当他们在一座农舍里开会以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时，佩带绿色徽章的克格勃特种
部队包围了这座农舍。不管是谁走漏风声的，他也死在克格勃的枪林弹雨之中了。
只有卡明斯基逃了出来，他在矮树丛中抱头鼠窜。他白天就躺在谷仓和树林里，晚
上就向南朝海岸逃跑，心里隐隐约约想登上一艘西方的海轮。
要接近敖德萨的码头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只能靠吃田野里的土豆和芜青甘蓝维
持生计，并试图逃到敖德萨港西南方德涅斯特河口的沼泽水乡避难，朝罗马尼亚边
界移动。最后在一天夜晚来到了位于河溪畔的一个小渔村，偷了一只小艇，艇上有
分节的桅杆和一张小帆。他以前从未坐过帆船，对大海一无所知。他竭力设法扬起
帆，操着舵，边祷告边抓着不松手，凭着星星和太阳乘风向南方驶去。
他完全是靠侥幸而避开了在苏联近海水面上巡航的巡逻艇和渔船队。他乘着的
那艘细长木船又避开了海岸雷达的扫描，直至他脱离了雷达的扫描范围。然后他就
在罗马尼亚和克里米亚之间的海面上迷航了。小艇继续在向南行驶，但离靠得最近
的商船航道还相差甚远，虽然他也许并不知道航道究竟在哪里。暴风雨的袭击使他
措手不及。由于不懂得如何收帆，他就翻了船。在晚上他都是竭尽仅剩的一点力气
紧紧抓着倾翻的船壳。到了清晨，他把船又翻了过来，并爬进了船舱。他先前曾把
衣服都脱了以让夜晚的风吹凉他的皮肤，现在衣服已不知去向。他的一些生土豆，
用柠檬水空瓶装的淡水，以及帆和舵都已无影无踪。太阳出来以后，随着气温的升
高，他周身立即疼痛起来。暴风雨后的第三天，他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当他恢复知
觉时，他已经躺在一张床上了，默默地忍受着晒伤的痛楚，倾听着他自以为是保加
利亚语的各种声音。他连续六天一直闭着眼睛，不吭一声。
安德鲁·德雷克听完了他的自述，顿觉心花怒放，他终于找到了他已等待多年
的人。
“我要到驻伊斯坦布尔的瑞士领事馆去看看，尽力从红十字会给你弄到临时性
的旅行证件。”当卡明斯基露出疲劳的迹象时，德雷克说道。“如果我办到的话，
我也许能使你到英国去，至少是临时性的签证。然后，我们可以设法要求避难。我
过几天就回来。”
走到门口，他又停了下来。
“你可知道，你不能回去，”他对卡明斯基说道，“但在你的帮助下，我可以
回去。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也是我所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安德鲁·德雷克在伊斯坦布尔逗留的时间比他预期的要长些。直到5 月16日他
才带着卡明斯基的旅行证件飞回特拉布宗。他给伦敦挂了长途电话，与代理公司一
位资历较浅的合股人争吵了一番才续了假，但那是值得的。因为通过卡明斯基，他
对自己可以实现毕业后惟一的雄心壮志感到很有把握。
斯蒂本·德拉契是罗夫诺大学的学生，当时他参加了乌克兰师。他是幸运者之
一，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1945年，他在奥地利被英国人俘虏，后被遣送到诺福克
当了一名农工。1946年，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悄悄地策划把200 万“雅尔塔的
殉葬品”交给斯大林处置。他肯定是会被遣返回国而被苏联秘密警察处决了的，但
他又一次是幸运的。他在诺福克的一垛干草堆后面把一位战时代替男子从事农业劳
动的英国姑娘撩倒了，而且使她怀了孕，他们后来就结婚了。六个月以后，以怜悯
为借口，他就被兔除遣返回国，并获准留了下来。离开农场以后，他就利用当无线
电报务员时所学到的知识，在布雷德福——侨居英国的3 万乌克兰人的中心——办
了一个小修理铺。他们的第一个婴儿出生不久便夭折了。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50年，
是个儿子，在洗礼时取名为安德里亚。
安德里亚自幼就在他父亲的膝下学讲乌克兰语，不仅如此，他父亲还对他讲述
了他们自己的家乡以及有关喀尔巴阡山脉和外喀尔巴阡地区那些荡然无存的往事。
他吸收了他父亲仇视俄罗斯人的思想。在这个男孩只有12岁的时候，他父亲在一次
交通事故中去世了。他父亲在生前每天晚上都要和乌克兰逃亡者们围在起居室的壁
炉旁，用他母亲根本听不懂的语言谈论他们的往事。而他母亲对此感到厌倦，于是
她就把他的姓名全都改成了英国人的名字，把姓改成德雷克，把名字安德里亚改成
了安德鲁。这个孩子就是用安德鲁·德雷克这个名字上了中学和大学，他也是用安
德鲁·德雷克这个名字领到了他的第一份护照。
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年近20岁，并获得了新生。学校里还有别的乌克兰学生，
他在用他父亲的乌克兰语说话时，又变得很流利了。当时是60年代的后期，短暂的
乌克兰文学和诗歌复兴运动方兴即艾；到那时为止，大多数复兴派的先驱者都已在
古拉格群岛劳改营中作苦役了。他事后又懂得了这些事件，并知道了这些作家的遭
遇。当70年代起初的几个年头渐露端倪时，凡是他能搞到手的材料，他都阅读了。
但他所阅读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出于那些被称为“60年代派”的作家之手，因为他们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曾欣欣向荣起来，直至勃列日涅夫再次镇压而扑灭了他们所倡
导的民族尊严为止。他阅读了奥斯达丘、乔尔诺维尔、莫罗兹和祖乌巴的作品并为
他们感到悲痛。当他读到年轻的鼓动者——帕维尔·西蒙南科的诗歌和秘密日记时，
他为他那从未见过的国土而感到肝胆俱裂；西蒙南科是苏联国内大学生们极为崇拜
的人物，28岁时死于癌症。
由于他对先父的故国满怀钟爱之情，他对这个国土上的迫害者的仇恨也随之加
深。他贪婪地阅读了从国内抵抗运动偷运出来的地下刊物《乌克兰先驱报》，上面
报道了数以百计的不知名人士的遭遇，他们是惨遭不幸而被人遗忘的人，他们并没
有受到莫斯科对于丹尼尔、辛雅夫斯基、奥尔洛夫、斯恰兰斯基等人进行大审判时
所受到的广泛注意。每一篇详细的报道都加深了他的仇恨，以至于对安德鲁·德雷
克——也就是从前的安德里亚·德拉契——来说，世界上一切罪恶的化身都可以被
称为克格勃。
他具有足够的现实感，能够避开老一辈的流亡者身上那种狭隘、拙劣的民族主
义，避开他们在东、西乌克兰之间的分歧。他也反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
而乐于将既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又是一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格卢兹曼的论著作
为一位乌克兰同胞的信条。他分析了侨居英国和欧洲的流亡者社团，认识到其中存
在四种类型。一是语言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过是企求使用他们父辈的语言来说话和
写作；其次是空谈民族主义者，他们整天到晚碟蝶不休，但无所作为；再者就是那
些刷标语的人物，他们使所在侨居国的公民感到恼怒，而丝毫又未能触动苏联这个
庞然大物；最后就是那些活动分子，他们在来访的莫斯科权贵们面前举行示威，但
特工部门对他们都小心谨慎地拍摄了照片存档，他们只是在转瞬即逝之间引起了公
众的注目。
德雷克把他们统统摒弃在外。他处处显得温文尔雅，循规蹈矩，冷漠超然。他
南下来到伦敦，找了个职员的差事。许多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在私下里都有自己强
烈的爱好，而所有的同事又都一无所知。这种爱好花去了他们的全部积蓄、业余时
间和一年一度的假期。德雷克就是这样的人。他悄悄地串联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他四处寻找他们，与他们见面，和他们交朋友，并和他们立下了山盟海誓，而且吩
咐他们要有耐性。因为安德里亚·德拉契有他不可告人的梦想，正像托马斯·爱德
华·劳伦斯所说的，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因为“他是在睁着眼睛做梦的”。安德里
亚·德拉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他要给莫斯科的执政者一次迎头痛击，使他们经受
那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他要穿透他们的权力堡垒，并直接从堡垒内部使他们大伤元
气。
他的梦想充满了活力，而对于找到了卡明斯基来说，则意味着向这个梦想的实
现迈进了一步。当他乘坐的飞机越过和煦的蔚蓝色天空飞向特拉布宗时，他已下定
了决心，显得激情满怀。
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