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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年为劳工运动从事的立法工作，使他第一次跟肯尼迪聚到了一起。早年的上述工作也使他建立了一些关系，取得了某种判断力，有助于促使劳工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
1962年年初，总统面临到他所认为的最严重的考验中的第一次——填补最高法院一个空缺的问题。他并非不知道阿瑟对司法工作的兴趣和能力，也不是不赞赏阿瑟在内阁所干的工作。但如果任命他，将会使最高法院里有两个犹太人，但这一事实并没有使约翰·肯尼迪感到任何不安。而把一个劳工律师送进最高法院，这在美国也是没有先例的，但他对此也并不在意。问题是政府的经济复兴和发展计划——特别是它的反通货膨胀运动和控制钢铁工业工资与价格的希望——还没有达到肯尼迪认为可以冒险让戈德堡离开内阁的地步。实际上，他很不愿失去任何主要的阁员和亲密的顾问，尽管戈德堡可以由他的副部长，能干的威拉德。沃茨来接替。沃茨和戈德堡一样地深思熟虑、能说会道，而且说话往往简明扼要得多。总统把几个人选——其中包括哈佛大学教授保罗·弗罗因德、联邦法官黑人威廉·黑斯蒂，以及几个州法官和律师——仔细权衡了几天之后，挑选了有学识的司法部副部长拜伦·怀特去补缺。但是在那年较晚的时候，当最高法院出现了另一个空缺时，他毫不迟疑地便任命了阿瑟·戈德堡。
肯尼迪内阁中原有的另外两个成员自动地辞去了他们的职务。总统对于失去他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亚伯拉罕·里比科夫深为惋惜，虽然他可以理解阿贝竞选参议员的愿望。里比科夫担任的工作实际上是他自己挑选的。自从他和肯尼迪在众议院共事之后，他长期以来一直是肯尼迪的朋友、顾问和支持者。与报界的猜测相反，阿贝宁愿担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这个职位，而不愿担任较易引起争议的司法部长（他说，对一个犹太人来讲尤其是如此）。同时，肯尼迪也宁愿由里比科夫，而不愿由较易引起争议的（因而也较难通过立法的）门南·威廉斯出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
总统起初打算提名杰出的住房建筑和房屋财政署署长罗伯特·韦弗接替里比科夫。韦弗当时已经是有史以来联邦政府中级别最高的黑人了。韦弗的种族问题使一项关于把他的机构升格为内阁级的住房和城市发展事务部的计划未能获得国会的批准。但是与早先的预料相反，种族的因素并没有妨碍国会通过内容广泛的住宅立法或是妨碍人们对韦弗的工作广泛地加以赞扬。遗憾的是，正当里比科夫被提名为康涅狄克州的参议员并辞去内阁职务的时候，股票市场上的波动和企业界对政府增强了的敌视，使国会中的气氛如此暗淡，以致南方议员们的任何进一步抵制行动都会危及总统的整个立法计划。北方议员们也在私下埋怨，说住房建筑署的职位需要韦弗，而且他对这项工作又早已胸有成竹，还认为如果把韦弗调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将会叫人看来象是在政治上鼓励种族主义的回潮。
总统于是决定起用安东尼·塞莱布雷兹。他一直在谋求官职，甚至也愿意担任联邦法官的职务。在挑选阁员人选中，这是第一次把种族问题的考虑不当作一个毫不相干的因素（意大利裔的美国人一直在抱怨说，他们中担任政府官员的人太少了，因此总统曾叫我向人口普查机构去查核一下，意裔美国人在选民中所占的比重），肯尼迪早就知道并且钦佩塞莱布雷兹当克利夫兰市长时的杰出政绩。但是，当塞莱布雷兹参加了一年的内阁会议，并在会上根据他在克利夫兰工作的经验相当详尽地分析了所有世界的和国内的问题之后，总统对他比较感到有趣而不是感到钦佩了。不过塞莱布雷兹在政治上的服务是优良的。在他任职期间，卫生、教育和福利方面的立法工作继续在国会取得了成功。这项工作不仅得到白宫方面的肯尼迪一奥布赖恩的协助，也还得到不屈不挠的威尔伯·科恩、弗兰克·凯佩尔和布瓦弗耶·琼斯这些能干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阁员级以下的官员的帮助。
在挑选威斯康星州的税务特派员约翰·格罗诺斯基接替戴担任邮政总局局长一事上，种族政治也起了一点点作用，但也只起了那一点作用。格罗诺斯基不仅很早就是肯尼迪的支持者和帕特·卢恩的朋友，而且他也是一个能干的行政官员。
总统对于里比科夫的离开内阁感到很遗憾，不过他充分理解他离去的理由。另一方面，他对于J·爱德华·戴的辞去邮政总局局长并不感到那么遗憾，而且也始终没有充分理解戴辞职的理由。肯尼迪很喜欢戴的急性子，喜欢他在内阁会议上发表的评论，尤其喜欢他对庞大的邮政局官僚机构的有条不紊的管理。1960年12月在提名戴任邮政总局局长时，肯尼迪曾说道，〃我刚从华盛顿寄了一封信到波士顿，这封信需要八天才能到那里，因此我很希望我们能使邮政服务有所改善。〃后来，在他执政时期，他通过电报，而不是通过邮递把为戴举行的一次表彰午餐会上他的演说辞送去，〃以便确保［它］在准确的地点和准确的时间送到你的手里。〃实际上，戴的确改善了邮政服务，削减了开支，减少了华而不实的玩意儿，并且虽然不受欢迎却很有必要地提高了邮资。不幸的是，戴更擅长于发表一些含糊不清、毫无必要的公开声明，而不是通过他的副手威廉·布劳利去处理一些实际的政治问题。〃在跟布劳利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执之后，布劳利转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去工作，戴自己离开政府的决定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内阁里另一位往往喜欢公开发表同政府政策有分歧的个人见解的阁员，就是商业部长卢瑟·霍奇斯。就象有些劳工领袖怀疑戈德堡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亲劳工的而后退得太远那样，有些人也指责霍奇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亲企业界的而走得太远了。他剥夺了享有威望的企业咨询委员会在政府里的特权地位，他发表了一些有关商业道德的抨击性讲话，这两件事损害了他同许多最有影响的〃追随者〃的关系。霍奇斯是内阁里年纪最大的人，又是一个成功的南方企业家和政治家，他的形象有助于搞好同国会和企业界某些人士的关系。他朝气勃勃地在努力使一个长期缺乏有效领导的部恢复活力，他在重新推动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是富有想象力的，而在解决钢铁价格的危机中则是很有帮助的。但是除了少数例外，他的部属是不能跟麦克纳马拉、狄龙和鲍勃·肯尼迪聚集起的那些助手们媲美的，而且总统也倾向于听取狄龙、赫勒和私人顾问们所谈的关于企业预测和企业界的观点这两方面的情况。虽然对于1962年政府与企业界的紧张关系，肯尼迪总统并不认为霍奇斯有什么责任，可是他当时却短暂地考虑了一下：一个在企业界享有较大的信任的商业部长为什么不可以把关系搞得比较好一点。但是要想换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新人得具备下列条件：（1）完全忠于肯尼迪，忠于他的政党和他的政治纲领，（2）受到企业界领袖们的热烈欢迎，（3）愿意放弃他现有的地位和收入，接管那个通称商业部的臃肿的官僚行政机构。肯尼迪在195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会见霍奇斯时，霍奇斯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他倒愿意干这个工作，他也是忠诚的，而且他在企业界也正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所以结果并没有更换。
农业部长奥维尔·弗里曼和内政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比霍奇斯更为精力旺盛、更富于进取心。他们同国会的关系同样搞得不错，并且对总统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由于总统不可能象对待国家安全事务那样，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他们部门的问题上，所以他们跟霍奇斯一样，在对总统施加影响方面也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弗里曼，这位明尼苏达州的前州长，受到了总统的极大尊敬，特别是奥维尔曾认识到，他的任务在肯尼迪看来并不是在政府中代表农业界的利益，而是在农业方面推行政府的种种目标，包括减少库存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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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
第十章 肯尼迪的班子（2）
当肯尼迪政府因为比利·索尔·埃斯蒂斯利用上届政府的棉花和谷物计划操纵市场而对他提起公诉时，弗里曼毫不迟疑地把三个受了埃斯蒂斯贿赂的农业部雇员（从农业部的十万名雇员中）开除掉，而且亲自查明联邦经费并没有遭到损失。他没有等国会进行调查就采取了行动。当国会开始调查的时候，调查小组存心寻衅，可是当调查小组离开时，却不住地赞扬他的较为严格的管理。
弗里曼起初并不想接下管理这个臃肿部门的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在本森当部长的时候，农业部的雇员人数大增，而全国农场主的人数却有所减少，以致国会半开玩笑地考虑到，该部所需要的是农场主而不是需要雇员。肯尼迪遵照自己定下的一条规则，他的内阁中是不用竞选失败的政治家的，因此起初也并不想邀请弗里曼担任这个工作。但是农业部长的人选很快就收缩到两个竞选失败的政治家身上了，这两个人都是由于跟肯尼迪的政见及宗教信仰一致而丢失了选票的。他们是弗里曼和前众议员乔治·麦戈文。肯尼迪任命弗里曼为农业部长，而把同样献身于他的麦戈文安排在白宫去负责新扩展的独立的〃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的事务上。这两个人都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失败主义的征象来。
亚利桑那州的众议员斯图尔特·尤德尔始终没有竞选失败过。他在国会的经历促使他为了他的部门和政党的利益采取一些跟白宫的政策并不总是一致的独立、大胆的行动，并发表一些跟白宫的政策并不总是一致的声明，但是，这也使他能够成为总统跟国会联系的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