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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里高兴了,父亲也在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我坐在炕边上,和父亲聊起家常。
在我离家的半年里,家庭分化瓦解了。父亲很伤心,说人心不古了,民风不朴了,连我的两位伯父也在家庭内部捣他的鬼。土改时,兄弟三人感激涕零地抱着我爷爷的神匣儿哭笑一场之后,看看再无什么风险,政府一股劲鼓励庄稼人发展生产,二位伯父把爷爷死时留下的遗嘱统忘记了,要买牛,要置地,要增盖房屋,再不听父亲的指挥了,把爷爷确立的我父亲的主事位置不当一回事了。争论时有发生,矛盾难以掩盖,终于分化瓦解了。
“鼠目寸光!”父亲简单地给我叙述完这种变故,不屑地说,“你大伯、二伯,全是鼠目寸光!”
我一时弄不清家庭里的谁是谁非,不好掺言,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既然过不下去,各家过各家的日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管怎样,你该去给大伯、二伯问安。”父亲说,“家里分家归家里,你在外边读书,全当过去在一起过那个样子,该走的路要走到,该行的礼要行全,不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
我点点头,就去看大伯。
大伯住在上房东边里屋,正在吃晚饭,放下筷子,忙让我坐。一句关于家庭矛盾的话也不提,只是夸赞我出息了,完全像个新社会的干部的模样了。
“这新社会真是好!”大伯说,“国民党的官人一进村,吓得百姓鸡飞狗跳墙,躲的躲了,跑的跑了,跑得丢了鞋子也不敢拾!而今共产党的干部一进村,老百姓一呼啦就围上了,胡拉乱偏,到饭时争着往屋里拉……我的天,那天正在碾子上说闲话,老杨同志顺手从我嘴里拔下烟袋,塞到嘴里就抽!你看看而今的公家干部多亲……”
我也很感动。解放初期,受惯了国民党官匪欺压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最敏感,谈论也最多,我虽已不惊奇,却仍然很感动。
“好好念书,日后好好干工作。”伯父说,“你能在外边干事,咱徐家人都光彩!”
我告别大伯父,又走进二伯父的屋门。
二伯父正在给牲口拌草,扔下搅草棍子,把我引到他住的厢房里:“屋里地方窄,没处坐,你坐炕边上。”
“你走时咱是一家,回来变成三家了。”二伯父笑着。这样毫不掩饰地说出分家的现实,反倒使我觉得实在。他笑着说,“天下水朝东流,弟兄们再好难到头。我看呢,分了也好,免得好多麻烦。谁有啥本事谁就成自家的精去!”
我与二伯的想法很接近,就笑着赞同他。
“二伯一辈子说话不会拐弯。”二伯直着脖子说,“你爸过去管家还管得住。而今管不住了,咋哩?新社会了嘛!他在家里想当家作主哩,人家公家干部大讲大唱男女平等哩!所以,过去你爸在屋里说话,没人不服,而今就不服了!惹得他自己也是一肚子气……我说分了好!”
“分了好!”我附合二伯说,“我爸那些管家的规矩,肯定行不通了,越往后越行不通。”
“对!大侄子,你跟二伯看了一步棋。”二伯说,“比方说,政府派干部到咱村,成天宣传说,要发展生产哩!你爸还是按照你爷爷在世时的主意,‘房要小,地要少,养头老牛慢慢搞。’不合党的政策嘛!我也不满意。这不,刚一分家,我就买下一头好母牛,一年生一头牛犊,就是半个家当……”
二伯是个耿直的庄稼汉子,我一向很喜欢他,对他坦诚的说话也特别觉得实在。
“做梦也想不到的太平年月!”二伯父说,“不拉兵,不收税捐,一年交屁大一点公粮,庄稼人做梦也没敢想的好世道呀!大侄子,二伯说句结实话,而今谁再过不好日月,不光得不到邻里同情,反是要被人耻笑!咋哩?肯定是懒家伙!”
我被他的憨气逗笑了,弟弟过来叫我吃饭。
我回到父亲住的上房里屋,坐下吃饭、一碗清汤细面,十分可口,吃罢饭,我向父亲汇报了师范学校的学习情况。父亲也不显出惊奇,他大约对新社会的诸多变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淡淡地说:“人家新学堂那样教,你就那样学吧!反正,不管新学堂老学堂,总而言之一句话,还是韩愈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也!’当学生,求学问,还是要记住‘业精干勤荒于嬉,形成于思毁于随。’这话,新学堂不至于反对吧?”
“学校里提倡努力学习,老师抓得很紧。”我说,“我们的学习还是很紧张的。”
“紧张了好。”父亲说,“要成学问,不刻苦不行。”
我问他分家后,忙得过来忙不过来。
“屋里的事都有我撑着,你弟也行了。”父亲说,“你专心念你的书。记住,要处处留心,别胡乱张狂!”
我的心一震。我在学校的生活状况,父亲显然还不了解,还在给我打预防针。
“村子里有些人好张狂!”父亲鄙夷地说,“一个大字不识,满世界跑来跑去开会!有几个年青女人,黑天半夜跑着开会,张狂得要上天了!前日听说,那个杨发奎入党了!那么一个二杆子货,共产党居然看中那号人……”
我的心里潜入一股冷气。父亲看不惯的人和想不通的事,我却在师范学校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于那些满世界跑着去开会的男人和女人的非难,令我反感,我听不顺他对这些人的讥刺。就劝他说:“农民刚刚翻了身,高兴……你可是别给人家泼冷水,别说风凉话儿……”
“我说他干什么?”父亲不屑地说,“我只看着这些人张狂,啥也不说!你——”父亲瞅着我,“在学校里,要慎行慎言!我看到村里这些人的疯张劲儿,才提示你……甭张狂!”
我低头喝水,避开了父亲的逼人的眼光。
“我给你写的那张‘慎独’的字,还记着没?”
“记着。”
“你去歇息。”父亲说。
我走向自己的住屋。原来的厢房变成牛圈了,我的住屋迁到和父亲一墙之隔的上房西屋的北间。
“先生,你喝茶。”我的媳妇说。
“我自己倒。”我说。
“先生,你洗脚。”
“我自己一会儿再洗。”
我坐下,还是接住她倒下的茶水。她坐在炕边上,又捞起鞋底儿,并不看我。我坐在椅子上,一时也没说话。我忽然想抽一支烟,尽管我从来没有尝过烟味儿,现在却很想抽一支烟。我对她说:“你以后不要叫我先生了。”
“那……”她抬起头,旋又低下,“叫什么呢?”
“叫我名字。”我说。
“那像啥话?”她慌然说。
“早就不兴叫先生了!”我说。
“我在屋里叫。”她说。
我不再坚持了,她对我的过分尊敬,甚至带着根深蒂固的畏怯,使我很难受。她自愧貌丑,又没有文化,那种卑怯的眼光使我浑身都不自在。我忽然想到田芳,那手按琴键给我一句一句纠正唱音的姿态,那在师范学校礼堂里唱《翻身歌》的动人情景……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像一道电光闪耀了一下,匆忽消失了,我自己也被震住了:如果我提出和她离婚,她会怎么样?我的父亲会怎么样?这个家庭会怎么样呢?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而且心情是那样急切,渴求立即回到那个温暖的集体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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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里的二十天
短短的二十天寒假里,按照县宣传部安排得满满的演出顺序和路线,我们在乡下演出歌剧《白毛女》。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第一场演出,我就挨了一砖头。
那个村子叫歇驾村。传说唐朝一位皇帝打猎跑到这里,人困马乏,在此作过一段休息,进了午餐之后,就奔马追猎到终南山下去了。现在,歇驾村变成薛家村了,其实村子里连一家姓薛的人家也没有。
薛家村住着一位县委的副书记,在那儿搞互助合作的试点工作,群众觉悟高,各项工作都是县上的一面红旗,第一场演出搁在薛家村,是理所当然的。在县委副书记的眼皮下,在这样先进的村子演出第一场,我们演出时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认真极了。
薛家村是个大村,又是一个行政村里的中心自然村。村中间有个年久历深的老戏楼,台下坐着或站着黑压压一片人,临近的房顶上,矮墙上,树杈上,全都趴着观众,这样大的场面,我心里真有点怯场。
整个演出还是顺利的,群众秩序也很好,百十名民兵在维持着哩!事情出在《娘娘庙》那场戏里。当我(黄世仁)和狗腿子穆仁智到娘娘庙里避雨,遇见白毛女,被白毛女追打时,台下骚动起来了,像雷一样滚动着“打!打!”的吼声。我已忘记了自己是徐慎行,我像黄世仁一样胆颤心惊,假戏真作了。当我逃到台角时,我听到一声怒吼:“打这狗日的!”随之,我的腿上就挨了重重的一击,跌倒了。
事态很快被民兵控制住了。我必须立即爬起来再逃,不然就给白毛女抓住了,抓住了就不好办了,剧情无法往下发展了。我看了一眼脚下的半截砖头,却没有站起来,慌急中,我用手爬着,逃进后台去了。
演出结束后,县委副书记在台上和我们一一握手,他对我说:“你挨了一砖头,说明你演得像。这一砖头,是群众对你的最高奖赏!”他的生硬的陕北口音,使我觉得亲切极了。
短短的接见之后,那些给我们管饭的社员已经拥在台前,争着领我们去吃饭,田芳被几个姑娘拉拉扯扯,争着往她们的屋里拉,发生争执了。我是一个恶霸的扮演者,自然不会是受欢迎的角色。这时间,一个小伙子挤上前,问:“谁个刚才演黄世仁来?”我一应声,他拖住我的胳膊就走。
黑暗里,我跟他走过陌生的村巷,进入一个小小的独间住屋,只有他的母亲在坐。我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