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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督觉到事情的严重，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马上给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回复说，他们的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与之联系。
澳督想了一下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深夜，罗保找到了马万祺，将澳督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方法。马万祺便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长饶彰风报告了澳门方面的消息。
就在澳门方面紧张地找关系与中方接头时，在广州梅花村30号中共华南分局的会议室里，华南分局也在就此事紧张地开会商讨对策。主持会议的人，是当时任华南分局书记的叶剑英。
何厚铧家族传27、和平谈判当使者
27、和平谈判当使者
叶剑英在等大家都发言之后，说：“这事件只是个地方事件罢了，用不着大动干戈。”
此时，统战部长饶彰风匆匆走进会议室，附在叶剑英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叶剑英点点头，马上对着与会者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解决这次事件的办法，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但是目前我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叫他们委托两位民间代表来与我们谈好了。”
最后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赶赴拱北，与澳门方面谈判。黄曹二人于当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了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又由石岐坐吉普车奔赴拱北关闸，住在海关大楼上。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却比他们早一天已赶回澳门。此时知道黄施民和曹若茗已到，便再次驱车来到拱北。澳督府罗保接此讯后，想到的最合适的谈判人选，除了马万祺，就是何贤了。
何贤接到罗保的电话时，正准备上床入睡。罗保在电话中谈了澳督的意见：谈判只求不要将事态扩大，但要避开事件的责任，谁对谁错的问题免谈。
何贤忍不住叫起来：“喂，这没得谈。你碰撞了人家，好话都不说一句，还叫我们怎么谈？”
罗保也知此事难以搪塞过去，只好说：“贤哥，我也不能做主，您就当帮我解围吧！老实讲，哪一次有麻烦都得劳你贤哥出马，你反正说丑说好都一样解决，不是吗？”
在海关谈判没费多少工夫，不用猜，何贤带来的澳方口信与中方要求相去甚远，当天下午，何贤与马万祺，只得又往回赶，回到家中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何贤顾不上吃饭，马上给罗保挂电话转述中方的态度和要求：“我多跑几次腿没问题，但政府仍是这种态度，跑一百次也没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连美国人都不买账，何况你们葡国人？”
罗保对何贤言语的冒犯并不生气：“我去向总督转述中方的意见，回来再给你打电话，明天说不定还得劳你们再跑一趟。”
何贤这边刚把饭碗撂下，那边罗保的电话又响起来了。澳督只是答应了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一条，其余条件都不答应。
何贤对罗保说：“我是看在澳门几十万居民的份上，才答应再去的。你应当多向澳督进言，请他早点改变态度才好解决。”
在拱北，黄施民等人也在与参加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会上气氛仍不轻松，对立情绪也没有化解，黄施民对大家说：“何贤、马万祺两位先生是爱国人士，他们实际上只是充当信使的角色。无论怎样结局，他们都为关闸事件的妥善解决出了很大力。因此，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要热情对待他们。”
次日，何贤与马万祺转述澳督的意见，事态当然不可能出现突破性进展。何贤、马万祺回到澳门后，迅速打电话给罗保，要求亲自见见澳督。罗保联系后回电话说，澳督同意接见他们。在澳督府，何贤转述了中方的意见，澳督听了何贤的话，久久不表态，最后才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
第二天早上，罗保打来电话，说澳督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何贤、马万祺比任何一次都轻松释然地又起程前往拱北关闸。
事后多年何贤回忆这一段历史说：“我那次上大陆做传达，不多不少都去过二十几次，一日两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时两国无邦交，我们夹在中间没法明着向谁，自己是中国人，却代表着葡人政府，怎么办？只有两头讲好啦！……可好周总理在广州，他以格外宽容的态度，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至此，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和平地得到解决。
关闸事件的解决，对何贤的一生来说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在此之前，何贤在澳门民间有崇高的威望，而关闸事件之后，他在官方也有了很重要的一席地位。中澳双方都把何贤看作是最合适的中间人。
何厚铧家族传28、突破封锁运禁品
28、突破封锁运禁品
从建国初期起，何贤便为祖国为人民办了许多有口皆碑的好事。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州。消息传到澳门后，以何贤为首的澳门中华总商会及各界进步人士，就在11月20日，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在1950年10月1日，澳门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何贤向三千澳门民众发表演说。大会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并表示衷心地拥护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那时中国并未与葡国建立外交关系，可一周年国庆日里，全澳门五星红旗猎猎飘动，恐怕那也是葡国统治澳门近四百年中少有的“中国风景”吧！
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员工在香港起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何贤也曾鼎力相助过。那是1949年8、9月间，两航起义正在秘密进行，设在澳门的中航“通讯课”员工积极准备行动。原来该课因受港英法令所限，无法进入香港，于是便从上海辗转迁至广东汕头、台南，后来又迁往澳门。“通讯课”在澳门的员工共有六十多人，起义之事已然筹备就绪，只是通讯设备器材，需要中共地下党组织协助运出澳门。时间紧迫，中共有关部门于是派地下党员柯麟通过何贤，把设备器材转到何贤的仓库寄存再等候运回祖国大陆。
1950年1月，美方向澳门法院提出诉讼，妄图冻结中航公司在澳门的财产。形势急不可待，我中央政府再派任泊生专程赴澳门，通过柯麟找到何贤，请他协助将放在仓库的全部器材，总计2477箱，用四艘木船及时抢运回广州，避免了重大损失。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那些设备器材是能解燃眉之急的宝物啊。
50年代初，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辽阔的珠江口外水面，夜幕低垂。在朦胧的月影中，一艘木制的小机动货船，正神不知、鬼不觉地向珠江内的伶仃洋水域驶去……船舱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船老大，约摸五十来岁；一个商人模样的，也是中年人了。他们两个都心弦紧绷，神色紧张地瞪着眼睛环视四周，注目着随时可能出现的“麻烦”。他们两人都清楚，这艘机动货船已开到极限速度，只不过因为这船货装的是“违禁”物品，所以两人心里都十分焦灼，那船货随时可能有“生命”之危呀！这艘木船上装的，就是“两航起义”后留在香港的那部分物资。
“老大，灯光！”商人模样的男人惊慌地叫起来。
“不好，水警巡逻艇！”船老大咬咬牙说。
水警巡逻艇马力大、速度快，一旦追踪起来，水面上的船只没有逃脱得掉的。
“看样子，没法，只好改变方向，先去澳门再说！”船老大的经验颇丰，且还沉稳不慌。
商人男子却在犹豫：“到了澳门还是要想办法运出，那不多一层危险？”
很快，水警船发现了木船，探照灯强烈的光柱刺得船舱里两个人的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不过他们暗自庆幸的是，幸好货船改变了航向。因为这会儿他们马上要驶入澳门附近的中方水域，而港英水警船则是不敢擅入的。不远处，也有了探照灯光和发动机的马达声，中方的一艘巡逻艇也向这边直开过来。而此时，香港当局已得到确切情报，即那木船上装的是“两航起义”留在香港的器材。同时，国民党驻澳门的特务机关也得到风声，派出特工人员寻找这艘装有仪器的木船。
见港英水警船没再追过来，船老大赶紧抓住时机，绕着澳门转悠了一圈儿，然后在新码头附近停泊。船刚抵岸，商人男子便立即跳上一只小艇，朝岸边划去。上岸后，他发现有许多渔民打扮的人在岸边走动，从这些人紧张的举动中可以看出，他们显然不是水上居住的渔民。
情急之中，这商人突然想到工委负责人对他说过，一旦有紧急情况在澳门需要求助，可以找何贤。
何厚铧家族传29、劳苦功高解国难
29、劳苦功高解国难
商人赶快从衣袋中翻出了何府的电话号码，给何贤挂电话。接通了，接电话的正是何贤。
“何先生，我从香港来，是柯先生的朋友，有紧急的事情请何先生帮忙。”
何贤一听是柯正平的朋友，马上热情地问：“什么事这么急？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尽力帮忙。”
对方却道：“电话里不便讲！不知何先生能否到新码头来一趟？我在新码头附近的顺发餐馆等你。”何贤十分爽快，毫不推卸：“行。你贵姓？”
“我姓张。”
何贤挂上电话，立即起身赴约。
顺发餐馆里，张先生的第二支烟还未吸完，何贤的汽车就到了。张先生在餐馆里对何贤说：“我有一船两航起义的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