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谕贩⒒破し舻摹岸遣》颉保趺赐飞峡汲こ龇垂抢矗党龅幕耙灿财矶啵勾诺愦潭俊�
当然是1947年以前，共产党员自然不便“表态”，都在“地下”埋着，像火种，有一分光，就发出燎原之亮儿……
何贤佩服柯麟，佩服得五体投地，受他的影响，值！“贤哥”曾道：“这个人，做事非常认真，好重视他在镜湖医院的工作。他义务去医院，都不知得损失多少自己诊所的收入！”
柯麟1951年由澳门回到大陆，完成他的“地下党”使命，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当院长，后来到北京工作。
何贤还说：“他没对我讲过什么什么主义，也没对我讲过共产党如何如何，不过他的为人态度，实在令我敬重。同时，我亦觉得，要搞好澳门人的生活，要令澳门生意繁荣，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的。”
何贤亲近共产党人，倾向中国的领导核心，是从心里产生自觉的认同的。于是，由柯麟的介绍，何贤来到大陆，并和共产党开始建立起长久的关系和交往。七八十年代，何贤许多次来到北京，还会晤过柯麟。
镜湖医院每年支出五千万元，透支部分大都由何贤及澳门各界人士支持解决，这真是一个不小的“包袱”。1968年，何贤还把他拥有的三处房地产及三十五间屋宇捐赠给镜湖医院。由于何贤和澳门各界人士对镜湖的关心支持，该院后来不断得到扩展，先后增加了一千张床，增购了大批先进的医疗设备，使一些复杂的手术如大脑搭桥、断掌再植等都可在这里完成。
镜湖医院还进一步完善了妇产科，负担了澳门七成新生婴儿的接生工作，并附设了护士助产学校，培养了一批批医护人员。
何贤在镜湖医院慈善会任职期间，经常关心病人们，有的人无钱住院，何贤就写条子让他住进去；有的住院病人无钱付医药费，何贤就给他们先垫上。
珠海吉大一个乡民在镜湖留医不幸死去，家属无钱交住院医药费，焦急万分。后来托一个叫徐东少的人，向何贤求助，何贤立即写了一张“请记弟数”的条子给了医院，如此简单，就让这位死者的家属把尸体领回去埋葬了……
许多受到何贤恩惠的人，至今还念念不忘他的功德。
几十年来何贤兢兢业业，乐此不疲，他无疑是镜湖医院历史上贡献最大的实业家。
何厚铧家族传25、拒为蒋介石喝彩
25、拒为蒋介石喝彩
谈到澳门镜湖医院，不得不提一下这个华人的慈善机构，何贤从1946年当副主席，1950年任主席，直到去世———整整37年！在任何慈善机构当主席，且一当37年之久，这纪录大概世间少有吧？
“澳门商会也是！”何贤回忆说，“我是1943年在商会任义职，然后做理事，做副会长，做主席，一样是三十几年。我看全世界都没哪个商会主席，做得我这么长。”
澳门商会与镜湖慈善会一样，是与何贤一生关系极其密切的社会团体之一。何贤在他的后半辈生涯中，一直成为声名远播的港澳地区社会活动家———很大程度上，就是凭借着澳门商会这个大舞台，来上演那一幕幕精彩夺目、令人惊叹的人生活剧的……
澳门商会的全称为：澳门中华总商会。1911年以前，澳门工商界并无自己的社团，每遇商界之间，或商界与各界之间有纠纷矛盾，需要协调时，就借助镜湖医院，并请澳门各界共同议决。
随着商业的发展，华商日益增多，这种议事方式愈来愈不方便。于是1911年华商萧瀛洲，被推举为首届会长，以同善堂为临时会所。澳门商会从成立之日起，便与内地建立了联系，以“旅澳华商总会”的名义，得到国民政府工商部批准，1916年正式定名为“澳门中华总商会”。内地政治经济风云变幻，都会在商会的一些会议上反映出来，比如值得忆述的历史中，对蒋介石当选所谓“总统”的立场，就是商会的一场风波，一段话题。
1948年5月的一天，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会会议已足足开了一个上午。偌大的会议厅里烟雾弥漫，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已经塞满了烟头。人们不耐烦地频频拿眼睛望着壁钟，大挂钟的指针已指着下午一时，争论仍未结束，会议还不能收场。当时，蒋介石导演的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的闹剧正在南京上演，选举“总统”的一幕已经演过，当选人自然也就是这出闹剧的“导演”了。就是在这当儿，澳门中华总商会召开了理事会，会议的议题本来是商会本身的日常工作问题，可将近散会时，有两个名叫陈立民和邓成龙的理事突然站起来高声提议：“蒋委员长在国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统，这是件大事，我们澳门一方，应该开个庆祝大会，表示祝贺！各位以为如何？”
出席会议的人谁都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料到有人还会提此“建议”，都不约而同地一时语塞瞠目，愣在了场上……沉默，好一阵子，会场上都是沉默，其实沉默本身已基本表明了人们的态度。以何贤为代表的一群商会理事，当时也还都不了解共产党，但是凭直觉观局势，他们深深知道蒋介石政权不行，快瓦解了，显然不代表社会进步的一方。因此，他们的内心是反对开什么庆祝会的。然而直截了当提出反对，那就会授人以柄，所以何贤拐了个弯儿，第一个打破沉默说：“开一个大规模的庆祝会，要花费许多时间筹备呢，草草从事又没大效果，要开就要花大力气！可现在商会工作这么多，忙不过来呀！”
“是呀，我看免了吧。”许多理事纷纷附和何贤的意见，会场上一片赞同声。
那时何贤虽然还不是总商会的第一把手，但由于他办了许许多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成绩出色，所以威信与日俱增，他的意见，在商会中有很大影响力。而眼下对蒋介石当选所谓总统之态度，澳门与内地无异，其实也是两派政治力量的较量、抗衡与斗争。
何贤的主张很快占了上风，左右了会场的情绪。那两个亲国民党的商会理事，眼见开庆祝会的提议难以通过，便改变了策略。陈立民发言说，庆祝会不开，可以给蒋总统发一封贺电。这一煽动，立即又使许多原先持反对意见的理事，也觉得言之有理，一时间，谁都不再出声，会议再度出现沉默的局面。
何贤只好转向一直没有表态的会议主席、商会会长刘柏莹。刘柏莹只得含糊其辞地说了句：“我看没什么问题。”说罢，宣布散会。
随后不久，何贤在柯麟等人的帮助下，商会理事会进行了改选，何贤当选为理事长和会长。
何厚铧家族传26、关闸事件起纷争
26、关闸事件起纷争
1952年发生在粤澳边界间的枪战纠纷，后来人们将这次纠纷命名为“关闸事件”，也就是何贤平生经历的五大风险中的第三次风险。
从内地去澳门，经过拱北海关，迎面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这就是有名的关闸。关闸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年，即1574年。那时的关闸，高和宽均有一丈余，像内地许多古迹城楼一样，楼前悬一匾额，上书“孚感镇德”四个字样。城楼正中处开一大门，上有“关闸门”碑石一方，关闸两边，分别建有兵营，也立有围杆。这座古关闸，是中国政府修建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扩张。所以，那时的关闸每月只开放六次，为的仅是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而平日却用6张封条封闭着。
直到1849年，关闸始终是中国四大海关之一。1849年3月13日，葡萄牙人头目亚马勤逐走了管理海关的中国官员，并砍倒围杆，毁了关闸。这次事件，使中国在近代史上又蒙受了一次屈辱。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吧，过了一百年后，仍旧在关闸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葡中双方暴力冲突事件，不过结局大相径庭。这百年后的关闸事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充分体现出挺起腰杆的中国人在外事纷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泱泱大国风范，与百年前在此烙烫下的屈辱痕迹，形成鲜明对照，令人感慨万千。
何贤事后对人回忆说，那时的澳门关闸，双方都设有哨兵；这边是澳门，那边是华界，大家都各有四五个哨兵。在澳门西洋兵里，有个黑人兵，而解放军这边，也有个年轻的小战士。
1952年7月15日，这只不过是澳门边防线上很平常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名战士在关闸放哨，见到对方的葡兵有一个竟是黑人。那时的边防战士哪里像现在的拱北海关人员那么见多识广，战士们平时很少见到外国人，而对黑人大兵更是好奇，所以一个战士禁不住用手指点比划了一番，又对黑人士兵露出笑意。
倒霉的就是这一笑。对方误会了，以为我们的战士有意取笑，不由分说便端枪发起怒来。黑人士兵怒骂，我方士兵也黑起脸，双方语言不通，却都能从对方的脸上读出愤怒和不友好。
“砰砰砰”！突然间，葡兵们一梭子弹飞了过来，我方立刻做出反应，向他们投去个手榴弹，以示警告。不料，对方火气升级了，又接连发出十多枚炮弹。一时间炮声隆隆，炮弹落在我方前线的民房上，几间民房眨眼间毁掉了……
关闸立刻关闭起来，双方人员都不得进出。可闭了关，澳门即刻变成死城，那粮食、水和菜等民需物资都成了问题。一时间，澳门居民惊恐万分，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以后连水也没得喝了。
澳督觉到事情的严重，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马上给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回复说，他们的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与之联系。
澳督想了一下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