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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野史_2-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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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路线,所谓的“广田三原则”,简言之为:一、中国政府彻底拒绝反日。
    二、中、日“满”合作,华北特殊化。
    三、中、日“满”共同反共。
    揭开广田三原则的虚伪面具,实际上,广田给中国人下的毒药是“经济提携”的诱饵,即利用经济提携方式,来推
进它的“大陆政策”,完成“日满支集团”的迷梦。抗战爆发的前一、两年里,大多数国人都被这美丽的糖衣所迷惑,
以为中日大战在短暂时期可以避免,借外交途径可以解决中日问题。
    1936年10月,日方派遣其外务省东亚局局长桑岛来华,协助他们的川越大使进行中、日谈判。
    1937年初日本“经济提携”运动又形成高潮。日本新外相佐藤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明日本对华政策是仍然坚
守广田三原则,不放弃既得利益。两天后,日本又派出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考察团”,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
为团长,重要团员中有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礼长、政坛要角、战后曾任外相的藤山爱一郎。
    这一个“经济考察团”来华,在战云弥漫、低气压笼罩下的远东,可谓举世瞩目,很多人都对此寄予厚望,因为,
它的成功,至少可以暂保东方的和平,它若失败,战火恐怕就要接踵而爆发。
    中日双方对此一和战关键的“考察团”,事先有周密妥善的安排。有关方面同意,以日本经济考察团为骨干,配合
中国的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组一个“中日贸易协会”负责推进“日支经济提携事项”。
    拟议中的“中日贸易协会”,分设筹备主任两人,华方主任委员为华北金融巨子周作民,日方则系日本银行总裁儿
玉谦次。这样安排,日方又恐周作民不能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于是他们透过外交途径,表示希望杜月笙能参加。于
是,蒋介石又指定杜月笙为该协会的常务委员,同时,中日双方都要求他负起“经济考察团”抵达上海时的一系列联系
招待工作。
    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确使杜月笙的声望为之增进,地位也又提高了许多,然而,这也给他带来了难以出口的极大痛苦。
因为在基本立场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爱国反日主义者,为此他曾有一鸣惊人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业
者的义务保镖,大家寄望于他利用地方势力抵拒外来入侵力量,日本经济考察团分明是挂着侵略者的招牌而来,政府方
而也在战备不够充分之际,有意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金融工商业者以至各地民众都得准备牺牲,“以空间
换取胜利”,“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既定的国策。但是,杜月笙有多大的权限能够
代表全体商民,在蚕食鲸吞贪得无厌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对面作迫不得已的让步?这就是杜月笙莫大的为难之处。
    但是,当儿玉谦次一行抵达上海时,周作民、杜月笙等还是热烈地欢迎了代表团一行,杜月笙正强颜欢笑,满腹愁
闷。日本“经济考察团”3月14日抵沪,当天接到了南京蒋委员长的请柬,于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们晋
京,参加蒋委员长的招待茶会。
    在茶会上,蒋委员长说了一通欢迎词后,强调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杜月笙听到蒋委员长正告“日本经济考察团”,义正词严的这句话,让他感到兴奋鼓舞,这时,他冷眼旁观“日本
经济考察团”众人,儿玉、藤山等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句训斥,顿时脸色大变,仿佛有不胜感慨,敢怒而不敢言,这时,
杜月笙感到非常之痛快,从此内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决定:他应设法抵制日本人的经济侵略。
    当日本经济考察团回到了上海,杜月笙便开始采取不合作态度,在各项谈判中当仁不让,据理力争。除此以外,他
还请上海大佬,前任总商会长虞洽卿,趁日本考察团在沪时期,出席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次集会,即席发表演说。虞洽
老深明杜月笙之意,在演说中满口都是经济提携必须立于平行互惠的立场的论调,日方大失所望。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
立场坚定,不容动摇,一致表示“政治问题不获解决,谈不上经济提携”,日本人经此碰壁,所能采取的途径只有诉诸
武力,于是图穷匕见,7月7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
    抗战一揭开序幕,吉星文坚守宛平的消息传来上海,杜月笙同仇敌忾,奋袂而起。这时,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
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又兼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会长,然而他却并非中国民党党员,因此,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
炎培,来到杜月笙跟前,建议说:
    “上海地方协会的前身,便是抗日后援会。现在全面抗战已起,前方将士需要上海人民协助很多,后援会应该立刻
恢复。”
    史量才事件之后,黄炎培的表现越来越左倾,杜月笙对他早有戒心,如今听他这么一说,当下进一步地加以试探,
于是他问:
    “怎么样的恢复法呢?”
    黄炎培头头是道地说:“求速效,利用原有班底,只消把机关名称改过来。求扩大影响,发挥力量,一定要容纳各
党各派,各方面人士参加。抗战是全民的战争,不是任何党派所能单独应付得了的,譬如杜先生,还有我黄某人,就不
属于任何党派呀。”
    心里有数了,杜月笙莞尔一笑,淡淡然地答道:“芦沟桥刚刚开火,还不晓得等会又要讲和,这件事非同小可,歇
两日看看风色再谈吧。”
    他支开了黄炎培,隔不多久,第二位客人到了,这是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吴开先。杜月笙一见名片,连
声请进,两人分宾主坐定,吴开先约略分析了一下当前形势,他认为七七的枪声已为全面抗战揭开序幕,中、日问题惟
有付之一战,因此,他向杜月笙请教,应该如何发动民众组织,支援前线将士。杜月笙静静地听他把话说完,马上流露
出兴奋的神色说:“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上海市党部出面领导,发动全上海民众团体,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
    顿一顿,他又果决地说:“全上海只许有这一个抗敌后援会,市党部只管积极领导进行,我一定尽全力协助。”
    杜月笙和吴开先商定原则以后,他一再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另起炉灶,分散力量,他的表示不但提高了吴开先的警
觉,而且使他衷心感激,认为杜月笙能够摒弃黄炎培这个几十年的同乡、老友,而凡事以国民党的利害为前提,此一情
谊对于他个人以至国民党都是极可珍贵,令人感动的。
    为了争取时间,杜、吴两人立即采取行动,两人就在华格泉路杜公馆客厅里,拟出了一纸名单,并且登时命人善写
请帖,分头投送。这份请柬由杜、吴两人具名,邀集上海市声望最高、潜力最厚的大好佬们,第二日上午,在爱多亚路
中汇银行开会,商讨重要问题。
    第二天早晨,黄炎培还在筹思如何说服杜月笙,中汇银行的会议室早已冠盖云集,高谈阔论,迅即顺利无阻的正式
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当场推定杜月笙,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徐寄庼、黄涵之为主席团,尚且议决
在3天以后,召开大会。
    等到黄炎培那边得到消息,木已成舟,左派人物在抗敌后援会中一概榜上无名,被拒之门外了。
    三天以后举行成立大会,到了各界代表好几百人,当场选出了121位委员,再由委员复选常务委员35名,说来
也是凑巧,一。二八事变时的抗战后援会者秘书长陶百川刚好学成归国,如今又正好当选,秘书长之职又正好原壁归
“陶”。
    大会决定设立筹募、供应、救护、宣传等各委员会,大家七嘴八舌,闹哄哄地在推举负责人选,杜月笙不耐烦,站
起身来高声说:“抗敌后援的事体要自告奋勇,让我杜某人先来自告奋勇,各个委员会里头,最难做的大概是筹募委员
会了,这一个就由我来!”
    等一会儿,不曾看见有第二位自告奋勇者,于是杜月笙又在喊:“第二难的就要算供应委员会了吧,新之兄,你来
做这个,好吗?”
    钱新之只好笑着点头,表示接受。
    大会组成,人员推定,杜月笙说:“支援前方,等于救火,不能耽搁一刻,我们要立刻开始办公。但是,问题来了,
办公所需要的经费呢,市党部没有这笔预算,即使有,数目太大也难以负担。杜月笙说要铜钿容易,成立初期的一切开
支,由我杜某人一个人负责垫出。”
    不久,上海各界一致热烈支持抗战,掀起比“—。二八”事变时期更为盛大壮阔的捐献浪潮,捐款之势如风起云涌。
秘书长陶百川查查账目,发现杜月笙私人垫付的经费数值已不在少,因此遵照前议,从捐款中提出一部分拨还,杜月笙
一看那张支票,登时退还,他说:“市民捐款是为了抗敌劳军的,我杜某人哪能可以在这里面扣账?”
    说得大家都笑了,告诉他说:“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些钱呀?杜先生既不肯收,账上也不便处理,要不然,就移
作杜先生的捐款吧!”
    杜月笙这才点点头说:“做捐款可以,不过,不必写我的名字。”
    “不写杜先生捐的,写谁呢?”
    想了想,杜月笙决断地答道:“就写常务委员会捐助!”
    打仗、要钱,而且要花大钱。正当杜月笙在为抗敌后援会的事,忙碌紧张,席不暇暖,一日,华格臬路到了贵客,
财政部长宋子文来找杜月笙商量,政府决定发行五50000万元救国公债,财政部已经组成一个“劝募委员会”,办
公地点,必须设在上海。
    “宋部长,”杜月笙脱口而出地说,“要办公地点,不晓得我杜美路那幢新房子够不够用?”
    “足够了。”
    “那么,我立刻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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