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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关村像个村，并不过分。只不过它是我们国家最繁荣的村，还成了好多民间资本的避难地。当地政府掩人耳目，不说什么，等到风声一过，就把下面这个事实公布出来：中关村的新技术企业原来一直在增加，1987年还只有148家，到1990年底就有930家了，1991年又超过了1300家，至少有两万人在这些公司里工作。到了这时候，就连段永基也相信，危机已经过去。
能够逃过这一劫，他说，真是幸运！
政治风云汇聚在我们国家的上空，可是中关村却有另一番气象。我们查遍1990年试验区16次主任会议的记录，居然看不到有哪一回提到了阶级斗争、和平演变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来源。事实上，他们至少有一次提到技工贸一体化，还有一次提到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说这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宝贵改革经验，必须坚持。不用说，这与当时党报上的言论不能合拍，可是胡昭广佯装不知，他絮絮叨叨地说了好多话，意思只有一个，既然管不了国家大事，咱们就稳定小环境。所谓小环境，就是中关村。而在赵慕兰看来，这是一种围堰效应。此人当时是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处长，其职责本来是为政府行政出谋划策，她却常常为下级组织的我行我素寻找理论根据。那两年，她总是说：
中关村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孤岛，深陷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周围卷起惊涛骇浪。这时候我们筑起一个围堰，把海水挡在外面。不论是谁，你只要走进这个圈子，就可以在里面好好生活。没有人批判你，没有人检查你，没有人给你下命令，没有人指示你该这么干、不该那么干。没有！这个围堰就是试验区办公室。
白颐路重新活跃起来，载着形形色色电子器件的平板三轮又开始进进出出。四通公司在玉泉山下的流水线重新转动，把2401电子打字机源源不断地送到市场上。段永基恢复了自由，甚至还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王文京不再抱怨生不逢时。中关村这第一位私营企业主借助于围堰遮风避雨，一年来夜以继日地研究自己的财务管理软件。一个完全由民间人物创办的组织——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变本加厉地活动起来，这有点像早期白颐路上的那个沙龙，只不过规模更大。就在党报把他们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基础时，这些人也决定创办一家报纸，针锋相对地发表自己的主张。6月1日，这张报纸就创刊了。这一切都是纪世瀛策划的。我们应当记得，此人曾是陈春先的最坚定的伙伴，中关村的开拓时期也有他的影子。这时候他去请严济慈给新报纸写个报头。严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个成名人物。他是一个科学家，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曾是纪世瀛的老师。奇怪的是，他对这个弟子的不务正业颇为欣赏，当场写下科技之光四字，看上去既张扬而又意味深长。这让那些把民营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的理论家们有些难堪。然而纪世瀛如获至宝，胡昭广和他的同事们也兴奋异常。他们在常务会议上相互鼓励要坚定信心，进而制定一个更加激进的计划，这包括从财政收入中拨出一笔钱来筹办《试验区报》。
1990年夏天，中关村迎来了一批来访的西方客人，一行4人。只不过两周之后，第二批又来了。这一回是30个外国记者，来自美国、日本、法国、英国、西德、意大利、波兰、葡萄牙、捷克、越南、荷兰和印度。这群外国人在白颐路上转来转去，看了四通，又看信通。他们原本充满怀疑、敌意和好奇，现在到处打探，结果看到一些东西，与他们一年来获得的北京消息是如此不同。接着他们又听到那位胡主任的声音：1990年上半年全国经济状况很不好，但试验区经济取得60％的增长率。有个记者直截了当地问：你在企业建立党的机构，是否与你倡导的四自相悖？胡昭广知道他是在说四自变成六自六自第一次出现在政府的文件中，是1989年10月27日第四十九次常务会议纪要。它在原来四自之外增加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根据当时海淀区区委书记沈仁道的回忆，这是为了提醒企业不要过分张狂。此外政府还加强了自己的力量。比如建立共产党的试验区工作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和工会。根据海淀区编制委员会的一份文件，试验区办公室为此增加编制人数21个。这件事，于是回答：企业是经理负责制，这是改不了的。这话让记者们大感意外，回去纷纷发布新闻。外面的世界第一次有机会知道，这片汪洋大海之中，有个岛屿没被淹没。一个名叫隅谷之喜男的日本人为之感动，当即带了300万日元来到中国，说是捐给中关村的，专门用来种草种树。钱不算多，可是考虑到当时国家情形，它的象征意义要大得多，所以官员们为此兴奋了好几天。
说起来，中国的官员真是奇特，他们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常常差之千里。就在1990年夏天，北京流传着一句话，外资越多越反动。有证据表明，它出自当时北京市的领导者之口，可是中关村却在这时又接到一个新指令。这指令在8月10日试验区会议纪要中被明确记载为：王思红副主任传达了在北京市外贸工作会议上市政府下达给试验区年内办35个合资企业的计划。也是这个夏天，北京市政府一面指示属下报纸发表那些尖锐批判民营经济的文章，一面又派出调查小组去研究扩大试验区的可能性。
当地政府想尽办法提高民间经营者的士气，这包括许下一些诺言，也包括行动。胡昭广向他们保证，他是他们的后盾。万一你们遇到麻烦，他说，只要走出门，直奔海淀区政府的2号楼这是试验区办公室所在地。，推门进来就是了。8月的某一天，还真有人急匆匆地推门进来，向他报告，亚都公司总经理何鲁敏被抓起来了。
亚都这个名头在90年代中期因加湿器而风行天下，大城市里无人不知。但在1990年，它还是个创办不久的小作坊，一名不闻。何鲁敏的突然被捕，既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也是这间公司的先天缺陷所致。亚都在1987年1月注册成立。何鲁敏当时身无分文，也没经验。在那些创业前辈的指点下，他到安定门街道联社借来5万元，把公司注册为集体企业，挂在联社的名下。当时红帽子在中关村大行其道，何鲁敏顺理成章地拿来一顶戴在头上。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他把钱还给人家，又租了一间库房，开始新的事业。他期望联社是个保护伞，不料却给日后的危机埋下伏笔。
何鲁敏原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教师，又到日本留学，归来以后无所事事，整日游荡在校园内外。他之所以闯进商海，乃是因为受到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的强烈刺激。老人把摊子摆在学校门口，告诉他一月能挣120块钱，叫他大为惊讶。他忽然发现自己作为大学教师的月薪和卖鸡蛋的老太太相比还少一半，一气之下辞了职。以后两年里，他刻意经营亚都，依靠自己的专业、敏感，和市场短缺，把台湾的加湿器贩卖到大陆，挣到第一笔钱。于是他想要开发自己的产品，这在公司内部产生分歧，一些早期的创业伙伴不能接受他的想法。他们说，只要倒买倒卖就能大捞其钱，既省力又安全，何乐不为？公司的领导者在经营方面意见不一，乃是一种常见现象，全世界都一样。何鲁敏面对这个局面并不着急。他把公司一分为二，自己带领一队人马来到中关村，注册新公司，当然还把他挣的第一笔钱——50万元，席卷而来。
麻烦就这样出现了。安定门街道联社，也即亚都的法律意义上的上级主管，认定自己拥有公司的财产权力，何鲁敏卷款而走，有贪污之嫌。他们一纸举报书投到公安局，警察甚至没有给何鲁敏任何申辩的机会，就把他抓将进去。
胡昭广知道这个消息时，何鲁敏已被关进看守所。他连忙跑出去打探情由，弄明白警方的行动并非逮捕，而叫传讯，还得悉看守所靠着圆明园的一堵墙，属于中关村的辖区。他于是紧锣密鼓地展开营救行动。
营救行动这个词，是何鲁敏自己说的。在中国官场，所谓营救，其实就是托关系。很多年后何鲁敏这样回忆当时情形，中关村地面很小，谁跟谁都是粘着的。他被关在里面不过两个小时，警察的电话铃就响个不停。他是后来才知道，那些电话都是来说情的。其中两人的话还真发生了作用，一个是北京市科委主任邹祖烨，另一个是胡昭广。当时只有这些具有官员身份人才有足够权威把他救出来，也只有他们才能把这红帽子的来龙去脉说明白。
何鲁敏就这么自由了，案子不了了之。他出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前一家亚都注销了，就此割断他和安定门街道联社的关系，也摘下他的红帽子。
这个秋天，中关村显得特别激昂，旁若无人根据政府的统计公报，从1987年到1991年底，试验区的新技术企业已由148家增至1343余家，增加了7？78倍，专职从业人员约4万人，年销售收入由7亿元增长到40亿元，增长了4？71倍；年工业产值由零增长到12亿元；年出口创汇由300万美元到4500万美元，增长了14倍；年上缴税款由2500万元增长到1？5亿元，增长了5倍。。京城风起云涌，他们却好像看不见似的。东欧一阵急风暴雨，也好像和他们无关。1990年11月23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里召开大会，庆祝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创业十周年。这是从当年陈春先的三人团体开始计算的，到现在，这座城市的民营公司总数已有2184家，包括1943家集体的、226家个体的、还有15家纯粹属于私营当时政府把雇工7人以下的企业列为个体，把雇工8人以上的企业列为私营。
很多人原是偷偷摸摸的，不作贼也心虚，现在济济一堂，笑语喧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