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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凭什么？就凭我们这帮人的脑袋！
我们此前谈到刘迎建摘掉上校军衔、王文京辞去国家公职，两人不约而同投身于计算机软件这个行当，从零开始，艰难挣扎，巴望着自己的技术能够占领市场，这都是过去10年发生的事情。到了1998年，情况虽有好转，却还没有谁能料到，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软件行业只因有了这两个人才显得特别精彩。中关村在高新技术领域中所具有的这种奇特的影响力，最大的缘由莫过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比这个国家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拥有更多的自由，这一点在中关村人的开拓史上至关重要。中关村人这个词，我们是在《试验区报》1998年的元旦献词中第一次看到的。新年的太阳已经照耀在中关村的上空，海淀区副区长王孝东在这一天写道，让我们发扬中关村人的理性思考，大胆创新、携手并进。
经过沙尘漫卷的几周之后，北京进入了它的最美丽的季节。5月4日是个青年节，北京大学迎来了建校100周年纪念日。全世界几乎所有著名大学的校长都受到邀请，到中关村来参加一个校长论坛。69家日本公司捐出27000万日元，要为北京大学修建一座校史博物馆，而这所大学也的确渴望着永久性地保留过去百年的沧桑。然而这样一来，又惹出问题。就像刘军宁当时在北大百年同学会演讲中的叹惋，北大建校已百年了，社会对其传统是什么却莫衷一是。然而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在谈到北大精神时，喜欢说爱国主义，至于自由二字，他们不喜欢。中关村迄今为止都是以新技术产业试验区来自我标榜的，有趣的是，它再次成了一场争论的发源地。有人说北大百年是个导火索。那么炸药是什么呢？它肯定不是那些喜欢闹事的大学生，当然也不是那些标新立异的文人墨客。一个记者这样回答，假如你说的炸药真的存在，那么它一定深深地埋在民间。
自由这个话题虽然在1998年春天涌到表面，但却不是谁的新创造。它只不过表明，这个国家开始接受一个早已被它的人民接受的思想。假如我们以为试验区的含义仅仅就是发明新技术和推销新产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实上，它也在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这一定是开拓者们始料不及的。1998年的争端除了为双方提供一个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之外，没有结论。中国人在过去岁月里一直从极端的意识形态和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吸取力量，最近20年则又事事依靠模棱两可。自由主义者的队伍壮大，士气上升，从纯粹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立场上来说，它却是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在1998年，没人这样说。那时候中关村人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他们的饱受争议的事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5月第二周，也即北大百年庆典之后那几天，超过80万人在一个周密计划的诱导下来到白颐路。政府以一场盛大集会，首届中关村电脑节，来纪念试验区成立10周年。他们把23条横幅横挂在9座过街天桥上，在白颐路和海淀路两边竖起800面彩旗，架上600个灯箱。距离北京大学东门不远的十字街头，一个巨大的金属结构的分子链模型矗立在百花丛中，这是政府刻意设计的标志物，一到晚上，发出道道光束，胡乱射向浩渺的星空，街上华灯齐放，照得中关村如同白昼。警察封锁了所有机动车进入的通道，只有10条公共汽车线路除外，它们是被特意叫来为电脑节服务的，免费乘坐。当地人以鲜花、欢呼、锣鼓、彩旗、气球和飞艇来欢迎蜂拥而至的参观者，让他们不花一分钱就能进入任何展馆和会场。每个角落都被五颜六色的标语彩带弄得热血沸腾，其中一个巨大的横幅上这样写着：
中关村——伴您进入信息时代！
在海淀大街才落成不久的1号大楼第八层，有间小小的套房，被临时开辟成电脑节组织委员会指挥部。依靠两部黑色的老式电话机，他们保持着和上级的联系，操纵街上发生的一切。尽管官员们全都说中关村的产业包括了信息、光电、医药和生物工程，但是他们把10周年庆典归结为电脑节，这多少证明计算机对于中关村的意义重大。
引人注目的不是政府的全力以赴，而是他们感到有必要为中关村扬名立万。与电子一条街的年代比起来，这可真是换了人间。组织委员会的人员都是政府公务员，巨大的花费来自政府拨款。不过，一个能够促使当地更有名气的公共活动，往往也能激发私人捐款的热情。中关村的又一个特色是，人们普遍认为公共活动和私人活动并不冲突，更不是水火不容。人人似乎都能从人口的增加和商业的兴盛得到好处。组委员的官员挨家挨户动员企业加入进来，把这项公共事业当做义务，也是切身利益，结果他们得到总计423000元的民间捐助。
这不是小数目，可是对于这个奢华排场的节日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事实上，政府总共花掉2243762元8角9分。制作大街上那些五彩缤纷随风飘扬的东西，此外还有会标、会微、会场、地毯、乐队和保安，还有一个倒记时牌、5000份邀请函和5000份宣传册，还有旅差费、水电费、记者的车马费、工作人员的加班费，还有1000只鸽子、5尺缎带、一把剪刀、一个专为剪彩用的金属托盘、10位礼仪小姐。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把所有企业赞助和广告收入全都加上，还嫌不够，政府于是从财政机动款中拨出110万元来救急。
节日持续5天，高潮不断。白颐路有史以来，还从没有过如此热闹的场面。热闹过后，又有数十万人投入一场规模空前的海选——选出他们最喜爱的十大知名电脑品牌和十大软件企业。面对这番景象，任何人都难免沾沾自喜，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说明喜从何来。不用说，官员们是主角，他们坐在主席台上，随着记者的镜头摆开姿势，照了又照，面带微笑。一位副市长，林文漪，来到庆祝大会上，代表北京市政府向中关村的建设者祝贺，这份经过政府讨论过的贺词有个鼓舞人心的题目：十年耕耘结硕果，任重道远再拼搏。
副市长朗朗有声，没看见下面有些听众面面相觑。十年耕耘？那么1988年以前的垦荒者呢？陈春先还是第一人吗？两通两海还是1988年以前中关村最杰出的代表吗？还有胡耀邦他们的批示呢？还有温家宝、于维栋的调查小组呢？还有周光召、曾茂朝这些人呢？还有李曼俊、严援朝呢？难道今天的中关村，不是在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续写出来的吗？
历史进程延续既久，人们就会淡忘源头，总以为今天的故事都是今天才开始的，很容易剪去千条支流，把历史净化到只剩下一条主航道。我们回看1998年的中关村，看到大街上挂着4525家新技术公司的招牌，看到它们把1263项科技成果变成商品，一年卖出451亿元的产品，为30万人发工资，把13亿元税款交给政府，还把4100万美元的外国资本吸引来，就容易忘记那些已经死亡的公司——它们比活着的公司还要多；我们看到有208家公司拥有千万资产，还有另外54家成了亿万富翁，就容易忘记它们连公司总数的6％都不到，至于另外那94％，都在生死线上挣扎呢。
我们曾提到，中关村的一个秘密是，这里的人们都能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但这不是唯一的。它的第二个秘密是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其中要旨，除了让好的企业迅速成长，更要让不好的企业尽快死去。
历史有时候会埋葬开创历史的人，不然它就不能前行。在经历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剧烈变化之后，没有一个中关村人还能依然故我、不改变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国内市场其实是各种观念、各种习惯、各种经济理论、各种政府政策、各种社会关系、各种人性进行较量的战场。不但到处都有知识精英，而且到处都有背井离乡怀揣发财梦想来淘金的学生、工人和农民；不但到处都有成功者的神话，而且到处都有失败者的悲歌。昨天的失败者到今天就成了英雄，而今天的英雄到明天也许就会完蛋。
产生这些变化，有个新现象是其中原因，那就是市场上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段永基在这一年写了一篇文章，里面说：中关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在此地长大的都是民营企业。相反，没有一间国有企业在中关村长大。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民间力量的崛起之时，也就是国家力量的沉沦之日。甚至那些熟悉情况的人，也不免产生这种偏执的想法。可是单就产权来看，至少到1998年为止，中关村规模最大的三家企业——联想、方正，以及段永基本人领导的四通，都不能说是民间所有。不过，中关村所有成功企业的背后都没有政府意志，这倒是真的。别看他们见了市长就点头哈腰，其实眼睛里面只有市场。世道不同了，把企业引向成功之路的，不是政府高瞻远瞩的指导方针、不是官员们空洞无物的报告，也不是挂满墙壁的奖状和称号，而是消费者腰包里的钱。
依靠为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的微机而闻名的联想集团，现在又在发布新广告。春夏之交的时候，它的第100万台微机走下流水线。对于公司来说，这比政府颁发的任何奖状都重要。经过将近2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微机拥有量已经超过1000万台，但要说到国内的制造商，还没有哪一家达到了100万台的水平。三年前联想微机达到10万台的时候，长城微机还遥遥领先呢——20万台，可是现在轮到联想了。想到这些，乔健激动不已。这�